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维发

（1905－1945）

　　郑维发，男，湖北红安人，1905年，生于一个贫农家庭里。自幼父母双亡，从小就在地主家中帮工、放牛。1926年，郑维发在家乡参加红军组织的赤卫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任红四军十一师排长、区警卫营三连连长、游击队队长。1937年，调任红二十八军政委兼军长高敬亭的警卫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支队连长、营参谋长、东乡区医院政委。1940年，调入江苏省六合县（现为六合区）工作，先后任县军事科长、副科长、马集区副区长兼区大队长、县总队副兼方山大队长。

　　1932年7月，国民党八十九师围剿大别山红军创建的根据地，时任游击队长的郑维发率领游击队配合红二十五军在打鼓岭与敌激战一天，歼灭了大批敌人，缴获长短枪55支，机枪13挺。在以后的一次反“围剿”中，郑维发不幸被捕，敌人逼他交枪，供出同伴，他以带敌人找同伴为名，将敌人诱到一处20米高的悬崖边，以宁死不屈的精神跳下悬崖，虽幸免于难，但身负重伤，被当地群众发现救出。伤好后，他回到队伍，继续与敌作战。1942年5月下旬，盘踞在马鞍山的日伪军百余人，在日军小队长田中率领下，越过屏山，窜至周营，大肆抢掠。时任马集区副区长兼区大队长的郑维发刚好带领区队驻在周营东北面1.5公里左右的方大营，闻讯后即率领区队百余人，在秦超领导的县教导队30余人配合下，痛击敌人。郑维发向来以作战勇敢、机智善谋闻名。他根据敌情，亲率两个排正面冲向敌人，派一个排从东屏山迂回侧击。正在周营抢掠的日伪军猝不及防，慌忙向屏山逃跑。一阵猛烈射击后，日军小队长田中和两名伪军当即倒地毙命，伪自卫团长赵连祥吓得昏迷不醒，屎尿直流，被人抬回后大病一场，最后辞去了伪自卫团长之职。从此以后，郑维发威名远扬，使驻在城周围的日伪军闻之丧胆，再也不敢越过屏山。郑维发英勇善战的事迹也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1944年9月，中共浦六工委改建为中共六合县委、六合县人民政府，郑维发调任县总队副兼方山大队长，使威震南北的浦六工委武工队如虎添翼，驻六城、瓜埠、东沟、横梁一带日伪军更加惶惶不可终日。1945年1月11日，方山大队在郑维发的率领下，在内线配合下，一枪未鸣，全俘了驻娄子庄伪自卫团王广元部和汪伪警卫师一个班，13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掷弹筒2个、步短枪100余支。扫清了新四军二师和六师地下交通线的障碍。

　　1945年2月初，方山大队侦悉：驻八百桥日伪军百余人将于5日这一天开往六合。郑维发决定率领一个连在小项庄附近伏击敌人。狡猾的敌人怕在途中遭伏击，派伪军先走，另由日军和一部伪军在侧面秘密策应。当先行伪军进入伏击圈后，郑维发亲率一个排冲向敌人，正在这股敌人纷纷瓦解、举枪投降时，行在侧面的日伪军正好赶来。准备交械投降的伪军又进行反扑，方山大队的另外两个排被敌人火力封锁，与郑维发所率的一个排隔开。郑维发率战士在包围圈中和敌展开激战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头部。身负重伤的郑维发面对险恶处境，他首先考虑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如何避免部队过大损失，他一边指挥部队四面堵击敌人，一边命令留下一个班做掩护，并把身上装文件的皮包和驳壳枪交给已经负伤的警卫员孙玉玺带走。但孙玉玺不肯丢下他而去，郑维发发现敌人已从四面围攻上来，再不走，就突不出去了，于是对孙玉玺声色俱厉地命令道：“快走！这是命令。”他边说边堵击敌人。弹无虚发的郑维发的四周倒下一批日、伪军，使敌人不敢轻易靠近他。当他看见最后一个班和警卫员孙玉玺已经安全突围后，不觉松了一口气。由于流血过多，郑维发昏倒在地，被赶来的敌人杀害，时年仅40岁。

　　郑维发牺牲后，中共六合县委县政府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悼念这位身经百战，多次负伤，最后为掩护部属而壮烈牺牲的老红军。郑维发遗体先被安葬在马集地区黄岗村农科站，后又被迁到尖山烈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