我党在汪伪“苏浙绥靖公署驻南京办事处”中的活动

一九四二年夏天，汪伪中央在南京原国民党励志社旧址成立中央军官学校，校长由汪精卫自兼，何炳贤（陈公博的妻弟）刘启雄实际负责。同年秋天，地下党员徐楚光①通过黄埔系统的湖北同乡同学关系，打入该校任上校战术教官，并通过同事、教官陈启新，结识了黄埔系统的汪伪中将参赞武官洪侠。洪住中山东路二条巷焦园四号，徐下课后经常到洪侠家中闲谈。

当时，洪的客厅里悬挂着一幅自己书写的对联：“洪钟唤醒三千界，侠骨飘零二十年”，借以抒发自己胸中的抱负与抑郁。楚光见了赞不绝口，徐楚光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在军事上是个行家，对古诗词也颇具功力，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徐同洪侠诗词唱和，使洪为之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一天，徐楚光趁同洪侠一起吃酒吟对的机会悄悄问洪:“大哥，您洪钟侠骨、忠义高风，怎么会走上这条（徐伸手指指自己脚下，意思是说汉奸）道路？”洪听了羞愧万分，便将自己的身世遭遇推心置腹地告诉了徐楚光。

原来，洪是浙江瑞安人，抗战初期在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任体育指导（陈果夫任该校教育长，项致庄任总务处长，校长是蒋介石兼任）。后由该校保送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高级教育班学习，一年半毕业，仍返回中央政治学校任队长兼马术教官，因学校内部派系斗争，洪脾气又暴躁，被免职。这时洪的外甥女薛兰茵由上海寄来路费，叫洪回家乡探视母病。洪到家乡找不到生活出路，又到上海找薛兰茵，薛的丈夫陈光中此时已投靠汪伪，在特务头子李士群的警政部任总务处长，陈光中便保荐洪到汪伪参赞武官公署任中将参赞武官，这是一个挂名差事。洪又找一个在汪伪南京市政府当经济局长的亲戚，弄了个营业执照，在中山东路二条巷开了一爿公盛祥五洋杂货店。就在此时，原在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任总务处长的项致庄，被蒋介石派到第三战区任炮兵司令，在同日军作战中被俘，押送南京软禁在中山东路二条巷六十五号，生活拮据。洪念往日旧交，常去看望，并以所得收入的三分之一资助项致庄，项对此十分感激。一九四二年项致庄投靠敌伪，充任汪伪军委会参谋次长，成为周佛海的心腹。项也把洪侠视为知己。

徐楚光听了洪侠的叙述，一面表示同情，一面语重心长地对洪说:“大哥，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又是黄埔同学，今日委身事敌实出于不得已，不过像这样醉生梦死，苟且偷安，当民族败类的牺牲品，绝非长远之计。现在大江南北抗日志士甚多，你我身在曹营心在汉，总要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才好!”楚光一席话，说到了洪的心里。洪说:“我本为抗日军人，岂有甘心充当卖国汉奸之理？其实我何尝不想以汉奸之名行抗日之实？只是恨无门路……”楚光沉吟一会道:“你我同病相怜，情同手足，你既然吐露了肺腑之言，我倒有在苏北经商的好友，与抗日军队有点生意上的来往。不瞒大哥，我有时要贴补生活开支，也需办些货物，做点生意到苏北走动走动，若遇到机会，我一定为大哥找找门路，拉拉关系”接着徐又问洪:“只是如何能够设法取得中枢（指敌伪）的动向情况，以取信于人，却是一个难题!”洪当即向徐表示:“项致庄把我看作知己，项的秘书程仲清与项有患难之交，过去我援助项致庄，同时也援助过程仲清，程感我恩德，同我结为金兰之交，我可以从项、程二人和警政部陈光中那里得到一些中枢的动向…………”。于是以后洪在项、程、陈之处获知重要情况就及时转告楚光。

一九四四年初，汉奸周佛海任命项致庄为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二军军长，项遂把二条巷六十五号原住处作为“绥署驻京办事处”，任命洪侠为驻京办事处主任，程仲清随项去扬州任绥署参谋长。

成立了“驻京办事处”，汪伪中央军政机关有些公文信件就送到办事处转苏北绥署。洪侠请徐楚光物色一个适当的人选办理日常事务和文件收录登记工作。楚光考虑建立伪苏北绥署是为了强化反共活动，对付我军。绥署所在地扬州，地处长江要冲，是进出我新四军总部的咽喉，如能在项致庄内部站住脚，及时掌握住敌伪活动的情况，对我们是很有利的，于是决定进一步发展同洪侠的友谊。

经过考察，在一个适当的时机，徐楚光向洪侠透露了自己是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对洪进行了革命的启蒙教育。他坦率地对洪说:“我对你了解考察了一年多，对你充分信任，所以才敢暴露真情，我完全尊重你的态度:我们或者作为亲密的兄弟、朋友，保持现在的友谊;或者作为革命的同志，参加我们的秘密工作，同生死，共患难，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力量。任你选择，不要为难和勉强”。洪听了又惊又喜，说:“我过去一向对共产党有好感，共产党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彻底为人民谋利益的精神，我万分敬佩，只是找不到引荐之人，现在你对我如此信任，我肝脑涂地，万死不辞。”洪当即表示愿意随徐楚光做一名地下工作者。

从这时起，洪侠和徐楚光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楚光的行踪有时不再对洪保密，洪考虑徐在伪区行动的安全，以“苏北绥署驻京办事处”的名义开发路证给徐，把手枪借给徐，经济上支持徐。

为了从“驻京办事处”来往公文信件中取得我们有用的情报，楚光派政治交通马蕴平（化名张相群）住进二条巷六十五号，办理文件收发登记。洪把办事处的全部内勤工作，都付托给马蕴平管理。

一九四四年七月，汪伪政府设建警卫第三师，陈孝强②被公馆派陈壁君派充为该师师长。陈住二条巷蕉园六号，同洪侠是隔壁邻居。徐楚光同洪商议:警卫第三师武器精良，若能打入该师工作对我非常有用，于是洪伺机介绍陈孝强同楚光认识，后又推荐楚光担任陈的助手。不料没有几天，警卫第三师在通济门的岗哨同日本兵发生火并，打死了两名日兵，陈孝强为此事被撤职，由钟剑魂接任师长。楚光到三师任职的事也就作罢。

一九四五年二月，徐楚光又把地下工作人员乐伟平介绍给洪侠，住进办事处内，接替马蕴平的任务，而把马蕴平调出来专搞交通联络工作。

这时，项致庄已改任浙江省省长兼杭州绥署主任和十二军军长，项致庄想带洪侠一起去杭州。洪与楚光商议，楚光认为:去杭州任职，无异是项致庄对你的重用。不过，你若离开南京，党的地下工作将失去南京办事处这样一个重要的据点，对革命工作不利。于是洪也就借故推脱了。洪仍为驻京办事处主任，只是换了一个名义:“苏北”改为“浙江杭州”而已。

当时形势发展很快，徐楚光根据党的指示积极筹建南京地下武装，需要筹措一笔较大的活动经费。楚光叫洪侠想想办法，洪想起项致庄去苏北就任绥署主任时曾交代:“南京有事需要解决，有困难可以去找军委会周镐③帮助。”洪与楚光计议:乘项致庄转赴浙江任职之际，不妨利用军队调防的机会，向军委会申请调拨几辆火车皮，弄些粮食运往杭州出售，做一笔生意。于是洪侠宴请了汪伪军委会管理军运的军官们，并请周镐从中促成，事后分成拆账。结果假借“绥署军运”名义要了几辆棚车，调拨一批军粮，由杭州羊坝头老大纶的老板包售包销，马蕴平和洪侠都亲自赴杭州办理。后来除偿还周镐粮款及分成拆账外，洪将剩下的款子全部交给楚光作活动经费。

洪侠和马蕴平从杭州返回南京，已是一九四五年四月。这时汪伪中央正在频繁召开重要军事会议，各地伪军头目糜集南京，阴谋策刘蒋、敌、伪合流，对我各解放区进行清乡扫荡以做垂死挣扎。项致庄也来南京开会，会议结束，立即返回杭州布置军事行动。项临行时交给洪侠一枚私章，叫洪亲去军委会机要室领取一份绝密文件，随后送到杭州。洪领来后见文件封面有火漆加封，写明“项致庄亲启”。洪和马蕴平猜测内中定是非常紧要的文件，于是决定开拆。一看竟是一本电报密码，遂由马蕴平找到我地下工作者，连夜抄录复制。这时乐伟平也在办事处收到一份封面加盖有火漆的绝密文件，洪侠也决定开拆，从中发现一份江、浙日伪军清乡扫荡的联合军事行动计划，马蕴平交给乐伟平连夜抄录，翌日天亮，马蕴平和洪侠各带密件复制本和密件原本，分別上路。洪乘火车去杭州，马过江到淮南新四军总部汇报。

洪侠到杭州，将密件亲呈项致庄。项见密件已经开启，勃然大怒，质问洪侠为何连“亲启”的常识都没有？定要依军法办罪。洪提醒项说:“如将我治罪，作为上级长官，您也推脱不了责任。”项有感于过去的患难情谊，也怕声张出去对自己不利，只得隐忍不究，项最后警告洪侠说:“你那办事处里闲杂人员来往不断，房东刘振东（当时任浙江省民政厅长）的家属屡次向刘振东告状，你要注意。如果里面有共产党活动，我要拿你是问。”洪返回南京后立即与徐楚光密商，徐令马蕴平、乐伟平即刻转移。马撤回解放区，乐则由徐楚光介绍打入伪中央军官学校教务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徐楚光策反伪警卫第三师成功。他考虑到洪侠暗中尚有军统南京站长周镐的关系作为掩护，可以为将来的开辟局面创造条件，因此同意了洪继续秘密隐蔽下来的要求，并约定联络代号。

洪侠自一九四二年与徐楚光建立秘密工作关系后，通过各种渠道为我党我军搜集了许多汪伪中枢及各省重要情报，都及时送到我情报部门，在保护同志、打击敌人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徐楚光率起义部队走后，仍然继续同洪侠保持着秘密联系。后军统特务对洪侠产生了怀疑，对洪进行严密监视，徐洪联系方才中断。后来洪侠到了上海，与上海地下党接上了新的工作关系。

注

①徐楚光，我地下党员。一九四二年春由八路军原总参谋部派往南方日伪占领区工作，先到武汉，后转南京，打入敌人内部，先后任汪伪中央军校上校战术教官、军委会政治部（即汪伪特工部）上校秘书、陆军部上校科长、参赞武官公署参赞武官等职。一九四三年徐楚光转归新四军、华中局领导。一九四五年八月策动伪警卫第三师反正成功后回到解放区。一九四六年初又被派往上海、长沙、武汉等地工作。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在武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年底押解到南京国防部保密局。一九四八年底被杀害。

②陈孝强，广东人，原国民党二十七军预备第八师师长，一九四二年在太行山同日军作战时被俘，解送南京。因与汪精卫、陈壁君是同乡即投靠汪、陈、成为公馆派心腹。

③周镐，当时由军统派到南京来策反周佛海等人。后受徐楚光影响，于一九四六年夏参加革命，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批准他为中共特别党员，并委为京、沪、徐、杭特派员。一九四九年一月被蒋介石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