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0年南京地下党工作的一些情况（一）中共南京晓庄支部

刘季平

　　我在南京工作时间很短，从1928年夏季至1930年5月只有将近两年时间。对党的工作只了解部分情况，中间又曾短期被派到别处两次，所以所知甚少。不过尽管如此，现在回忆起来，觉得仍有不少应该重视的重要经验教训，值得好好回顾一下。我认为，现在要概述1924——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从1928年至1930年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的地下工作历史，似乎可以划分为1930年4月底以前和以后两个阶段。这以前，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是比较正确的，这以后，主要是在合并党和团的组织，成立红五月行动委员会以后的几个月内，就越来越陷入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终于使党在那年夏秋准备南京暴动的期间，遭受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惨重牺牲。中共南京晓庄支部我在南京，起初只是中共晓庄师范学校支部的一员，只能略述这个支部的成立和若干工作情况。这个支部是在1928年夏季成立的。那年春季，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招收了第三期学生。其中有由江苏如皋师范学校及浙江台州地区各校转来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十来人，我和石俊、马晓天、汤藻、马名驹等同志，就是由如皋师范一同转学来的共产党员。叶刚、徐一冰、郭凤韶等同志是由浙江转来的。当我们的组织关系转到中共南京市委后，就在晓庄学校建立了党和团的支部，先由我担任支部书记，后改由石俊同志任支部书记。这个支部由于在其后一年多内又先后由北平、湖南、福建、河南等地转来了几个党员，并逐步发展了一些新的党、团员，便日益扩大成为当时南京比较活跃的地下党组织之一。这个支部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在中共南京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分析晓庄环境，商定工作方针。当时我们对于陶行知先生把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改为“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有何不同，还没有研究;对于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中十分重视平民大众，特别是占全国人口最大多数的乡村农民，注意发挥包括广大青少年儿童在内的大众的创造性，并且身体力行、认真发扬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对于他在整个思想中这种已在一定程度上超过旧民主主义、具有不少新民主主义思想因素的进步性，还没有认识。我们只看到他强调“锄头革命”，不谈无产阶级革命，强调教育救国，不谈政治斗争，就简单地认为他是改良主义者。不过，我们已注意到了：在蒋介石背叛革命，使全国人民处于白色恐怖统治之后，在国民党的首都，他不但没有跟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去反共、反人民;而且为了要彻底改造旧传统教育，毅然决然脱离高等学府，放下架子，赤脚下乡，与农民同甘共苦，抱定决心，要培养100万个乡村教师，办100万所乡村学校，进而改造100万个乡村。我们还特别注意到了：在晓庄学校那个小天地里，同南京城里的空气大不一样，同许多旧学校也完全不同。我们这几个共产党员虽然仍然只能处于地下，却比较可以无甚拘束地发表意见，进行活动。

　　因为陶行知先生不仅从不干涉大家的政治思想，相反，对师生中好些不满或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言行表现，还采取放任态度，甚至做些幽默的解释。因此，我们一方面认为他是改良主义者，另一方面又认为他是自由主义者。这样，市委就指示我们，现在不要反对陶先生的改良主义，要利用晓庄的自由环境，打击反动势力，发展革命力量。 晓庄学校的绝大部分师生，都是由于相信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而来的，但是除去我们共产党员外，还有少数人有着不同的党派关系，国民党只有几个党员，正式成立了一个属于国民党江宁县党部领导的晓庄区党部;国家主义派人数不详，没有成立公开组织。我们对这两种人进行了分析比较，觉得国家主义派危险较大，因为他们有一个不太小的头目叫杨效春，担任全校生活指导部主任，掌握学校的教务与训育大权，实际地位仅次于陶行知先生，他的活动能力又比较强。国民党区党部的负责人是晓庄学校第二期学员方与严，原属国民党改组派，但却没有跟着汪精卫背叛革命，仍然保持着相当浓厚的原国民党左派情绪，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颇为不满，同江宁县党部的关系也貌合神离。另外，就当时校内校外不少人的思想情况来看，如公开提出反对国家主义派的号召，不仅容易被接受，而且有可能争取到若干同情分子，比过早公开反对国民党好办。于是，市委就指示我们，首先要集中力量，发动群众设法赶走生活指导部主任杨效春;对国民党区党部则采取先进行分化，再逐步搞臭的方针。我们全都照办了，工作十分顺利。当我们利用壁报、会议及个别谈话等方式批驳国家主义派的谬论及杨效春的一些言行时，不仅获得不少同学的赞成，还得到了生活指导部另一负责人张宗麟先生的支持。连国民党区党部的方与严也发表了一次演讲，说杨效春有帝王思想，写一个“国”字都要在四方框框里特意写上一个“王”字。对于此事，陶行知先生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没有加以干涉。这样，到那年冬天，杨效春就不得不自请辞职，离开了晓庄。国家主义派在晓庄学校也就从此未能再抬起头来。至于国民党，我们则想了些别的办法，一方面和方与严个人交朋友，把他和其他几个国民党员区别开来，争取他继续向左转(后来到抗日战争期间他终究脱离了国民党，加入了共产党)，另一方面，则利用各种机会，设法削弱国民党晓庄区党部的影响，没有轻易提出其他过高要求。不过由于当时国民党在全校大部分师生中本来就不得人心，所以也曾一再发生过一些使他们很难堪的事件。例如，晓庄学校房屋很少，国民党区党部却要独占一间作为办公室，在门口挂上牌子，而又经常锁着门，大家有意见，就在商得方与严个人同意后把它改成了公用房屋。晓庄校内各宿舍都公推一人为村长，规定外来客人如要留宿，一定要先报告村长。有一天，国民党江宁县党部有一位官员没有预先报告村长，就擅自住在校内，夜间巡逻队就把他叫了起来盘问了好久，直等到方与严来加以说明，才放了他。还有一次，蒋介石游览燕子矶，恰好那天生物学家秉志(农山)先生在燕子矶头给我们生物组的同学讲课，秉志先生不但不肯回避，而且在蒋介石一行人经过那里时，还横眉冷对，照讲不误，根本没有理睬他们。陶行知先生听说后也只哈哈大笑了一阵。这事当时我也在场，是亲眼所见的。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支部对于陶行知先生好些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的号召，都采取了积极响应的态度，同时利用这些机会做了不少工作。例如陶先生决定成立生物组，建立生物室，我和石俊同志都积极参加了。并且除一般生物课程外，还根据秉志先生的建议，组织了一些比较生动的教学实验活动，如特请一位挖草药的老人多次带领我们出去采集草药标本;特请一位捕蛇专家多次带领我们出去捉蛇，捉回来进行培养、繁殖。这样，就吸引了包括晓庄学校附设的劳山中学学生在内的好些同学经常来看看，谈谈。从而，在实际上把生物室变成了我们支部在校内秘密活动的一个重要联络点。陶先生在大路边佘儿岗办了一个中心茶园(即茶社)，作为开展农村文化活动的基地;又在学校附近及和平门、中山陵园等处先后开办了好几所中心小学，我们支部就派了一部分同志前往参加。如经常派人到中心茶园说书;抽出汤藻、马名驹等同志到陵园小学等校担任教师，以便尽可能把茶园和小学都变为我们开展群众工作的基点。此外，由于当时南京附近的社会秩序不太安宁，陶先生有意发起成立晓庄联村自卫团，我们支部也想趁此机会试着搞点武装，就积极建议和支持陶先生抓紧进行。陶先生和冯玉祥先生的私人友谊很好，恰好那时国民党政府的军政部长是冯玉祥的老部下鹿钟麟，冯、鹿对此事也都很赞成，很快拨发了几十支步枪和几箱子弹给晓庄学校，把这个联村自卫团正式建立了起来。并商定由武术教师韩凌森先生担任总指挥，要我担任副指挥。在联村自卫团正式成立的那天，冯玉祥先生还亲自来校举行了授枪仪式。由于我们在上述情况下，采取了既慎重又积极的态度，利用各种机会，做了诸如此类的一些工作，我们在晓庄学校的政治影响就日益增大了，和陶行知先生及全校大部分师生的关系也处得比较好。加之在这一期间又有几位共产党员先后由各地转来，如从湖南转来一位陈佩之同志，从北平转来一位胡尚志同志，从福建转来一位廖履冰(女)同志，还从河南转来过一位同志(名字已记不清)。此外，我们还陆续培养教育、发展了一批新的党员和团员，如后来在福建省科委工作的陆维特同志(党员)，后来牺牲在雨花台的袁咨桐同志(团员)、姚爱兰同志(女，团员)等。这样，到1929年冬季为止，就一共有了共产党员10多人，共青团员10多人。像晓庄支部这样的情况，在那时的南京地下工作中并不是个别的。仅仅就我于1930年初调到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工作以后所了解的部分情况来看，就有10多个相当坚强的党或团的支部。其中有的是战胜了国民党的屠杀和破坏而千方百计保存下来的;有的是经过艰苦工作而逐步恢复和整理起来的;有的是重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和记洋行支部，浦镇铁路大厂支部，东方中学支部，五卅中学支部，中央大学支部，金陵大学支部，印刷工人支部，黄包车工人支部等。甚至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军队里面，还有由我们市委军事委员杨子庄分工联系的国民党某宪兵连支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支部以及在国民党首都警察厅下面的警察支部，等等。这些支部的组织活动都相当健全，一般都能保持每周或每两周开会一次，每次会议都有相当认真严肃的固定议程，多半是先由联系人报告政治形势，接着由支部汇报检查最近一段工作，然后商讨安排下一段工作。各个支部的同志基本上都能经常团结和联系一两个或两三个较可信赖的党外群众。他们除有时参加我们一些进步活动外，有的还能在某些方面给我们一些或大或小的支持与帮助。例如中央大学就有一位同学特别借给了我一枚中大学生证章，并且帮我在他们宿舍里安排了一个床位，使我既能在中央大学自由出入，有时还能住宿在他们那里。大革命失败以后，从1928年到1930年初，在反动势力十分强大的国民党首都，采取这样的方针和方式方法做工作，对于像陶行知先生那样的教育家采取团结合作的态度，甚至同没有跟汪精卫一同反共的原国民党左派分子方与严也大胆交朋友，把他和其他国民党反动派区别开来，究竟对不对?我在当时认为是对的，现在仍然认为是对的。我国地域辽阔，情况复杂，敌我力量对比和群众基础强弱都悬殊，革命斗争的方式方法，应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在有的地方，既有比较好的主客观条件，又有雄厚的群众基础，当然应该高举革命红旗，坚决实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可是在南京这类地方，总的来讲固然要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背叛革命的斗争，但在具体活动中，则显然只能采取隐蔽工作方针，尽力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并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为发展革命势力多做一些艰苦细致的工作。以上工作都是在市委的领导下进行的，市委执行的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可惜这时南京市委的领导人叫什么名字，我一直没有问清楚，也不了解他们在那以后的情况和下落。但我一直对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

(编者按：1929年7月至1930年初南京市委书记为夏采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