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之一，是位南京籍烈士

　　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红岩魂广场，有一座由中国侨联、重庆市侨联敬立的归国华侨烈士纪念碑，这是为纪念曾经囚禁和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归国华侨而建的。纪念碑上刻着叶挺、罗世文、周均时、朱念群等八位归国华侨革命烈士的名字。

　　朱念群，《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之一，是牺牲在重庆白公馆看守所的南京籍烈士，被敌人用电刑和十字镐残忍杀害。直到1983年，他的家人才知道他已经牺牲的消息。烈士没有儿女，多年来南京的亲属一直十分低调，导致烈士的故事不太为人所知。“七一”前夕，烈士的侄女联系上本报，讲述叔叔在南京生活、求学，走上革命道路，和敌人英勇斗争的动人故事。

　　为民减负被豪绅排挤  百姓送他“万民伞”

　　在秦淮双乐园小区一栋老式居民楼里，记者见到了朱念群的侄女朱慧娣。她从书柜里取出一叠厚厚的旧资料，其中有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86年的《党没有忘记他们——红岩英烈（下）》，因为年代久远，书册已经有些发黄。书中收录了不少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位英俊的年轻军官，穿着戎装，意气风发。照片下写着：朱伯屏，年十七。通讯：南京四条巷25号。

　　“这是我的叔叔朱念群17岁从警官学校毕业的照片。”朱慧娣动情地指着照片告诉记者，叔叔1912年出生在南京，原名朱伯屏。“上世纪20年代，我的祖父朱梓臣在南京市区太平路经营小古董和家具。我父亲家中兄弟姐妹四人，叔叔排行老三。他打小品学兼优，6岁读私塾，12岁插班入中华路实验学校读书，后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1928年考入浙江省警官学校速成班第一期。1930年毕业后，叔叔被分配在浙江省余姚县梁弄区任警察局长。”

　　这样一位年少得志的“天之骄子”，原本不愁富贵荣华。然而，骨子里的正义感和同情心，让他屡屡站出来，为贫苦大众发声，与社会不公做斗争。余姚是个富饶美丽的鱼米之乡，但劳苦大众却深受土豪劣绅的盘剥之苦，常常食不果腹。“叔叔看在眼里，十分气愤。他把富商、豪绅们召集起来，要求他们为老百姓‘减负’。商绅们看他年轻气盛，又没有后台，并不把这名年轻的警察局长放在眼里。”朱慧娣说。

　　有一次，十几名商绅聚集在商会，把朱念群“请”过去，气势汹汹地要求他说清楚“为什么把我们管得这么严”。年仅18岁的朱念群，毫无惧色，腰佩手枪，“单刀赴会”。他义正辞严地说：“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驳得商绅们哑口无言。这期间，他与中共地下党员沈孟养交往密切，并一起到农民群众中开展工作，支持当地农民协会与土豪劣绅的斗争。

　　不久后，由于商绅们的激烈反对，朱念群被调离梁弄区。临行前，当地老百姓十分不舍，集体送了他一把“万民伞”，上面印有“素仰型韶”四个字，表示对他的爱戴。

　　弃暗投明奔赴延安  被捕后英勇越狱

　　1931年，朱念群先后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北平国民大学。在北平国民大学，他一边刻苦学习，一边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当时一些著名的进步人士，如萨空了等人在此任教，他们对朱念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33年，朱念群回到南京，随后去了杭州，在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处特别党部任干事，西安事变后调安徽省保安处特别党部任干事。抗日战争初期，调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干事。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朱念群坚决反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毅然脱离国民党，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不久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春，朱念群打算重回国民党统治区进行革命工作。可是刚到西安，他就被胡宗南部以“私通中共”扣留，关进西安集中营。1940年被送到重庆郊区战时青年训导委员会所设立的集中营。特务对这位从延安回来的“神秘人物”十分感兴趣，想从他的口中捞取重要情报。他们问朱念群，为什么去延安？共产党给过什么任务？回来想干什么？朱念群均拒绝回答，他斩钉截铁地说：“我没有什么可说的，随你们怎么办吧！”

　　“我的舅舅汪文华当时在重庆电信局做事，听说伯屏出事后被抓了，便以‘排查线路’为借口，冒险去集中营探视。他看到的情景是，叔叔被打得遍体鳞伤，眼镜的一只镜片没有了，一只眼镜架子也坏了，只能用粗线穿着挂在耳朵上。”朱慧娣说，即便如此，叔叔依然没有屈服，凭着自己在警校学习的本领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他暗暗观察环境，筹划着越狱行动。

　　集中营周围设了铁丝网，还有特务看守。1942年初春的一天清晨，大雾弥漫，朱念群觉得机会来了，便趁着浓雾爬到铁丝网边，从事先观察好的一个缺口爬了出去。铁丝网挂住了衣服，牵动了警铃，卫兵发现后连连放枪。在枪声中，朱念群穿过马路，顺着坡崖滑到江边，爬上一只小船，逃出了敌人的魔爪。他找到之前保外就医的难友，两人商量后，决定从云南去缅甸，再经印度、伊朗，绕道去苏联。

　　在申请办理出国护照时，朱念群把自己的名字从“朱伯屏”改成了“朱念群”。他对同行的难友说：“我在延安看到，共产党做什么事都讲群众路线，为群众谋福利；而国民党办事却专搞裙带关系、部属关系，不忘私利。我取这个名字，就是要学共产党念念不忘群众的意思。”

　　再次被捕敌人放枪威胁  他毫无惧色

　　朱念群一心想经缅甸逃往苏联，可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海路被封锁，他几经周折到了印度加尔各答，又历尽千辛万苦，跨越沙漠，横穿印度、巴基斯坦，最后到了伊朗首都德黑兰。这里临近里海和苏联高加索。“叔叔曾在这里写信告诉家中亲友，他打算寻找机会，翻越高加索山脉，进入苏联去莫斯科。”

　　不幸的是，1944年春，朱念群在伊朗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发现，他们勾结英帝国主义者，以“第三国际分子”的罪名将他逮捕，并将其挟持回重庆，关进了五云山集中营。

　　“刚被押进集中营后的‘犯人’，都要剃光头，换‘囚服’，入列听训。叔叔坚决不从，说，‘我抗日无罪，为什么要穿罪犯的衣服。’他蓄着长发，始终穿着被挟持回国时的一身单衣，从春天直到深秋，冷得瑟瑟发抖，却坚决不肯穿棉囚衣。”朱慧娣说。

　　在这里，朱念群受尽折磨，但他决不屈服。“敌人用板子把他打得皮开肉绽，送进厕所单独关押，甚至将他关在‘站笼’里，使他既不能坐，更不能躺，两脚浮肿，头昏眼花，还不时用铁钎子打他。即便如此，叔叔依然拒绝‘受训’。”朱慧娣说。

　　敌人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们为朱念群专门排定了一个“课程表”，由教官陪他在露天的院子里放风，然后“单独训导”。朱念群很快识破敌人的阴谋，宁可一个人关在黑暗的禁闭室里，也不愿意配合。敌人又想出了“美人计”，找来年轻漂亮的女子陪宿，也被朱念群骂了出来。

　　黔驴技穷的敌人，想出了最后的“绝招”。“他们把叔叔和其他3人绑赴刑场，枪声响了，2人倒下了。叔叔和另外1人却安然无恙，原来敌人想用假枪毙威胁他们。可叔叔依然毫无惧色，让敌人气急败坏。”朱慧娣说。

　　装疯迷惑敌人坚持斗争  惨遭电刑毒手

　　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将朱念群诬报为“神经病犯”，于1945年将他转押贵州息烽监狱。1946年，又将他秘密押到阴森恐怖的“魔窟”重庆白公馆看守所。

　　著名的长篇小说《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敌人眼里，他是一名整天围着石榴树跑步的“疯子”。实际上，他是一位忠贞不屈、忍辱负重的共产党员。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利用疯癫痴傻的伪装，与敌人展开了有勇有谋的斗争，最终完成了地下党布置的越狱计划。

　　“华子良的原型人物，一位是韩子栋，另一位就是朱念群。”昨天，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厉华告诉记者。在白公馆看守所内，有两位难友表现得异乎寻常。一位是常在院坝中赤脚跑步，准备越狱的“疯老头”韩子栋；另一位就是终日在牢房静坐面壁，看似古怪疯傻的“神经病犯”朱念群。他们年复一年地装疯卖傻，迷惑敌人，以便寻找时机，和敌人斗争到底。

　　“敌人让韩子栋给叔叔送饭，他发现叔叔的眼神并不是真的疯傻，而是装出来的。于是好心提醒叔叔，要按时吃饭，保重身体。”朱慧娣说，此后这对难友心照不宣，暗地里相互关照。

　　1947年8月，韩子栋趁着跟随看守外出挑担的机会，逃出虎口，回到了冀鲁豫解放区。9月13日晚，朱念群等3位同志被敌人残酷杀害。“朱念群牺牲得非常壮烈。”厉华说，当时敌人把3人押解到杨家山气象台下面的一栋房子，将他们手铐相连，固定在椅子上，然后残忍地接上电线通电。不料电压太低，未能立即将3人杀害。丧心病狂的刽子手操起十字镐，残忍地将朱念群等人活活打死，现场脑浆迸裂，惨不忍睹。朱念群牺牲时仅有35岁，没有儿女。

　　朱念群英勇牺牲的消息一直鲜为人知。“1950年，我的父亲朱天铸写信给重庆有关部门，查询叔叔的下落，但杳无音讯。”朱慧娣说，直到1983年9月，重庆当地的展览馆来南京找到父亲，他们才知道叔叔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1983年10月15日，中共四川省委和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朱念群为革命烈士。当年11月27日，朱天铸和过继给朱念群的朱慧清，应邀参加歌乐山烈士陵园举行的悼念烈士仪式。韩子栋见到朱慧清，拉住他的手连连说：“太像了，太像你父亲了！”

　　“我们全家都深受叔叔的影响。父亲也是一名老革命，但他从来不要求组织的特殊照顾，全家过着清贫节俭的生活。父亲在考棚小学当校长时，学校基建，他连工地上的砖都要亲自数清楚，一块也不能少。”朱慧娣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为烈士后代，她要把叔叔这段感人肺腑的革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