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岂摧壮士心——共产党人王范在南京狱中的斗争

　　编者按：王范，原名张庭谱(廷甫)，曾用名张景庆、王凡等，1905年出生，江苏省如皋县(今如东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原江苏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共江苏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党组书记，省体委主任。因受林彪、“四人帮”迫害，1967年1月在南京逝世。1978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为他平反昭雪。这名优秀的老共产党员，在他坚守初心、英勇奋斗的革命一生中，1932年春至1937年8月，曾在南京度过了5年多不屈不挠斗争的铁窗岁月。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经党组织营救，无条件获释，奔赴延安。原江苏省省长惠浴宇曾以“壮士”一词，形容王范的一生，包括他的铁窗岁月。

　　1932年暮春的一天，在南京城西部，外秦淮河以西的江东门，刚建成不久的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一位身材高大、相貌英武的青年汉子，被押解入牢房。此前，他明显已遭刑讯逼供的折磨，衣衫褴褛，血迹斑斑，带着手铐脚镣，但仍双目炯炯，腰背挺直，难掩一身英气。

　　这位壮汉，就是王范。他于当年4月在上海被捕后，自称张景庆，公开身份是上海英租界巡捕，坚决不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包括自己的姓名。因叛徒并不知道他的真姓名，敌人没有证据，只得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他10年徒刑，押往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服刑。

　　这所监狱系国民党军政部陆军署军法司所辖专门监禁受到军事裁判的人员，其中1∕3以上为政治犯。因国民党反动派大批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牢房内拥挤不堪;囚粮款又被狱方层层克扣，囚饭是霉米掺稗子，菜是陈放变质的萝卜、豆芽、冬瓜，让人难以下咽。苛刻的狱方见王范身高力壮，可以挑三四百斤的重担，又只是“嫌疑犯”，就让他服苦役当厨工，挑水担菜，并给各监房送饭。牢中暗无天日。王范承受着这一切。在他的同狱难友马乃松的记忆中，“王范是条好汉，硬得很”，始终昂首挺胸，内心毫不屈服。

　　夜深人静时，王范搓摩着被铁镣磨击而疼痛不止的双脚踝，望着铁窗外，这位大革命时期入党，担任过党支部书记，参加过农民暴动、红军游击战争、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的老战士，思绪不禁回到了波澜起伏的革命岁月，回到了家乡和亲人身边。

　　血火革命年代

　　1905年6月16日，王范生于江苏省如皋县(今如东县)掘港区上漫乡一户佃农之家。因家境贫困，幼年时，好学的他只是间断地读过3年私塾便辍学了。当地佃农要将70%的收成给地主交租，他随着父母、哥哥辛勤劳作，但家中仍然一贫如洗，从小他就深切感受到农民的苦难。他天性豪爽，自幼习武，家里的石锁、石墩、扁担、门前的老槐树等，都是他练功的器械。到了青年时代，他身强体健，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受到乡民的喜爱。

　　1926年初秋，正值大革命高潮兴起之时，受中共组织派遣到如皋东乡农村开辟工作的青年地下党员王盈朝，刚到东乡掘港区下漫灶小学任教不久，首先就结识了王范，两人很快成为知心朋友。王盈朝和王范筹划办起了平民夜校，王范很快约集了数十位青年农民一起上夜校，学文化，听革命道理。他们还秘密组织了农民协会。同年11月，平民夜校结业前，王范经王盈朝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内化名张云飞，成为如皋东乡第一位农民党员。从这时起，他立下了为劳苦大众的解放和幸福奋斗终身的志向。他从此秉持革命初心，始终不渝。同年底，王盈朝奉命离开下漫灶，王范负责下漫灶党支部工作。

　　1927年4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城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1928年5月1日，如(皋)泰(兴)起义爆发，王范和其他党组织骨干根据中共如皋县委的部署，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等参加暴动，运用公开的农民协会斗争地主，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制造声势，吸引住敌人，反抗反动当局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血腥镇压。1929年底，奉县委指示，王范参与组织领导如皋东乡游击小组，在游击区坚持斗争;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在如皋正式成立后，王范将数月参与筹集并具体保管的三万多元购买枪支钱款，送至红十四军军部;同年7月，王范等党组织骨干又与红十四军所部一起，攻打江家园，击毙恶霸吴省吾，东乡一带成了穷人的天下，通海如泰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他召开了80多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健全了上漫灶、下漫灶的党组织;他被选任党支部书记。不久，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下，红十四军队伍失散，白色恐怖笼罩着通海如泰地区，叛徒带着“白狗子”，不分昼夜地挨家追捕、杀害红军指战员、革命志士，并严禁乡民收尸。王范临危受命，化装农妇去河边洗菜，口衔芦苇悄悄泅水十余里得以脱身，从此痛别家乡，经南通往上海去寻找上级党组织。数年血与火的奋斗，他的战友有多人牺牲，他始终难以忘怀;直至解放后，他都在与如泰起义时任如皋县委书记的王盈朝联系，寻找着这几位烈士的遗孤，并将唯一找到的被人领养的贺应松烈士的儿子收来培养成人，并帮助他娶妻生子。

　　话说回来，王范到上海后，举目无亲。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各级组织被敌人严重破坏，组织难寻;他干过苦力、杂役、小工等，屡因打抱不平、痛打包工头被解雇，生计无着。走投无路中，他曾给如皋东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叶胥朝写信想返回，被告知家乡环境险恶并被劝阻。一日，他见巡捕可在街上自由行走并打听情况，寻思可以此身份为掩护找寻党组织，便在1930年底凭着一身武功考上巡捕，在操班受训半年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四马路英租界总巡捕房。不久，王范与打入巡捕房的中共地下党员取得联系，九一八事变后，他经贾斌介绍，正式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当时巡捕房中共地下组织归上海的中央特科领导，共有12个支部，王范担任四马路总巡捕房地下中共支部书记。领导王范的负责人名叫张相泉，湖北人。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王范参与领导发动了租界全体华人巡捕抬着被日寇杀害的华捕田润生的遗体大出殡，举行反日游行示威、罢工、演讲;他还举枪实弹迫使到苏州河以南肆意捕人的日本特务退回苏州河以北;同时，他积极参加公开的反日同盟组织活动。王范在上海地下斗争时期，化名张拓，他对自己这一时期的斗争经历，曾用诗句“三年黑暗舒壮志”来概括。

　　铁窗岂摧初心

　　1932年4月，王范不幸在上海被捕。至此，他开始了长达5年多的铁窗生涯。

　　坚贞不屈，智斗叛徒。出卖王范的叛徒，不知王范的姓名，也不知他是巡捕房的地下中共支部书记，只知他当过红军。在巡捕房的地下刑讯室里，面对凶狠的审讯，王范故意大声叫屈，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几天后，他被引渡给南市区的上海警察局，由国民党中统特务和刑侦科侦办他的案子。敌特对王范滥施酷刑，几个彪形大汉对他拳打脚踢，给他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致使他头破血流，遍体伤痕，几次昏死过去，又被刑讯人员用冷水泼醒。即便这样，王范拒不招供。敌特无奈，就让叛徒上堂对质。王范一见叛徒，先就破口大骂：“原来是你这个混蛋诬告我!”并对提审人说：“这个家伙曾在四马路上公开调戏一个青年妇女，被我拦下来狠狠训斥，落荒而逃，就挟嫌报复。你们问问他，我除了警服上这个番号，真名叫什么?!”叛徒答不上来，狼狈不堪。敌人见审不出结果，无计可施，又不甘心释放王范，便不经公审，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判处10年徒刑，将王范转押南京，关入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在敌人的档案里，确实记载着王范到上海后的化名——张景庆，番号708，没有任何口供。

　　暗中找党，联系同志。身陷囹圄，离开了组织，王范内心始终铭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暗中寻找自己的同志。但监狱的每个监弄离得较远，不允许相互沟通，很难接触联系。监狱的政治犯中，有些也是从上海转押来的，有个叫章阿昌的，趁着在监狱洗衣房做苦役同各监房有接触的机会，经常与难友们悄悄交流情况，关心难友们的疾苦，帮助难友解决困难，告诫难友“千万不可向敌人屈服”，鼓励难友们坚持斗争。章阿昌真名张炽，是狱中秘密中共支部负责人，并设法与狱外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王范与章阿昌结识后，通过章阿昌了解了狱中一些政治上可靠的同志，还找机会调到政治坚定的中央特科无线电训练班学员陈坦等同志所在押的监房。

　　克服盲动，学会斗争。当时，王范刚经历过轰轰烈烈的红军游击战争和反日斗争，满腔热血，耿直率真，且性情刚烈。他转到陈坦等所在监房不久，望着牢房里难友们一张张被折磨得惨白的脸，焦躁地说：“这个地方我是要出去的，我一定要越狱。”他以为自己小声嘟囔，其实监房里其他人都听见了。他与同牢房难友惠浴宇见面后也说：“我们要组织暴动，和反动派拼!”当时看守就在他身后几步远，这使先于他入狱、经历过狱中斗争的惠浴宇为他的“蛮勇”吃惊。惠浴宇回忆道：“刚进中央军人监狱，许多难友都和我一样，没有坐牢的经验。斗争情绪很高，常常闹监，以为这样才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坚定性和大无畏精神，以戴镣加铐关南监独居室为荣。王范就是一个……”因痛恨狱中的非人生活，王范与同在厨房做苦工的两位难友牵头，打算暴动越狱。一天，王范把自己的棉大衣和外套送给陈坦，并告知了自己家乡的地址，说要准备越狱了。陈坦比王范入狱时间长，经过几年的磨炼，对待问题比较慎重，他向王范问清了王范等三人策划打碎洗澡池里的铁锅钻出，再在围墙上挖洞出去的越狱设想后，就一步步帮王范分析，指出在敌人层层重兵把守，并有高墙厚壁、护濠铁网严密设防的情况下，如此手无寸铁地贸然行动，遭受失败的危险极大。王范听取了陈坦的意见，及时与另两位牵头越狱的难友通气，取消了这次行动，并在陈坦等同志的具体帮助下，商量好了一致对付狱方追查的口径，拒不承认有越狱之事。由于军事犯中有坏人告密，王范被狱方加双镣关押到被称为“监中之监”的南监独居室。后经难友们抗议，王范的双镣被卸掉，放回普通监房，去做农工挑粪。就这样，经过狱中党的负责人刘宁一以及惠浴宇、陈坦等难友同志的帮助与教育，王范认识到狱中斗争的主要任务是：坚守气节，保存力量，提高自己，长期坚持，以待时机。他适应着艰难的囚徒生活，磨炼着革命意志，学习着狱中斗争规律，提高着思想水平，逐步成熟起来。

　　“铁窗大学”，特殊课堂。列宁曾说过：革命者应该把监狱当成“学校”。王范身陷囹圄的五年多，学到了任何大学都学不到的东西。他早年因贫失学，但是极爱看书学习，敬重有文化、有思想的人，他在狱中结识了同被关押的陶铸、刘宁一、刘芝明、刘顺元、惠浴宇、陈坦、陈同生、郑平、曹瑛、黄霖等多位生死与共的良师益友，向他们学习识字、阅读、算术等文化知识和有关的革命理论。经狱中斗争的组织者杨泽等难友向监狱教诲室主任沈炳铨(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后脱党，一直找不到党组织)争取，一些进步书籍、理论书籍都随着外文书被带进监狱里来。他在巡捕房的一位好友也回忆：“他在监狱给我写过一封信，唯一的要求，是要一本书。”王范偷偷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如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新生》《永生》《再生》，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以及《世界革命史话》《世界知识》《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等。他与难友们深信：革命一定会胜利，坚持多学些知识，充实和提高自己，将来出狱好为党多做工作。王范一直难忘狱中学文化、读书的经历，难忘同牢难友们对他的教授、辅导。他曾诙谐地说：“我是‘铁窗大学’毕业生。”

　　关心难友，患难真情。惠浴宇回忆道：“长期伙食差，又不卫生，体质下降，监狱里瘟疫流行。伤寒、霍乱、疟疾，肺炎……我在病中，同号子的难友冒着传染的危险竭尽全力地照顾我，喂饭、擦身、端屎端尿……王范还到别的号子里为我收集药品、食品。”王范“做了役工，他又要挑粪桶种菜，又要挑饭桶送饭，吃苦挨累且不说，还时时充满了危险，看守就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他给难友们暗中调剂日用品，给病号偷红烧肉，为各监房互通消息传递情报。在严密的监视下，他竟做得滴水不漏，几年来没有出过什么事。我清楚地记得，西安事变的消息就是他告诉我的。是他，使我们在铁窗长夜之中看到了曙光。”

　　战友牺牲，永志不忘。王范生前常常深情地怀念那些同狱的牺牲在雨花台的难友，包括因叛徒出卖，于1933年4月在雨花台就义的狱中秘密中共支部负责人章阿昌(张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每提及或是清明节去雨花台吊唁烈士，他总是喃喃自语：“那么多好同志、好战友，白天我们还一起下棋、谈笑，一起学文化、论时政，深夜就被拉到雨花台枪决了……”一语未了，这位刚强的壮汉眼中已经噙满泪水，泣不成声。调任江苏省工作后，他经常受邀为大中学生及运动员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经常在家居南京市宁海路68号与相邻而住的刘顺元同志和来家里看望的老战友们忆往昔、话当年，经常给自己的三个女儿讲在南京狱中牺牲的烈士故事。他从没有忘记过去，他的革命初心一如既往。

　　重回党的怀抱

　　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为抗日救国，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下，同年9月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此前，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过程中，共产党代表多次要求国民党释放一切政治犯。

　　1937年8月18日，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驱车至晓庄附近的首都反省院，向被押政治犯作政治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报告。当天，周恩来查阅政治犯名单后，要求立即释放夏之栩、王根英、张琴秋。反省院院长说：张琴秋是顾祝同寄押在这里的，必须有他的签字才能释放。后经夏之栩提议，用正患重病的熊天荆调换。于是，三位女同志当即被释放。夏之栩出狱后，向周恩来汇报说：“我们仅仅了解女牢的情况，男牢那边不清楚。男牢有一位张景庆，是嫌疑犯且做厨工，经狱中党组织考察为我们的人，他跟难友接触多，了解情况也多，把他放出来就好办了。”同月，王范被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营救出来。

　　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设在南京市傅厚岗66号(现青云巷41号)、高楼门29号(高云岭29号)。8月下旬，中共中央指派李克农到南京，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王范出狱当天，就要求恢复党的组织关系，并接受了党组织分配的工作。

　　王范为组织上提供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政治犯名单，并负责随车接出被释放的政治犯。那些敌特看他经常乘吉普车往返接政治犯出狱，才清醒过来：“这个嫌疑犯原来是个真正的共产党。”

　　在李克农的领导下，王范与刘宁一、刘顺元等同志一道，负责接待、审查被释放的政治犯，以及还未释放政治犯的出狱交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一般我方开具10个政治犯名单，一次只救出7至8人，然后我方继续交涉。从8月下旬开始，监狱陆续放人，出狱同志被安排在鼓楼一带的旅馆、浴室，一直持续到10月份。

　　西流湾1号也是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的住处。当时，夏之栩、钱瑛、王鹤寿、刘宁一、刘顺元、喻屏、王范等同志住在那里。他们生活很简朴，五间屋子，两头两大间，男、女各住一间，中间三小间是公用的，有一间是厨房;几个男同志睡地板，两人合盖一条被子，王范与刘顺元抵足而眠。住在西流湾时，王范负责买菜，办事处请了一个厨工为大家烧饭做菜。

　　办事处的同志负责对获释出狱人员的审查甄别，并根据狱中表现做出鉴定。王鹤寿、李克农为王范做的结论是：“坚定、精干”，“表现坚决”。

　　11月下旬审查工作结束后，办事处分批撤往武汉。王范改名换姓，跟随李克农等同志，辗转去往延安，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来源：《南京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