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他们讲述1945年充满着喜悦与荣光的胜利时刻

一生戎马壮志酬 4位老兵忆峥嵘

　　曾几何时，中华大地狼烟四起，一批优秀青年慷慨赴国难，几百万中国军人血洒疆场。

　　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记者辗转采访了4名还健在的抗战老兵，与这些卫国英雄一起追忆那段峥嵘岁月，听他们讲述1945年充满着喜悦与荣光的胜利时刻。

　　史乃：“抗战胜利之时，我感到非常自豪”

　　史乃，1927年出生在江苏启东。抗日战争期间，亲眼目睹了家乡遭受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和日本鬼子的践踏蹂躏。1944年，还在读高一的史乃，经党组织介绍参加苏中公学，走上了跟着共产党抗战到底的革命道路。

　　史乃清楚地记得，当年11月，粟裕率新四军主力7000余人、地方党政干部和部分苏中公学毕业生南下，与战斗在苏南的新四军6师16旅会合，组成苏浙军区，下辖4个纵队，粟裕任司令员，“我作为苏中公学毕业生随队南下，成为苏浙军区第1纵队基层战斗连队的一名干部。”

　　史乃所在的1纵队，是在新四军老二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支部队长期在苏南坚持敌后抗战，奋勇杀敌，威震江南。他告诉记者，抗战期间，新四军老二团一共打了560多次战斗战役，共歼敌48000余人，当地群众称其为“威震江南敌胆寒”的老虎团。特别是1945年8月，又收复了被日伪军占领的溧水、长兴、安吉、郎溪、广德、扬中等城镇，歼灭了大量日伪军，成为苏南对日战略反攻的第一个战役。

　　“抗战胜利之时，我为能够投身这支英雄的部队，参加这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尊严，抗击外敌入侵的伟大斗争感到非常的自豪。”史乃坚定地说。

　　季凌：“听到日本投降签字，电台房间里全部沸腾了”

　　“1940年，新四军一路从江南打到江北，到了启东。这一年我12岁，已经读初中了，看到布告就去参加了新四军。”季凌告诉记者，当时自己身体很好，是校足球队队长。入伍后，加入了战地服务团做宣传。一年半后，前往抗大学习通讯技术，从此一生和通讯结缘。

　　季凌笑着说，“当时条件艰苦，电台都是稀缺物品，就是宝贝，一般不会深入战场。相对于在前线作战的战士们，负责电台的通讯人员能得到最新的消息，这是通讯人员的优势。”

　　1945年，季凌正在浙江电台工作，每天各个战区的最新战况都要从这里传播出去，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签字的那一天非常凑巧正好是季凌值班。季凌告诉记者，平时他们报务员就有坚持听当时国民政府中央电台也就是南京电台的习惯，“当我将频率调整到中央台，耳机里传出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当时电台房间里全部沸腾了，大伙把手中的东西全部都向上抛去，还有不少人按捺不住兴奋跑了出去，挨个房间奔走相告，为了这一天，我们战友们等得太久了!”

　　冯宗尧：不想打内战，抗战胜利后当了“逃兵”

　　“我父亲是个清朝秀才，48岁生的我，家里两房就我一个独子，按理说，我家这个情况是不会让我去当兵的。”昨天，97岁的抗战老兵冯宗尧对记者说。

　　然而，抗战爆发后，冯宗尧从江苏宜兴老家逃难到湖北公安途中，差点被日军的炸弹炸中。他又从公安逃难到重庆，亲眼目睹防空洞洞口被炸塌，五六百人差点被闷死。

　　“到处一团糟，满大街都是尸体。我跟父亲说我要去当兵，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缺，没想到父亲居然同意了。”冯宗尧回忆道。

　　1942年，冯宗尧从黄埔军校18期毕业。面对亡国之痛，19岁的他毅然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在经历了多场出生入死的战斗后，幸运地活了下来，后随部队回到广西南宁。

　　不过，聊起抗战胜利后的经历，冯宗尧却直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所在部队要被运到东北打内战，大家都无心恋战。我‘临阵脱逃’回到了重庆找自己的家人。”冯宗尧自我调侃他的“逃兵”身份。

　　张修齐：“我是历史亲历者，让年轻一代牢记是我的职责”

　　张修齐，1921年生于南京。1937年，16岁的张修齐弃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15期。从军校毕业，他投身抗日前线，跟随步兵部队，在浙江萧山与日军对峙，阻止日军渡江南下。1940年回到长沙，1941年9月，身为步兵迫击炮营的一排长，他参加第二次长沙会战，守卫长沙。

　　“会战中，我曾被日军炸弹击中身负重伤，与我关系最好的战友被几名日军用刺刀捅死，而和我一起参军的50名同学，最后仅剩十几人。”忆起往事，今年99岁的张修齐一度落泪。

　　张修齐说，回忆那段历史，也是重温一个民族在危难之时奋起抗争的坚守与勇气。虽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国家、人民有难，作为军人，就要勇敢地顶上去，让国家不受苦，人民能过上好日子。

　　“抗战胜利的时候，我是历史的亲历者，让年轻一代牢记这段历史是我的职责。”张修齐反复强调，“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述，让后辈懂得和平的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加强历史教育，在提高警惕的同时，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