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中共南京市委在上海的一个联络站

　解放前1947年至1948年间,由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在上海设立了一个联络站，其主要任务是组织因政治避难及求学或就业等目的来上海的南京党员。我负责了这个机构的工作，其中经过鲜为人知，为了记录和保存这方面的党史资料，特作此回忆。

　　1945年8月，日寇投降，苏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我淮北、淮南两地区党委城工部合并成立了华中分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沙文汉。我原在淮北城工部工作，我也因此转入分局城工部，分局城工部的驻地在淮安城内。1946年5月，城工部领导调我去负责华中分局城工部与南京市委之间的政治交通。6月，我即从解放区动身到南京，前去传送分局指示。这时国民党正在准备大打内战，一面假和谈，一面积极真备战，但还能顺利渡江。7月间形势大变，内战的炮声打响了，苏北一带已是前线，路途艰险，军宪搜查极严，正在我犯愁如何能平安回到苏北解放区之际，南京市委派人同我联络，要我留在南京工作，不必再回苏北。同时，要我积极在南京寻找职业，以获取生活来源和合法的社会身份。不久，我被分配在南京市委情报系统，来接我关系的同志是卢伯明。他告诉我有几位党员的组织关系由我负责去联系。但在南京找职业是件很困难的事，那时我的父亲已在上海安了家，通过父亲关系在上海找到了工作。我就将这一情况向卢伯明同志作了汇报，出乎我的意料，很快卢伯明就来告诉我说，组织上同意你去上海就业，我们以后到上海去接你关系。这样在阔别两年之后，我又回到上海，时在1946年底。1947年初，卢伯明曾到我上海住处来看我两次。他告诉我：“以后将由另一位同志来接你关系。这位同志你在抗日根据地时是认识的。”

　　过了一二个月，约在1947年4月，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到上海接我关系来了。我能重新见到她，而且是直接来领导我的工作，感到分外高兴。她给我的任务是筹建上海联络站。她说：“南京有不少党员因各种原因不得不撤退到上海，其中有的是为了政治避难，有的是已经考取了上海的大学或就业，等等。这些党员本来都可以转给上海党组织的。但由于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由南京转来的党员中有的面目已经暴露，留在南京很危险，转到上海，也恐牵累上海党组织，因此经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决定，暂时不把这些南京党员的组织关系转到上海，单独建立一个联络站，仍由南京市委领导。这个联络站的任务是保持组织联系，保存实力，而不是开展群众工作，这一点你要特别注意。组织生活的内容主要是学习形势和理论。”自此以后，陈修良每次到上海时就陆续交几名党员的关系要我去联系。自1947春至1948年夏这一年多时间里，经陈修良同志转给我的党员有30多名，现在还能记得起姓名的有：康景平、康景娴、陈俊忻、刘钅鉴农、吕君梅、朱惠如、陈震东、张默、陈裕年、庄佩琳、谢毓晋、李静华、李恭亮、马觐廉、印邦炎等。

　　这些党员关系转来后都是我直接联系的，后来由于人数增加，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两者个人合编一个小组去联系。另外，我还请康景平去联系一些同志。凡不是我直接联系或转来不久就又转出去的，他们的姓名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转来的这些党员，当时都很年轻，一般都是20多岁左右。虽然我对他们都反复强调：我们现在主要是保持组织联系和认真学习，而不是开展群众工作。但年轻人，特别是青年学生，身处学生运动汹涌澎湃环境的大学校园里，如何能叫他们完全冷眼旁观呢？我把这个问题请示了陈修良。她说：只能以一个积极分子的面目出现参加一些群众性的活动，不可暴露身份，随便发生横的关系。即使在这样严格的条件下，联络站的党员同志们还是以高度的革命自觉性，配合上海地下党做了一些工作，而且还发展了几名党员。如，同济大学吕君梅、朱惠如两位女同学平时在同学中做了许多群众工作。同济学潮中，与校内学生中的积极分子配合得很好。她们虽然未直接与上海地下党接触，但也是很起作用的一支力量。同济大学被围困时她们也都在其中。

　　联络站中由南京转来的党员都是自己解决生活的，但厉恩虞（化名陈震东）却是例外，他的生活完全依靠组织帮助设法解决。陈震东是他到解放区后的姓名，南京人，早年丧父，母亲一人拉扯他们兄弟三人长大，生活艰辛。陈震东是老大，他不得不辍学去当小学教师以维持家庭生计。1940年,他考取了南京中央大学，在大学里他结识了不少进步学生，其中与王嘉谟、王嘉猷、康景孚、潘田等人关系特别密切。他们由于政治观点一致，在王嘉谟的组织下，一起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救国社”，陈是其中一名活跃分子。当时沦陷后的南京，日寇实行毒化中国的政策，街上烟馆林立。这种情况早已激起中国人民的不满，在中央大学校园内反映更是强烈。陈震东、王嘉谟等同志在党组织领导下，利用了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妄图利用学生的爱国情绪来壮大自己实力的图谋，在校园内掀起了群众性的声讨毒化中国的活动。在大会上陈震东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广大学生深受感动，会后当天夜晚即组织队伍上街游行和砸烂烟馆，以泄群愤。第二天（1943年12月18日）中大学生又发动了一次规模更大的清毒行动，这就是当时名震一时的、爆发在敌伪心脏首都南京的“清毒”运动。陈震东是这次学生运动的组织者。这样一来，陈震东就受到日伪当局的严重注意。陈震东那时是由新四军六师派到南京负责党的工作的方休同志领导，党组织考虑到陈震东的安全，就动员他撤退到苏北根据地去了。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接管了南京市，第二年（1946年）陈震东也从根据地出来，先到了上海，找到同学王嘉猷（当时王已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王即去南京将陈震东的情况向方休同志（那时方休已是南京市委委员）作了汇报，方休同志明确指示他，一定要想方设法将陈震东在上海隐蔽下来，绝对不能让他回南京，因为国民党的反共并不比敌伪差。王嘉猷受命后回到上海，多方设法掩护陈震东在上海能生存下去，他找到同学江泽民，要他想想办法，江泽民与王嘉猷既是中大同学，也是那时的交大同学，在南京清毒运动中也是一名积极分子，王嘉猷在1946年春已介绍他入党，并与他直接联系。王因为这种关系就请江泽民把陈震东安排在上海他姨妈家隐蔽下来。

　　1947年夏初，上海联络站成立后，陈修良就将陈震东的党的关系转交给我，我即按联络暗号在江泽民姨妈家中找到了陈震东。这是一幢坐落在武进路上靠近北站附近的旧式里弄房屋，陈震东住在楼下后厢房，他对我说：“这是江泽民同志帮助我住进来的。”我以后去的次数逐渐多了，对江的姨妈及其孩子小福宝（高步洲）也渐渐熟了，我有几次遇见过江泽民同志，也经陈震东介绍，互相认识，但不谈党的工作问题。陈震东住在江的姨妈处，课余时间就帮小福宝温习功课，彼此相处得很好。

　　陈震东这次由解放区只身来沪，身无分文，住的问题虽解决了，但吃饭仍是个大问题。初到时，王嘉猷、江泽民临时接济他一些生活费用，或从交大弄一点联合国救济总署免费提供的面包、奶粉给他充饥。姨妈家有时也留陈震东一起吃饭，但天长日久，总不是办法，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过日子。我了解这一情况后，向陈修良同志请示，她要我将党费收入转作陈震东的生活费，以稳定他在上海的生活。那时联络站里有位陈裕年同志在海关工作，收入颇丰，党费交得也多，我就以他的党费为主，加上其他同志的党费，都充作陈震东的生活费。这时江泽民利用课余时间在北四川路青年会职工业余夜校里兼点课，江泽民也介绍陈震东到该校当兼课教师，以增加点收入。他们两人还在学生中展开读书活动。陈震东和江泽民一道讲解国内外形势，宣传进步思想。

　　约1948年夏秋之间，陈修良向我谈了有关上海联络站今后去向问题。她说现在由于全国解放战争中敌我力量的迅速变化，解放军正在准备解放南京，上海联络站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可以结束了。原来联系的南京党员通过上海局（原上海分局，1947年5月起改为上海局）分别转到上海基层党组织去，以后不再联系。同时她又告诉我，要我在原联络站党员中选择几名本人有职业，在沪宁两地都有良好的社会关系，往来比较合法的党员，继续留在我处，以便建立一条新的秘密交通线。

　　根据陈修良的指示，我把所有的南京党员都分别地经陈修良之手转到上海局去了。唯有陈震东考虑到他的安全，组织上决定他仍回苏北解放区去工作。1948年11月间，陈震东离开上海走了，联络站的工作就算完全结束了。

　　但另一方面，也是根据陈修良的指示，我把庄佩琳、陈裕年、谢毓晋、康景娴等四位同志留下来，担任沪宁交通线的任务。我的上级领导关系也不再是陈修良，而改为上海局机要支部书记金绍朱了。过了不久，金绍朱通知我要调康景娴去做机要工作，她的关系也从我处转出。沪宁线的交通工作，即由留下的三人担任，他们的分工是：往来于沪宁线的任务由庄佩琳担任，其主要工作是传递情报。陈裕年的家里是我们的交接地点。谢毓晋则作为备用力量，由金绍朱直接联系。

　　1948年底战场上形势发展得越来越快，情报的传递靠人跑来跑去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金绍朱同志通知我，上海局要在南京设一电台，要调庄佩琳同志回南京去当机要员，上海再配一名报务员一同去南京架设秘密电台。于是，庄佩琳和一位女报务员在车站见面，同车到南京接受任务。解放后得知，她们两人到了南京后由于各种条件限制，电台未架设成功，南京就解放了。

　　1949年春，我大军渡江前夕，我那时正因肺病复发卧病在家。4月的一天，金绍朱来找我，告诉我现在解放军渡江在即，有一份重要材料要我自己亲自送到南京去。同时交给我50枚银元。要我交出材料后即速回上海，并告诉我如回不来，就地向南京党组织报到，这50枚银元就作为我应变之需。我到了南京后赶紧按地址将材料送达指定地点，然后返身即在南京城内购票处买了一张回上海的火车票，这天南京街上已呈兵荒马乱景象，路上国民党军队行色匆匆。我马上赶到下关火车站，搭上渡江战役前最后一班由南京开往上海的列车。后来据报载得知当天夜里沪宁线交通就被渡江大军切断了。

　　陈震东自1948年从上海撤退到苏北解放区后，直到解放后好几年，我才知道他在南京，并开始通信。那时他在南京萨家湾中学里当校长。1964年“四清”运动中我受审查，有一天他和江泽民来我家看望我，他们问了我受冲击的情况。但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大家都受到冲击。陈震东因为社会关系复杂，受到冲击更重，直到1975年方始被宣布“解放”。后来他曾到上海来过几次，其中有一次正巧江泽民也在上海，我们三人一起去看望了江泽民同志的姨妈和小福宝（高步洲），以谢当年为党所作掩护工作之恩。

　　陈震东因长期受迫害，身体很不好，粉碎“四人帮”后，发现患有肺癌。1978年不幸逝世，终年59岁。他不幸早逝，我们深感哀悼，但是他为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功绩是不能磨灭的。

　　本文承陈修良、王嘉猷、康景平、陈震东之女陈元元等同志提供资料。蒙陈修良同志审阅了全文，特此一并致谢。(贺崇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