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曹壮父

　　曹壮父烈士，湖北阳新人，1926年毕业于南京河海工程学校。他是南京早期党员之一，与他同时期的党员还有宛希俨、乔心泉(又名乔德仁、四川人)、吴致民(湖北人、东南大学学生)、段翰笙(贵州人，东南大学特别生)、陈兴霖(徐州人东南大学学生)、邹渭清(四川人，东南大学学生)和李汉甫(江苏人，广州中山大学南京附中女生指导员)等。

　　我当时名袁家镛，在东南大学地质系读书，1925年“五卅”运动中经曹壮父和乔心泉两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支部派我负责南京学生工作。壮父借给我一本德国作家博治德著的《通俗资本论》，并告诉我说:“要好好学习这本书，它会帮助你理解《共产党宣言》”，我很感激他那种同志兼兄长的亲切关怀!从此，我每天挤时间躲在蚊帐里偷偷地阅读这本书，越读胆子越大，后来甚至把它带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去读。只要在上面压上《地质学》或《古生物学》的厚本书，就可以满不在乎地阅读和摘录。说也奇怪，壮父同我原来都是读理工科的(他读河海工程学校，我则同地质学、古生物学打交道)，却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生越来越大的兴趣。主要原因是他帮助我理解了许多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问题。

　　1926年春天，在支部领导下，我们利用东南大学收发室的墙壁宣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展开了关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国民革命的大辩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响应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当时公开站在对立面的有“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3月，在夫子庙贡院内举行的孙中山逝世纪念大会上，我们和国民党左派联合起来同右派争夺大会的领导权，从唇枪舌剑发展到大打出手。紧接着，在中山陵奠基礼上，又发生了一场斗殴，侯绍裘被反动派打成重伤住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东南大学体育馆举行抗议北洋军阀段祺瑞制造的“三•一八”流血惨案的集会上，体育系的“国家主义派”学生首先发难，大打出手，会场一片混乱。由于我们在大会上的宣传，得到广大群众的响应和支持，因此，我们的同志能够在混战中安全地撤出，而“国家主义派”学生则陷于孤立，在东南大学几乎成为过街的老鼠。

　　1926年秋天，壮父同我都毕业于各自的学校。经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同志谈话后，我们都被派到徐州从事迎接北伐军的工作。壮父到徐州国民党左派名人顾子扬和滕仰支创办的私立徐州中学任辅导员，同时，他还负责拥有3000余群众的徐州地区红枪会的领导工作。他每月要有两次到距城五华里的巫家花园去出席红枪会的积极分子会。红枪会的首领外号马大脚或马嫂，擅长武术。壮父每次出席会议，都由共青团市委叶梦兰(二女师的)同志陪同前往，有时我也去参加会议。在壮父参与领导下，红枪会按师进行了整编，除拥有红缨枪外又新增添了从山东军阀的散兵游勇中缴夺的长短枪200余枝。红枪会名义上是师的编制，实际上都是种地的农民、乡镇贫民和少数的手工业者。马大嫂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这支队伍经壮父整顿后，建立了分散的小队操练制，增强了战斗力。当时我在徐州北关外省立第十ー中任史地教员，作为我的公开身份;同时我还在东关车站铁路工人支部任指导员，每两周参加一次会议。这个支部共有11位同志，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强烈要求参加北伐军。在学生中，共青团的工作很活跃。团委负责同志，一位是叶梦兰，另一位是张曙时，他是小学教员，患有肺病。梦兰家是城内开中药店的，她的工作能力很强，1927年初，她曾赶到武汉找壮父和我要求工作。

　　1926年12月，山东军阀张宗昌率军南下占领徐州，壮父工作的私立徐州中学被军队包围搜查。由于事先得到消息，壮父跃上屋梁，揭开屋瓦，将文件藏在屋顶，然后自己只身逃到大观园浴堂，与我们会面，共商对策。两日后我们回到上海。

　　壮父同我回上海后，组织上立刻通知壮父搭轮船去武汉报到。亦农同志先告诉我去潮汕，临行时，又说武汉来电要人，要我马上搭轮船赶往武汉。当船过武穴时，从座舱跑出来9位同志，其中就有壮父，大家都很高兴，不约而同地高唱起国际歌来。

　　轮船尚未靠岸时，岸上立着一些男女青年，他们一个劲地向我们挥手。我同壮父一眼就看到，在欢迎的队伍中有陈孝先(武汉政府警卫团政治指导员)和王天民(即壮父的恋爱对象，后来与壮父结婚)。下得船来，我们就立刻被领到各个报到处去了。壮父被天民领到军委，我被孝先领到叶挺二十四师师部。3天后见到壮父，他换上中山服，夹着一个公文包神采奕奕，据他说他暂时留省委工作，不久可能回到部队。

　　由于湘区同志未到，我被派担任十ー军第七十团政治指导员，协助团长戴戟工作。团部设在靠宾阳门蛇山抱水堂下左旗营地。工作是早上向列队士兵作时事政治报告，每星期一主持总理纪念周并向部队作有关国内外形势和我们任务的报告，而最有意义的是做连队的士兵工作，特别是建有秘密党支部的连队。

　　1927年1月中句，在武昌阅马场欢迎北伐军总司令，我在列队欢迎的黄埔第五期队伍中，见到过去在成都的几位同学，我小声地向他们问起总司令的情况，一位同学直言不讳地悄声说：“老蒋，两面派!”不意被壮父发现，他赶紧拉我一把，并说:“回去再谈，不要忘记是国共合作嘛!”这说明他对政治的敏感和执行政策的坚定。

　　1927年4月，汉口江岸人山人海地聚集了武汉三镇的工农兵学商各界群众，他们以暸亮的歌声欢迎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英国工会主席汤姆森和由肖三同志的苏联爱人率领的邓肯跳舞团来为北伐军慰问演出。在江岸群众大会的第二天，壮父来左旗找我谈话，同时接到军委电令，我奉命随同壮父出师河南，参加第二次北伐。曹壮父这时担任湖南军队第卅六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吴致民任总务科长，李庆华(原东南大学数学系学生)任组织科长，我到部队后担任宣传科长，并在湘区李杰同志调来前兼任秘书。

　　4月中旬的一天，在汉口可容两万人的“血花世界”游乐场召开了北伐誓师大会。大会是由军委和工会配合召开的，大会主持人是领导有名的汀泗桥激战、胜利进占武汉三镇的叶挺同志和武汉工会主席向忠发。会场四周，楼上楼下到处挤满人，不但座无虚席，连走道都站满了人，真是盛况空前。这次誓师大会还结合庆祝收回汉口英、日租界的胜利，广大群众兴高采烈，热血沸腾。壮父同主席台上各军军长、师长和政治部主任坐在一起，满面红光，表现出激越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心。

　　第二天，壮父和师长唐哲明率领二师全体官兵坐上了带有20节车厢的闷罐车向河南进发。火车经过广水到鸡公山前面爆发了周村战斗。进军驻马店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国民革命军北伐，到处张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等标语。同时，利用唐哲明同吴佩孚旧部魏益三是保定军校同学的关系，壮父带着唐师长的信件，只身前往策动了魏益三起义。壮父在部队中善于做统战工作，这是他在胭脂山军委工作时在恩来同志的言传身教中虚心学习来的。他襟怀坦荡，虚怀若谷，知人善任，和同志关系密切，既有坚强的党性，又有兄长的风度，对同志胜过良师益友，深得同志们的爱戴。

　　当队部进驻郑州时，即传来武汉政局动荡不安和西北军冯玉祥可能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徐州会议等消息，同时郑州出现了武汉政府要员的小轿车，据说其中还有代表我党的张国焘。第二天，在郑州车站准备欢迎从潼关来的冯玉祥西北军时，碰见西北军中的同志，他们也向我们打听武汉的政局，同时也议论冯蒋徐州会议的可能性，以及对新局面的估计。

　　当晚(5月23日)6点，在福音堂大院内可容2000人的大礼堂召开军政工作党员大会，听党中央代表彭泽湘同志传达党中央的紧急决定。泽湘同志开头简要说明武汉不稳定的形势后，接着就说明为了劝阻冯玉祥去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徐州会议，接受了冯玉祥的条件，就是把河南全部权力交给冯玉祥，立即撤去打倒军阀、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等标语，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立即南返，并限5日内全部让出河南地盘给西北军。事实怎样呢?在北伐军尚未全部撤离时，冯玉已迫不及待地出席蒋介石的徐州会议去了!

　　泽湘同志的报告，激起众怒，群情愤慨(但由于是党中央的决定，大家虽内心不服，也只好为功败垂成而沉默饮泣)。每个同志都怀着愤愤不平的心情，随车南返。第三天车抵湖北境内邻近河南的广水，壮父率领二师政治部进驻福音堂。在壮父主持的师政治部兼党委的扩大会议上，决定壮父和秘书李杰先赶回武汉，由我代主任兼秘书工作，总务科长吴致民同志除负责总务工作外兼任武汉办事处与二师师部的通讯联络工作。宣传科干事陶英同志任科长接替我的工作。5天后，才从内交通得到壮父告知的消息，弄清了彭泽湘报告中所说的鄂西夏斗寅叛变和长沙发生的许克祥的“马日事变”等真实情况。支部根据壮父来信指出的革命胜利中出现失败的问题展开了大讨论。争论的结果，同后来回到武汉听壮父传达的中央结论比较接近，即主要原因是中央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没有重视抓军权和建立自己的武装;其次，是对新军阀勾结帝国主义缺乏认识和警惕，没有吸取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在第二次北伐中，没有把农民运动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7月底，二师政治部才接到军委的调令，立即撤回武汉，进驻靠近汉阳的硚口，并准备撤离部队中的同志。在壮父指导下，我们撤离同志和安排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但也出现一次短暂的危机。一位保管文件的同志不慎，将支部研究撤离同志的记录本锁在办公室抽斗里，被一个中尉宣传干事李书城弄到手。他在准备向唐师长告发前，偷偷地找组织科长李庆华(秘密党员)商量要不要上报，李以沉着的态度劝其将记录本退回原处，以免追查，引火烧身。当我同壮父在“血花世界”附近茶楼上商讨退出同志的工作安排时，李庆华赶来将他骗到手的记录本交出，令人为之一惊。壮父立刻回师部向唐师长推荐将李书城提升为少校宣传科长，以满足他想升官的愿望，而我们的同志也免遭了灾祸。壮父在处理问题时就是这样的多谋善断!我们9位同志全都撤离二师政治部后，还有3人等待安排工作。为此我赶到壮父常住的交通旅馆去找壮父，看见他的爱人王天民同志(宜昌团委书记)也在座，经她告知，壮父已调省委任第一副书记。正在我们一同研究同志们的工作安排时，乔心泉同志风尘仆仆地从外面走了进来。他带来一个好消息，说中央派他同诗人肖三担任联络员，给武汉同志送来一批上海钞票，中央准备派160名从部队撤离的同志到莫斯科学习。名单上不仅有我，而且还指定我率领几位青工同志去上海集中，并指定壮父是选送学生的三人小组中的武汉负责人。这样，我们研究安排同志们的工问作题就迎刃而解。他还告诉我们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我们南京老战友中有名的大姐陈君起和几位同志从武汉回到南京后，不幸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惨遭杀害，并被装入麻袋投进秦淮河!

　　在我去上海前，壮父叮嘱天民同志照顾我的爱人胡懿君，并同我做了一次临别谈话，他要我努力学好革命理论，尽早回来共同战斗。分手时，他又告诉我：时局多变，他可能随省委撤到鄂西打游击。壮父怀着满腔的战斗激情送别我和心泉同志。我领着两位青工同志(记得一位名华连贵)，搭轮赶到上海。10月中句，我们乘苏联货轮，经海参崴，于十月革命节前赶到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1928年夏，从武汉来的张念训同志以沉痛的心情告知我，天民和懿君以及在无锡工作的乔心泉同志英勇牺牲了。壮父则率省委同志们向鄂西撤退，参加开创鄂豫皖苏区的战斗。听说，壮父后来不幸被捕，在武昌牺牲。

　　虽然这已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历史回忆，但壮父那种忠于党，忠于人民，襟怀坦荡、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高风亮节，经常萦回在我们心中，经常激励着我们要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忘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