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时期南京中央大学地下党支部的活动

发布时间:2020-09-18 14:03 来源:南京党史

  1930年暑期,南京党组织执行“立三”路线,准备暴动,遭到残酷镇压,南京中央大学的地下党支部也遭到破坏。中大支部书记黄祥宾和党员李林泮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我和郁永言、钮长震三个党员因暑期返乡,未曾遭难。此后我们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仍在不断阅读马列书籍,并与进步同学展开讨论。

  1931年春,当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日益深重的危机时,我写了一篇论文《今次的世界经济大恐慌》,发表于三月号的《时事月报》上,文中指出:帝国主义企图为摆脱其无法解决的持久危机,必将掀起重新分割殖民地的大战,而早被他们垂涎的中国,则将首先遭受他们的掠夺;因此全国人民应不分党派,团结起来,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战斗。这为我们在以后“九一八”时期从事抗日救亡工作起了一定的论作用。

  1931年秋季开学后,中大学生会进行了改选。当时学生中主要有三派:一派是倾向“CC”系的学生,他们组织了“新生社”,曾请陈立夫来校演讲过,他们为多数同学所鄙视;一派是倾向改组派的学生,他们组织了“极光社”,表现出要求改革的姿态,其中也确有一些比较进步的同学,所以当选的学生会干事,多数是该社的成员;还有一派是倾向进步的同学。当时我和姚同樾、潘滨(潘企之)、李贻萼(李一凡、李竹如)等经常叙谈,要求革新校政,颇为许多同学所注意。因此,我和几个进步的同学也被选为干事。至于国家主义派等,力量很小。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大学生会迅即组成了抗日救国会,开大会,发通电,举行游行请愿,展开了抗日救亡运动。9月28日,同学们去外交部质问时,怒殴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这在当时是非常轰动的新闻。

  这期间,一位姓刘的共青团负责人来找我谈话,他批判了李“左”倾路线的错误,分析了“九ー八”事变前后的形势,谈了文化界的一些问题,要求我在中大建立团支部。我根据他的谈话,写了一篇分析“九一八”事变的文章,发表在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副刊上。同时,我结合郁永言、钮长震、潘滨、姚同樾、李贻萼等,建立了中大共青团支部。

  有一天,我们听说国民党“要人”正在中大新建礼堂内开大会,于是集合许多同学前去请愿。蒋介石出来站在礼堂门外的石阶上,赌咒发誓地保证要收回东北失地,说:“要是收不回,你们可以砍我的头!”但他同时却又厉声喝止同学提出“请求政府出兵抗日”的要求。对于他的空口保证,同学们当然不能满意。

  为了准备抗日作战,救国会把全校同学编成义勇军,每天进行操练。那位共青团负责人老刘要我们积极参加军训,以便团结群众,学习作战本领,必要时从事武装斗争。不久,学校宣布照常上课,军训就停下来了。

  10月初,老刘有好些天未来联系,我们估计他已被捕。姚同樾向他兄弟谈起此事,他的兄弟(在南京中学上学,是党员)把我们的情况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几天以后,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老王(王善堂)和交通员吴春恒(吴越,中大艺术科新生)来找我联系重建中大党支部,我们全体团员转为党员,推我任支部书记。开支部会时,老王经常来报告党对时局的看法,提出今后的工作方针。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老章(即李耘生)也曾和我们同去栖霞山一带,讲述国内外形势,指出国民党政府梦想依靠国联来制止日本的侵略,只能造成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国联组织调查团来中国,只不过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图谋宰割中国的一个步骤。他要求我们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和国民党政府丧权失地的罪行,团结进步同学,发展党的组织。老章和我们叙谈过两三次,后来他改任南京特委书记,就没见过他了。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小施(施其芦),也曾由老王和吴春恒陪同,来和我们商谈过两三次有关抗日工作等问题。

  为了发展进步力量,我们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吸收了抗日运动积极分子何汉吾、黄舜治、李石峰等同学加入。我们支部和反帝同盟分别编出了壁报,刊载校内外新闻报道、国内外形势分析以及一些爱国诗歌、杂文等,借以宣传我党对时局的主张和进步思想。两份壁报在中大校门口的布告栏内贴出后,阅读的同学很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大抗日会负责人袁其炯,是中大“极光社”的头头,他积极投靠汪精卫,对抗日运动取消极态度。在日军侵占吉林时,我们于中大体育馆召开全校同学紧急大会。会上,李石峰报告了日军步步入侵、国土不断沦丧的消息,揭露了袁其炯丢下抗日工作、企图凭借同学力量来谋取官职的勾当。同学们听后很气愤,经过热烈讨论,改组了学生抗日救国会,推选了汪楚宝(汪季琦)、我、李石峰、黄舜治、何汉吾、王枫和其他几个同学为干事,决定发表时局宣言,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组织工作。我们组织了支援东北义勇军的募捐队,到校外去募款和散发抗日传单。在这前后,我们把经过斗争考验的汪楚宝、李石峰、黄舜治、何汉吾等同学吸收入党,另有杨启柱、狄幽青(狄超白)、常伦等也先后入了党。中大党支部很快发展到近20人,并由黄舜治负责联系王枫、胡济邦、屈伯川、陈明达等反帝大同盟盟员。中大的革命力量壮大起来了。学生救国会设在中大办公楼对面的一座矮平房里,我和黄舜治、何汉吾等常住在里面。因为救国会干事多数是党员,所以我们的支部会议有时也在这里召开。

  12月上旬,各地爱国学生陆续来到南京,进行请愿和示威游行。5日,中大同学听到北京大学学生示威团在街上示威时有很多人被捕的消息,就集合一些人前去营救,被反动军警殴伤多人,逮捕数人。中大救国会立即召开全校同学大会,汪楚宝任主席,我做记录。同学们对于国民党的凶残行径非常愤慨,有人甚至喊出了“打倒蒋介石”的口号。最后大会决定举行示威游行。这时,我根据党对时局的主张,拟了几句口号:“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回东北失地”“释放被捕同学”“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等。我把写着口号的纸条交给汪楚宝逐条宣读,同学们热烈鼓掌通过。

  会后,全体同学整队出发,走到办公楼前时,几个同学上楼向秘书长郭心崧索取国旗和校旗。因郭阻挠游行,引起冲突,他被打得嘴角出血。于是同学们举起“中大示威团”的大旗,浩浩荡荡前往街头游行示威,高呼口号,群众向我们热烈鼓掌表示支持。我们的队伍赶到卫戍司令部后,由抗日会干事进去要求释放被捕同学。谁知对方的几个军官竟企图把他们扣留。我趁对方不备,迅即潜出门外,向同学们报告了情况,同学们立刻冲进去。那几个军官在群众愤怒的威势下,都吓得溜走了。于是,我们几个抗日会干事和大队同学高呼着抗日口号回校,到校已是晚上了。

  这次游行之后,各报记者都到中大救国会办事处来采访消息。我们决定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由我和一位善于辞令的同学主持。在会上,我们揭露了当局镇压同学抗日的事实,阐述了我们的抗日主张和为促进抗日运动而采取的行动。我们还解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要求他们和我们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救国。次日,全校教职员工召开会议,邀请学生代表去报告最近情况,我代表学生救国会前往会上发言,我先对老师们的爱国行动表示了敬意,然后报告了我们的抗日主张和最近事态发生的经过。许多老师都对我们表示关怀和支持。

  正当抗日运动高涨之际,校内的国民党党部却把救国会干事中的几个国民党员找去谈话,同时暗中散发了一份无头传单,把未被找去谈话的其他干事都列为共产党员。这显然是反动派想破坏学生抗日运动的一个阴谋。但在传单中,他们把一个无党派的干事也说成是共产党员,这表明他们并未掌握真实情况。因此,我们并不害怕,照常进行抗日工作。不过,当中大校长朱家骅因阻挡抗日运动而被迫辞职后,却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而由蒋介石自任中大校长,这说明国民党政府要对学生抗日运动进一步实行镇压。

  这段时间,每当学生召开大会、举行示威游行或招待记者等前后,支部都要随时开会,汇报情况,分析事态,讨论工作。

  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民抗日的暴行,进一步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12月15日,北平学生500多人到外交部去质问,捣毁了办公室内的物件和四辆汽车;接着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质问,捣毁了收发室和会客室,并与出来接见的“党国要人”和军警发生了冲突。

  12月17日,因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喉舌《中央日报》在社论中辱骂爱国学生“蠢如豕鹿”,京、沪、平、济等各地学生万人联合举行了总示威。大家先去中央党部质问,可是中央党部的铁门紧闭,门外有军警多人警戒,同学们不禁怒火中烧,把大门上的“党徽”和传达室、警卫室靠马路的玻璃窗全部捣毁。随后学生又到珍珠桥畔的中央日报社去质问,因门窗紧闭,有部分同学硬冲进去,这时,在四周布防的军警竟用木棍、刺刀实行野蛮的镇压,许多同学受伤,大批同学被捕,上海文生氏英专学生杨同恒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七”珍珠桥惨案。

  当时,我在抗日救国会的工作很忙。我起草印发的一份传单中有斥责“新军阀”“勇于内战而不抵抗外敌”的言论,受到了些国民党员的质问。为防万一,我提议支部书记由党性较强、比较隐蔽稳重的李贻萼接任,以便更稳妥地进行秘密工作。

  19日下午,化学系的一位进步助教杨允植告诉我,他听说警察厅的黑名单中有我的名字,因而劝我避避风头。我请钮长震代向组织请假后,就经上海返乡。1932年1月中旬,我回到中大。这时,外地学生早已被国民党军警押送离京返校。我到校后参加了一次支部会,市委书记老王报告说,南京兵工厂发生了一次大爆炸,炸毁了反动派用来“剿共”的军火等等。支部会上决定出一期壁报,由我负责。我把那些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消息、呼吁人民起来抗日救国的评论以及进步书刊的介绍等,写成短文,编成壁报,贴在校外的墙上,让过路的人们都能看到。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南京各界群众都纷纷行动起来,

  积极支援淞沪抗战。这时,中央大学校内正式组成了义勇军,我和钮长震、姚同樾、何汉吾、李石峰、杨启柱等留校的同志都参加了,连同其他同学有20多人。我们每人领到一支枪,接受作战训练,练习实弹打靶,随时准备到前线去抗敌。我们当时决定,如果日军打到南京,我们就去找游击队,打游击战。后来我请何汉吾去联络金陵大学等校的救国会负责人,希望继续开展全市性的抗日救亡工作,但对方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胁迫,态度冷淡。我们曾召集校内的工友开会,希望工友们认清敌人,起来从事抗日和反压迫的斗争。但由于我们没有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因此,未能在工友中发展党的力量。

  数周后,吴春恒同省委巡视员小施来找我。因为王善堂等已经好久不来联系了,所以我们猜测军委老石(路大奎)和老王老章可能已经被捕。翌日,施、吴去找部队中的同志时,也被捕了。我和何汉吾就以中大学生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写了一份公函给卫戍司令部,要求放被捕同学吴春恒,但被驳回。约过月余,我接到上海寄来的一封信,信封上的笔迹与插在传达室信插里的好几封信的笔迹相同。我想,这些信一定是省委寄来的密件,因此把它们全部收了下来。信上写的尽是有关商业往来的事情,我用水浸、火熏都未能显影,又不便请教别人,为防被敌人搜去,只好全部烧毁。当时形势险恶,但我和钮长震、杨启柱、何汉吾四人,还是组织起来,联络一些同志,开展了一些抗日活动。

  1932年4月,中大刚开学的一天夜里,我、钮长震和刚回学校的汪楚宝、黄舜治四人,被特务带着宪兵分别从宿舍里逮捕。在卫戍司令部看守所里,我见到了老章、狄幽青、刘健(蒋天佐)、笪移今等同志。后来知道早先被捕的路大奎、王善堂等已经叛变,致使南京和苏州、无锡一带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直到1933年春,新到中大担任职员的葛春霖和被保释复学的汪楚宝等参加了中共南京特别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后,中大才又重新展开了党的活动。

  更正:作者为杨晋豪

  来源:《南京党史资料》

【责任编辑:赵雅琦】
分享到
  • 新浪微博
  • 微信好友
  • QQ好友
  • QQ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