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师北去乾坤转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贯彻向北发展方针的历史贡献

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军部报经中共中央批准，其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在距日寇封锁线约30里、距国民党军第四十师仅10里的溧阳水西村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领导第二、第四团，新编第三、第四、第六团，江抗总指挥部，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及苏南地方武装，共14000余人。12月，江南指挥部成立了统一的地方党组织——中共苏皖区委，建立了苏南抗日民主根据地。从此，苏南敌后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军事上、党的领导体制上成为统一整体。虽然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存在时间不足一年，但新四军、地方党政组织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共同抗击北敌南顽，克服艰难险阻，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向北发展方针，于1940年7月8日，江南指挥部及所属主力北渡长江，为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乃至华中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强的基石，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北进决策

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五四指示”中即提出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敌后游击战争发展的不同情况，确定了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其后，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周恩来于1939年2月23日到达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与项英、叶挺等共同确定新四军行动方针。周恩来认为，新四军驻地的南面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防区，有十多万重兵驻扎，而且日本侵略军尚未向浙赣线进攻，那里仍然是国民党的统治区，新四军是不可能向南发展的，应该是向南防御，在当时条件下策略地提出了“向南巩固”的方针；而东面已经是日军占领区，日伪军已经占领了大、中城市及交通沿线，新四军应该到东线去抗战，从日本侵略军手中夺回失地，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于是提出了“向东作战”的方针；而新四军在华中抗战最有发展希望的地方，则是江北，即皖东、苏北，特别是苏北地区，所以确定了“向北发展”的方针。最后，形成了完整的“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具体行动方针。这一方针，和中共中央所决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决策是完全一致的，其核心是向敌后发展，向北发展。

新四军一、二支队及其之后组建的江南指挥部坚决执行了这一战略决策。1939年初，一、二支队再反“扫荡”中先后发起水阳、横山、官陡门、东湾、延陵、上下会、五台山、狸头桥、元庄等战斗，予日伪以打击；4月10日，陈毅令一支队老二团一、三营去丹北协同管文蔚挺进纵队解放扬中及江北大桥地区，作为北上跳板；另一部进入丹金武地区逐步向东面长滆地区发展。5月1日，决定老六团以江抗二路名义，从溧阳竹箦桥东进，在武进南戴溪桥与江抗三路会合，组成江抗总指挥部越过沪宁铁路进入澄、锡、虞和苏、常、太地区，东进前，陈毅向叶飞交代任务：一要发展队伍，二要搞到武器装备自己，三要筹集款子，一句话就是人、枪、款。东进部队连续血战黄土塘、夜袭浒墅关、进击上海虹桥机场，开创了东路抗战新局面。

1939年11月7日，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等在重庆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商谈，一致认为新四军只有坚决而秘密地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华中为我党我军最重要的生命线，我党我军不控制华中不能生存。并在军事上派八路军主力两万余人南下。已进入华中敌后的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和与持不同意见同志的讨论，也认为苏北是当时华中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是我军的战略突击方向。他致电中央提出，首先向东发展，向西防御，完成发展苏北然后再向西解决皖北的问题，并建议以苏北盐城为东进的联络点，从华北八路军抽调一个纵队南下与皖东北的新四军汇合东进，建议苏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会师苏北。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发出，要求“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陈毅、粟裕坚决拥护和赞同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认为“向北发展”已到了时不我待的程度，应当采取更有力的措施，

二、军政协同准备北进条件

一是建立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跨长江向北发展的有利趋势。1938年9月，在新四军一支队活动地区成立了中共苏南特委。在新四军二支队活动地区，1939年7月成立了中共苏皖特委。为配合新四军向北发展，1939年10月，在江北成立苏北特委。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苏皖区党委，统一领导三个特委。我党的地方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从零开始，遭受破坏的党的组织开始重建。一批老党员恢复了组织关系，回到了党的怀抱。在斗争中，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加入了党组织。党的群众基础日趋巩固。1939年12月19日，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江南建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苏皖区党委领导下，苏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将各地原先成立的自卫委员会、抗敌动员委员会等群众抗日团体，充实改造为代行政府职能的领导机关。1940年3月，苏皖区党委与江南指挥部党委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结束后，江南指挥部将苏南全区划分为4个游击区，即：丹北地区（长江南、京沪铁路北、江阴西）为第一游击区，茅山地区（京沪铁路南、溧武路北、京杭国道东、丹金路西）为第二游击区，南京周围之江（宁）句（容）溧（水）当（涂）地区（京沪铁路南、京杭国道西溧武路北）为第三游击区，芜（湖）、当（涂）宣（城）之大官圩、金保圩地区为独立游击区。是时，苏皖区党委还颁布了《为坚持江南敌后抗战之政治纲领》，号召全江南人民团结一致，共同为坚持敌后抗战，创造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准备反攻力量，收复失地而奋斗。

二是派先遣队伍渡江北上，为开辟苏北创造有利条件。1939年11月11日，陈毅、粟裕致电丹阳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命第四团团长陶勇、政委卢胜率团部及第二营协助护送二李的弹药经扬中去江北。14日，陶勇、卢胜率部渡江，护送陈玉生的一个连，偷越几道封锁线，经丹北到宜兴，领到了弹药。护送弹药的任务完成后，陶、卢所部即以“苏皖支队”的名义，进入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叶飞奉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之命，率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原新四军第六团）由东路撤回扬中，与管文蔚率领的丹阳挺进纵队一部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下辖4个团：由“江抗”第二路改编为第一团，“江抗”第三路改编为第二团，原挺进纵队第一、第四支队合编为第三团(该团于1940年2月与陶勇的苏皖支队合编，仍称苏皖支队)，原挺进纵队第二、第三支队合编为第四团。1940年1月，江南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派挺进纵队第一团、第四团渡江北上，向江都吴家桥地区发展。同月，管文蔚率领挺进纵队(一部)攻占扬中之后到达江北，开展游击战争，为以后新四军东进、北上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是为夺取苏北抗战领导权，以坚决斗争求得地方实力派让步。新四军要坚持和发展苏北抗日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必须从消极抗战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手中将苏北抗战的领导权夺过来，同时必须做好地方实力派的工作。陈毅认为李明扬、李长江二李是“苏北地区最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是我方与国民党顽固派的中间力量，争取他们的中立，是解决苏北问题的关键”。本着“灭敌、联李、反韩”的统战方针，陈毅曾三进泰州城，会见李明扬、李长江，希望他们同新四军携起手来，团结抗日，共同发展。

1940年3月21日拂晓，韩德勤趁新四军淮南路东主力赴路西作战未归之际，调集10000兵马，分3路进攻新四军第五支队后方机关所在地——半塔集。3月22日，陈毅获悉后立即电令叶飞率新四军挺进纵队主力5个营由吴家桥地区西开增援。半塔集保卫战歼灭顽军3000余人，打开了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局面。不久，分别建立了天长、盱眙、来安、嘉山、六合、高邮、仪征、甘泉等8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江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渡江北上赢得了准备时间。6月28日，李明扬、李长江出动13个团大举进攻郭村新四军挺进纵队。30日，挺进纵队与前来增援的陶勇苏皖支队发起反击，击溃李明扬、李长江部3个团，迫使二李部全线溃退。7月2日，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发起反击，歼二李3个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郭村自卫战，将郭村与吴家桥两个地区联成一片，是新四军立足苏北、进取苏北的奠基礼。陈毅后来回顾说:“在华中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就有了黄桥。”

三、排除干扰胜利完成北进任务

1940年春，项英提出江南指挥部移驻皖南加强军部的力量，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军部时，南下浙、闽。4月21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在直接发给中央的第一份电报中不同意项英的主张，明确建议“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直到海边”。5月2日，陈毅、粟裕又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电，认为，“目前新四军的弱点是不集中，没有主力，因此也不能在自卫原则上争取主动，……皖南部队企图在友方进攻时长征闽浙，这个企图是不可轻视的”。确实，苏南与皖南最大不同点，苏南是敌后地区，国民党军队不敢去，即使去也是少量的。真正摩擦起来，新四军未必吃亏。皖南非敌后，皖南新四军处在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的三面包围之中。国民党顽固派也说：“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以当时新四军兵力来看，实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可行的策略是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一旦两处会合，身处敌后，东进北上，纵横驰骋，纵然与顽军摩擦，也有全胜的把握。

不久，中共中央于1940年5月4日给东南局《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中，批评了项英同志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的右倾观点。中央再次强调“西起南京，东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责成陈毅同志在苏南传达这一指示。次日，中共中央电示项英、陈毅，要求“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

陈毅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即于5月中旬召开团、县以上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研究拟订了贯彻实施的具体计划，作出向东发展的部署。5月17日、19日和27日，由陈毅以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的身份3次致电中共中央和项英，促请军部及皖南主力速移苏南。可是项英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以种种理由不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北上江北和东移苏南的指示。

1940年6月上旬，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冷欣指挥国民党第六十三师、第四十师形成对新四军苏南部队的包围，并公开进行反新四军宣传，企图阻止江南新四军主力渡江北上。6月15日，陈毅当机立断，急电中共中央，认为“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损失”，“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18日，陈毅命粟裕指挥新四军新四团、新六团在茅山脚下的西塔山附近发起反击战，击溃尾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冷欣部两个团，接着又巧施“金蝉脱壳”之计，引诱前来“扫荡”的日军和顽军打了几个小时，为江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渡江北上赢得了准备时间。

陈毅、粟裕向中央报告移往苏北的决定后，即指挥江南指挥部及所属北上部队离开水西村移驻茅山。6月28日夜，陈毅由扬中过江，赶往苏北郭村；粟裕组织机关、部队随后跟进。7月8日，粟裕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暨第二团、新六团等部近2000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突破日伪军的几道封锁线，胜利北渡长江，到达江都吴家桥、郭村地区，与先期到达的管文蔚的挺进纵队、陶勇的苏皖支队会合。当天陈毅在苏北给中共中央中原局发报称：“目前，江南一支队已渡江会合，江南指挥部已陆续渡江，造成我军争取苏北发展的良好环境。”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北渡并改称苏北指挥部后，苏南经重新充实组成以罗忠毅、廖海涛分任正副司令的新的二支队司令部，统一苏南抗日武装的指挥，并以邓仲铭、罗忠毅、廖海涛三同志组成苏南军政党委员会，邓仲铭同志为书记，统一领导苏南的军事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