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溧高地区的公安工作

 1943年9月,新四军十六旅收复了高淳的漆桥、安兴地区,成立了高淳办事处。高淳办事处下设军事科,我由茅山专员公署公安科长调任高淳办事处军事科长。当时的军事科实际上是公安局,因在新开辟的地区把公安局的牌子过早地打出去,怕引起消极后果。军事科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公安保卫工作,同时兼搞军事工作。军事科的人员,除了我担任科长外,还有随我从部队来的张世进。这是抗战时期我们在高淳县第一次成立的公安机构。

 1943年底,高淳办事处改为高淳县抗日民主政府。军事科改为公安局,我任局长。不久,调俞征同志来当局员,公安局下辖一个10人左右的短枪班,说是短枪班,实际上还有三四根长枪。

 1944年7月,溧水、高淳合并为溧高县。原溧水县公安局局长陈国俊同志调横山县公安局工作,原高淳县公安局的人员基本上留在溧高县公安局。我任溧高县公安局局长,后任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俞征任局员。这时,短枪班扩建成执法排,下设一个短枪班,一个长枪班,共20多人。排长钱有田,班长王金山,副班长张世进。战士中至今记得起名字的有祖祥辉、曹文明、孟庆云、魏禄生、芮家顺、夏忠保。

 1945年8月,我率执法排随苏浙军区一纵队三支队(原十六旅四十六团)解放了高淳县城及附近地区,高淳县政府宣告成立,同溧高县政府并存。原溧高县公安局的成员基本上到了高淳县公安局,我任高淳县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俞征同志调溧水县公安局任局员,实际是负责人。同年10月初,公安局的全部人员编入高淳县和宣当办事处合编的警卫团,北撤离开了高浮。

 抗战时期溧高地区的公安机构是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建立和发展的,尽管建制不全,人员较少,但从1943年9月开始建立,到1945年10月北撤,公安机构一直是存在的,领导人员是相对稳定的,公安保卫工作也是坚持开展的。

 当时,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总的目标是:打击日寇、汉奸和国民党顽固势力,保卫人民利益,为开辟、发展和巩固我抗日游击根据地而斗争。

 具体来说,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进行调查研究,摸清敌、伪、顽特务谍报组织的情况。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苏南新四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相继取得了反“扫荡”反“清乡”和两溧地区反顽战斗的重大胜利,恢复了溧高地区和广郎解放区。但是,敌情仍然严重,日伪在重要集镇和许多交通要道驻有据点,尤其是日、伪、顽的特务情报组织分布各地,活动猖獗,有时还化装到我边区搜集情报,对我解放区危害很大。我公安机构成立后,首先调查了解日、伪、顽的情况,根据敌情,确立我们的对策。当时,盘踞在高淳县城的日伪特务组织有:日本宪兵司令部南京队特高课驻高淳密探队、高淳联络官出张所、日本郎溪警备队司令部情报队东坝联络站、汪伪当涂特工总站高淳组等,在溧高边区还潜伏着国民党中统、军统的特务组织。我们了解了敌人的组织情况和活动特点及其规律,就掌握了斗争主动权。

 2.利用多种渠道,建立情报网络。我们的情报来源于这几个方面:一是秘密情报组织。在中心区、边区、敌占区都建立了我们的情报站,例如,安兴区的马文宝(现名马一骏),公开的社会职业是小学教师,化名“王尔贝”,专门收集漆桥敌据点的情报,情报收集后交给何家村秘密通讯站,再转交县公安局。二是指定可靠群众、基层干部专门收集敌情。三是利用两面派的伪乡保长。当时乡保一级伪人员,除了少数死心塌地为敌人充当爪牙的以外,大多数是两面派。我们努力多做转化工作,使两面派转为心向我们的一面派,成为我们的耳目。四是做好被俘的伪人员的反正工作。例如,薛城长乐有个日伪税务所,负责人是唐麻子,开始他在那一带敲诈百姓。1944年秋,我率执法排10多人化装成上街卖菜的,从水陆两路合击了这个税务所,把3个伪人员抓到了北达乡审问。唐麻子原是个剃头匠,经过教育,他表示痛改前非,其他两人也都表示悔过自新。我们把这3个人释放了,规定给我们送情报。后来,他们从双塔转给我们几次情报。再如,上沛埠的缪宝鉴,原是个双料货,既是日伪的区长,又是国民党的区长。他家是地主,离上沛埠10多里路,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我们通过汤家桥的开明绅士陈招棣和他取得联系,开展政治攻势,晓以利害关系,约定在离上沛埠3里地的一个小村里和他谈判一次。缪接受了我方条件,其中一条,就是给我们送情报。他迫于压力,曾给我们送来几次情报,并交给我们短枪一支。

 3.严惩汉奸、特务、恶霸,为民除害。针对敌人在边区活动频繁的特点,公安局执法排经常深入到边区侦察敌情,打击敌人的特务间谍活动。1944年春,我们得到一个情报,南京有一股特务潜伏到了石臼湖边,执法排立即布下罗网,在小太平村把六个特务全部捉拿归案。经审查、证实他们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在南京与日伪特务机关相勾结,这次潜伏我边区,是为了搜集我军的情报。我们当场把这六个特务镇压了。对极少数充当敌人走狗、坚决与我为敌的汉奸,我们毫不手软,给予严惩。1944年5月,我韩村区副区长王可复带领韩村区大队宿营在和风乡的甘家村,因奸细告密,被孔镇的日伪军包围,王可复率领战士奋勇迎战,终因弹尽援绝,王可复和3名战士被俘。后经我们侦查,是和风乡伪乡长诸长坤向敌人告密的。同年秋天,诸长坤被我抓获,我们公布他的罪行后把他枪毙。对地方上罪大恶极的惯匪、恶霸,也采取镇压措施,杀一儆百。溧水白马大李乡胡德海,土匪出身,当了伪军后更是无恶不作,在地方上敲诈勒索,强奸妇女。1945年春,我们把他擒拿归案,就地枪决,为民除了一害,群众拍手称快。

 4.配合县总队和主力部队平息刀会暴乱。1944年10月,国民党溧水县党部书记李醒华勾结日伪孔镇区区长张宝钧,伙同高淳县党部书记王骥良、区长姜文辅、乡长韩志兆,策划挑动了大刀会暴乱,杀害我基层干部余小全、袁邦郎等10多人,暴乱波及蔓延到溧水的渔歌、孔镇、和风、信义、骆山,高淳的肇倩、南漪等10多个乡。策划者提出“打到东坝,迎接中央军”的反动口号,妄图搞垮我抗日民主政权。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我溧高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暴乱坚决镇压、迅速平息,但要首先展开政治攻势,争取教育受骗会众,打击暴乱的组织者、策划者,并进行了具体的部署。县大队兵分两路,一路在溧水境内由许治率领;一路在高淳境内由毛奇英、李代胜率领,公安人员全部参加战斗。我和俞征带领执法排的同志配合四十七团政委王直带的一个营,攻打了韩村、姜家。这两个地方是高淳方面刀会的总团、道场,设有刀会堂子,是姜文辅、韩志兆多年盘踞的地方。我们把这一带的政治形势、地理条件、刀会情况详尽地向王直政委做了汇报,决定各个击破。我们先把韩村打下,韩志兆畏罪潜逃,紧接着直捣姜文辅的窝巢。刀会是封建迷信组织,骨干是乌合之众,会众大都是受愚弄的群众,一有情况纷纷逃跑。当时没有活捉到姜文辅,后来才知道他藏到荷花塘去了。韩村、姜家的刀会势力被铲除后,整个韩固区的刀会暴乱也就全部平息了。

 5.开展反特斗争,巩固抗日根据地。刀会暴乱平息后,我们还集中一段时间开展了全县性的反特斗争。1944年11月,在县委、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大张旗鼓地开展反特斗争。经过3个多月的侦查破案,挖出好几起潜伏的日伪和国民党特务组织,打击了敌人的潜伏力量。例如,在溧高交界的甘戴村,潜伏了一个国民党的区分部,区分部书记叫倪守仁,公开身份是小学校长,他收集我军政情报,进行特务活动。执法排从他的住处搜出许多第三战区的秘密文件,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他供认不讳,后被我镇压。

 回顾40多年前的这一段公安工作,为什么在人员少、机构缺、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能较好地发挥公安机关应有的作用,我觉得有三点非常重要:

 1.坚持党的领导。当时我们是在同日、伪、顽进行三方面的斗争,地区分割,敌情瞬息万变,情况异常复杂。公安部门的活动都是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凡重大问题都请示县委,有的还要请示地委。公安保卫工作在当时直接关系到各级党政军机关的安全和根据地的巩固,因此,各级党委对这项工作均十分重视。

 2.坚持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当时党的对敌斗争的政策策略都很明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利用矛盾,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分化瓦解敌人,对坚决与我为敌的实行镇压。我们在对敌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党的政策的威力。例如,1944年11月的反特斗争,我们在全县乡长以上人员和开明士绅的会上,兑现政策,对坦白交代较好的丁宝树(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当场宣布释放;对态度恶劣的甘为新(石燕乡伪乡长)宣布逮捕,震慑分化了敌人。

 3.坚持依靠群众。在当年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我们能嗅觉灵敏,耳聪目明,关键是有了群众的支持和帮助。那时候党群关系、军民关系非常密切,特别是实行了减租减息以后,群众与我们更是心心相印。危急的时候,有群众为我们打掩护;情况不明的时候,有群众来通风报信;路途不熟的时候,有群众做向导;完成任务的时候,有群众来协助。正是因为有了群众的大力支持,我们才能知己知彼,主动打击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