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渡江进石城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肩负指挥渡江战役重任的总前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4月27日到达南京。战事倥偬，鞍马劳顿。他在南京逗留一周后，5月6日即与陈毅风尘仆仆到丹阳，会同华东局及三野其他领导一起谋划解放和接管上海的工作。6月初又奉命回到南京组建西南服务团，10月率军入西南。邓小平在南京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与刘伯承、陈毅、谭震林、粟裕等一起，通揽全局，精心筹划，连续执导了京沪杭战役和向大西南进军这两幕威武雄壮的话剧，对加速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一、第一关键的工作 

　　1949年4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了由邓小平草拟并经总前委讨论通过的《京杭沪战役实施纲要》，邓小平与陈毅便坐镇安徽肥东瑶岗村总前委指挥部主持全局，统一指挥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准备过江。 

　　4月16日，国共两党和谈明朗化，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立足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方面。国共和谈截至4月20日为最终期限，因此考虑是否4月25日渡江。 

　　邓小平看了军委电报以后，立即听取了侦察报告，查阅了近10年长江水文气象资料，得知长江下游每年5月初江水上涨，水势胜过七八月份。如两岸被水淹没，江面宽阔，则将增加渡江作战的困难。况且百万大军挤在江边，粮草紧张，过长推迟过江时间，还将给部队、民工的后方补给带来新的麻烦。邓小平和陈毅商量，认为宜将渡江时限定在国共谈判的最后截止日期，即4月20日夜。这样做的好处是：政治上主动，渡江是国民党拒绝签订和平协定的结果；气候条件有利，20日夜是阴历23日，月出于后半夜，且是下弦月，有利于渡江作战。4月18日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 

　　4月20日，渡江战役开始。解放军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渡江，二十四小时内大体三十万人全部过了江。 

　　24日，邓小平向军委报告：“我们遵命于明有(25日)夜到南京，并与刘伯承商量，二野亦于明有(25日)夜移动，宥(26日)夜可达南京。”但总前委离肥东时，突然下起了连绵不断的大雨，交通受阻，由此耽误了行程。4月26日午时，总前委就此电报军委并告已到南京的宋任穷等人。邓小平与陈毅是27日夜到南京，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和二野机关则是29日到南京的。 

　　邓小平、刘伯承、陈毅会合的当天，三人到总统府参观，进入蒋介石的办公室后，邓小平风趣地说：蒋委员长悬赏缉拿我们多年，今天我们找上门来，看他还有什么威风，还想吹什么牛?刘伯承指着台历说：蒋先生的台历还是4月22日，“安全转移”还不慢哪!陈毅怀着喜悦激情，挥毫写下了“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的磅礴诗句。 

　　南京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邓小平把南下干部和地下党的会师当作第一关键的工作来抓，力求从组织上会师开始达到思想上、政策上会师，以便步调一致争取胜利。 

　　4月29日，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和南京秘密市委负责人陈修良商定于5月1日在国民大会堂召开干部大会，主要领导人都出席讲话，目的是统一思想与行动。 

　　5月1日在华东局直接指导下举行的会师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到会的南下干部2000多人，地下党干部700多人，共3000人。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主持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南京市委成立，常委由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周兴、陈士榘等六人组成，刘伯承、宋任穷为正副书记。会上，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刘晓、饶漱石先后发表了讲话。 

　　邓小平在宣读了由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批发的中共中央祝贺南京解放的通电后说：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尽无数艰难曲折，牺牲了成千上万的斗士先烈，光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的就有十万。经过二十二年的奋斗，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根本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所以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统一意志，统一步调，才能担负起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他还说：一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犯了错误对不起先烈，就应该到雨花台去检讨! 

　　邓小平强调党内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南京党的会师是第一关键的工作，一定要搞好。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要互相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做好接管工作，为建设人民的新南京作出新贡献! 

　　刘伯承、陈毅也先后即席讲话，他们都一再强调要加强团结，相互支持，真正做到组织上、思想上、政策上的会师。 

　　南下同志与南京地下党同志对解放与接管南京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由于过去各自的斗争环境、经历和工作方式不同，也发生了一些不够协调的情况。邓小平根据历史上几次会师的经验教训指出：首先要在领导层中求得一致，然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耐心贯彻，通过此关键，达到整个队伍的团结。为进一步贯彻华东局关于会师工作的指示，南京市委常委于5月7日专门讨论并作出了统一步调的四项具体规定，保证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毛泽东看到5月23日南京市委关于会师工作向中央、华东局的报告，当天即电告华中局、东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与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望抓紧指导，不可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 

　　在以后的工作中，南京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之间团结加强，相互关系有较大的改善。 

　　南京是国民党的政治中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统治机器，需要接管的中央和南京市两级政府等单位有七百多个，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公务人员、警察、工勤人员等有七万多人，怎么办?邓小平胸有成竹地说：中央早有指示，一律包下来，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嘛!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乡、镇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侮辱。这些人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人民政府准予分别录用。 

　　在邓小平等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南京的接管工作比较顺利，经过一个来月的时间就大体完成。 

　　除了会师、接管、邓小平还抓了外事工作。 

　　从4月23日到26日，四天内即发生解放军与外国人争执的事件六起，其中以误入司徒雷登住宅较为突出。 

　　事情是这样的：4月25日清晨，三十五军的一位营长带着通讯员为安排部队食宿，误入西康路美国大使馆。他俩见楼下无人，便上了二楼。这时司徒雷登正在洗脸，他见两个解放军进来，不知所措，便指着二人哇哇大叫：“你们要干什么?”这时营教导员跟了进来，为缓和事态的发展，便有礼貌地说：“对不起，我们就走!”三人当即离开那里。当天夜里“美国之音”就广播了“进入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检查了美国大使馆”的新闻。为此毛主席致电总前委，对此事进行了严厉批评。邓小平查明情况后，一面派市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与美方谈判沟通，一面对部队加强外交政策与外事纪律的教育，此后没有再发生类似的问题。 

　　关于外国使馆和外侨问题，黄华与周兴(市公安局长)给总前委、华东局写了一个报告，提出对在南京的32个国家的328名外交官及其114名眷属的对策是：除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外，统统按一般侨民处理，不承认其外交特权，并限制其活动范围。对帝国主义资产采取“压下来，挤出去”的办法，迫其退出，逐步接管。邓小平和刘伯承非常重视，立即转报中央，几天后，中央回电表示同意。 

二、为进军大西南培养干部  　　渡江战役后，国内形势发展很快。国民党军队不断被解放军歼灭，残敌溃退华南和西南一带。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根据向全国进军的部署电告二野：准备两个月后，向西南进军。6月2日，军委又电示二野：小平准备入川。邓小平随即从上海回到南京，对进军大西南作了一系列的准备。邓小平和二野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全面分析敌情，拟定了避开正面，大迂回、大包围、断后路，各个歼灭西南敌人的作战要旨。同时拟定了接管西南的方案。为准备支援战争、开辟和接管西南的干部，邓小平在二野前委会上传达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研究了随军干部的筹调计划。为解决进军西南干部的不足，邓小平提议在南京、上海、苏南一带招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到西南去服务。邓小平的提议获得陈毅的支持。会议将随军干部工作团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由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宋任穷为总团主任。  　　由南京市军管会负责筹建的南京西南服务团(后称二团)于6月25日招收学员，7月28日与上海一团会合，苏南分团于8月31日也到了南京。还有二野军大、华北革大、华东革大的学员队伍，北京中央直属机关及东北局派来的干部队伍。编入西南服务团序列的共17000多人。  　　邓小平按照1949年6月11日中央《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的决定，充分利用京沪杭地区文化教育较发达的人才优势，大量吸收城市中的青年学生、专业技术人员、工人达万人，以老解放区干部为骨干而组成干部工作团，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干部建设上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措施。  　　这期间，南京这个火炉正好升温。邓小平冒着酷暑先后为西南服务团和二野军大的干部、团员作了五场报告。应南京市委邀请，邓小平还到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为南京党支部书记和排以上干部上党课，动员整党。8月初还在北京新政协筹备会上报告渡江作战和接管京、沪、杭大城市的工作。  　　邓小平在南京所作的这些报告内容极其丰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渡江作战、京沪杭大城市接管等工作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邓小平说：胜利当然是由于军队的勇敢，人民的支援，但决定的因素是党中央、毛主席规定的一套明确的路线与政策。二十八年的历史证明：路线正确时便胜利，否则就失败，受挫折，所以一切工作均应以政策为出发点。  　　第二，正确地估量形势与采取对策。邓小平认为，对胜利一般容易看到，所以应多看一些困难，找出根源和克服办法，这样才能继续前进。他分析当时的困难，一是来自帝国主义封锁与反动残余势力的捣乱；二是接收了国民党留下来的烂摊子；三是军队多了，开支浩大；四是农村工作没有搞好，使城市陷于孤立，所以要下决心自力更生，加强农村工作，精兵简政，团结大多数。他指出这些都是一些根本性的工作和办法。  　　第三，进军西南的意义、办法和态度。邓小平说：解放和建设川、康、滇、贵四省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是一次8000里的小长征，前途很大，困难很多。他还说，西南有七千万人口，是全国战略大后方。无论工业、农业、商业都有相当的基础，将来是中国大工业基地之一。但西南历来是封建军阀割据，地方军队多、土匪多、袍哥多、枪支多、封建势力大。再加蒋介石十一年的统治和经营，现在又退缩在那里妄想作为复辟基地。西南最后解放，一切困难都落在西南。所以要充分估计进军西南的艰巨性。邓小平强调要正视困难，从实际出发，采取具体有效办法：一是搞好内部团结，搞好会师；二是依靠西南人民；三是搞好统一战线。要团结好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上三个法宝掌握得好，就可以减少困难，克服困难。  　　第四，强调要做一个好的革命者，就要把革命理论学好，首先要学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的文章看起来很通俗，但没有实际斗争经验的人很难看出奥妙来。如《论人民民主专政》，那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纲领，是中国人民百年来和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年来的经验总结，它解决了革命的性质、力量、对象、方法、道路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要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对照才能学懂弄通。他一再指示：学习理论是为了站稳立场，学会思想方法，理论要在实际当中好好运用。  　　第五，做合格党员和革命的好青年。邓小平把七大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概括为：努力学习、遵守决议、联系群众、模范作用。怎样使不合格的成为合格的党员?邓小平说：方法就是整党、教育，党员要接受教育，开展批评，只要言行一致、忠诚与老实，就很容易成为真正的、合格的共产党员。邓小平教育青年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他语重心长地对青年说：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就看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他用党的历史上的许多事实说明，不老实的人迟早要跌跤的，爬得越高，跌得越重。他勉励青年，要一辈子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许多听过邓小平报告的老同志说：邓小平报告的精髓是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武装我们的头脑，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发人深思，催人奋进，使人终身难忘。在邓小平和刘伯承等教育、带领下的西南服务团以后成为接管和建设大西南的一支生力军。  　　三、于细微处见精神  　　邓小平在南京时，争取一切机会和干部、战士、工人、学生、各界人士接近，他那平易近人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老同志对邓小平在南京的一些“小事”难以忘怀。  　　解放军刚进城时，先头部队来到总统府，有的战士出于阶级仇恨，竟用刺刀向挂在总统府厢房里的蒋介石绣像头、眼、胸部各捅一刀。这幅全身绣像高三米多，宽二米多，由彩色丝线和金银线刺绣而成，据说是浙江省主席为蒋介石60岁生日祝寿时送的。邓小平知道后批评说：怎么能干这样蠢的事呢?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和纪律，这是一种损坏文物的行为。邓小平、刘伯承为此通报全军，加强政策和纪律教育。南京市军管会两次发出通知，贴出告示，要保护文物和名胜古迹。以后在南京的部队和各级领导都倍加爱护历史文物，有的还初步进行了修理，受到一些外国通讯社和南京人民的称赞。  　　邓小平几次出席数千人的报告会都轻车简从，一般只有二人，一人主持，一人报告。他每次作报告都要了解对象，掌握动态，研究难点，自己准备报告思路，不读稿子，深入浅出，侃侃而谈。在南京大学操场上讲《论老实》中间休息时，听报告的青年一拥而上，围住邓小平要求签名留念，他都一一签名，并亲切地回答学员提出的问题。  　　二野部队离南京赴西南前夕，邓小平指示机关干部撤离所在地时要爱护公物，秋毫无犯。有个卫生检查组来到二野首长和各部处领导的住处，邓小平正在办公室聚精会神地审阅文件，小组的同志向他报告来意，他微笑地说：“那好，你们负的责任不小啊!”通过检查，发现灯罩不太干净，厕所里有块玻璃有裂缝。邓小平表扬了检查组的认真负责作风，并喊来公务员擦扫灯罩、更换玻璃。他还说：这不仅是卫生、文明的检查，也是纪律的检查。纪律是军队的荣誉，没有纪律就要脱离人民群众。我们解放了城市，更要爱护和建设城市。我们要走了，就要走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这是解放军的好传统。  　　在南京解放初期的日子里，邓小平以其果断而又扎实的工作作风，不断总结经验，化解矛盾，开拓前进，为解放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