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1930年南京地下党工作的一些情况（二）1930年春季工作

　　1930年初，市委决定调我到市委宣传部工作。当时的党中央和江苏省委已经一再指示各地党组织，要争取公开活动。所以我一参加市委工作就碰上了这个问题。

究竟应该怎样开展公开活动呢?市委研究了一下，决定首先学习上海的办法，先从学校方面入手，布置各个有条件的学校支部，尽快发动群众，成立南京自由大同盟。这事在起初并不太难办，因为在各支部周围都早已各自争取团结了一小批赤色群众。所以在不久以后就确定了一个日期，让几个学校支部的同志以组织春季旅游为借口，各自动员一部分群众，集中到晓庄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山头上，正式组成了南京自由大同盟。市委也同时指定了几个同志,在同盟里面建立了我们的党团组织,要我担任党团书记。可是在自由大同盟成立后，我们依然还只习惯于在原有的小圈子里进行一些秘密联系，不敢也不懂得怎样更大胆地开展公开活动。市委为此专门介绍我去上海，找早已成立的上海自由大同盟了解情况，结果也没有能学到什么好的办法。

这样，市委又决定进一步让下关和记洋行支部打头阵，公开发动蛋厂工人起来同英国资本家进行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劳动时间。原先以为这个支部的党员略多一些，支部书记邓定海同志在厂里有些威信，又兼任市委委员，能力较强，比较容易打开局面，谁知英国资本家和国民党黄色工会早已勾结得很紧，我们刚刚发动了一小部分群众，就遭到了他们的联合抵制，而且他们完全蛮不讲理,一面公开禁止工人活动,一面组织一些特务打手捣乱，甚至殴打我们的骨干积极分子，造成有名的“四·三”事件。

在这样的情形下，市委又更进一步做出部署，发动城内外除军警以外的各支部，动员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支持和记洋行工人的斗争。恰好这时又有一艘日本军舰停泊在下关码头上，所以就商定了两条公开发动群众的主要口号：一是反对英国资本家压迫工人，二是反对日本军舰停泊下关。示威游行的日期定在1930年4月5日，并规定在那天上午8时以前先到中央大学操场集合，再整队出发。这次游行的动员、组织工作进行得还算顺利，有组织的参加人数一共有五六百人，规模虽不太大，公开口号也只着重于反帝，却仍然大大触动了国民党当局。他们一发现我们的队伍，并弄清我们要游行到下关去，就很快下令关闭通往下关的挹江门，不许出城去。我们当然不肯停止，立即找到城门口守警的负责人进行说理斗争，说理不行，更引起公愤，气得有的同志激动起来，抓住他打了一顿。双方僵持了一个多钟头，才逼得那个人拿出钥匙，打开了铁锁，让我们队伍出城去。想不到这样一来，事情闹得更大了。因为他们把城门关闭了那么久，阻断了出入交通，弄得城内城外都拥挤了很多人，我们又在城内群众中做了些宣传动员，所以城门一打开，城内群众就跟在我们队伍后面涌了出去，从而又带动城外群众也一齐跟在后面涌向下关，原先只有几百人的游行队伍就扩大成万人以上的长龙。这就更加吓坏了国民党当局，赶快关闭了和记洋行的前后门，并在屋顶上架起机枪，如临大敌。因此，等我们队伍行进到和记洋行时，已经无法进去，只能挤到洋行旁边的煤炭港码头上，把那个大广场挤得满满的。而这些群众又多半是盲目跟来的，不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不仅国民党没有想到，也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是这次游行的总指挥，简直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只好接受部分同志的建议，先呼着口号，绕和记洋行游行一周，再把原先的队伍分成10多个小组，向在场群众进行宣传。没有想到我们的人数太少，一分散到人山人海的广场上去，就再也未能全部集中。最后，只勉强集中了一部分人，到江边去对着日本军舰呼了一阵口号，就各自分头回去了。

但这事并未到此为止。由于在整个有组织的队伍中有100多人是晓庄学校的师生，多半赤脚穿草鞋，特别显眼。而那时又正逢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反蒋的所谓扩大会议，国民党内部即将爆发新的军阀混战。蒋介石误以为这次示威游行是陶行知先生勾结阎、冯等人为破坏其后方秩序而搞起来的，加之他又早已知道晓庄有一个武装自卫队，便很快派了一个连到晓庄学校去，断然宣布封闭晓庄学校，通缉陶行知先生。其实晓庄学校前往参加游行的人虽然不少，却完全是我们党的晓庄支部进行动员组织的，陶行知先生既未干涉，也未过问。当然，陶行知先生对于我们的这次行动也可能有些同情。蒋介石除估计错误外，还显然和他的反动本性及已往积怨有关，才乘机下此毒手的。但不管怎样，把这事归罪于陶行知先生总是一大冤案。有人不了解真相，说当时陶行知先生住在城里，接连派人送了3封信来指挥了晓庄师生的行动，那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在事先是市委分工联系晓庄支部的知情人，当天又是那次游行的总指挥，我完全可以证明，这事和陶行知先生无关。

来源：《南京党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