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汪精卫身边的中共党员

　　日本宪兵汪公馆捉人 

　　1942年7月29日上午7时许，一辆汽车急驰穿过南京城，向城西方向驰去，停在一座豪华宅院前面。这是当时伪国民政府主席、大汉奸汪精卫的公馆（简称汪公馆）。紧接着，从汽车里跳下几个穿便服的日本宪兵，径直闯进汪公馆，在警卫该宅院的日本宪兵队配合下，不一会儿带走了一位三十出头、白净清秀的年轻人，他叫汪锦元。

                                                              

　　汪锦元是汪精卫的随从日文秘书。他平时谦恭有礼，办事认真，深得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赏识，汪公馆上下对他的印象颇佳。他们却不知道，汪锦元的真实政治身份是中共秘密党员、中共南京情报组战略情报员。 

　　日本宪兵司令部不打一声招呼就把身边的人捉去，这很伤汪精卫的自尊心，他极不高兴。尔后，当他知道汪锦元是个共产党员，据称又是理查德·佐尔格赤色国际间谍案的“中国同案犯”时，就噤若寒蝉了。陈璧君向来器重汪锦元，现在日本宪兵在她眼皮底下把他密捕而去，她火冒三丈，不顾汪精卫的劝阻，仍要伪外交部次长周隆庠出面和日本方面交涉。 

　　当天，除了汪锦元外，日本宪兵还逮捕了以开业中医为掩护的中共南京情报组负责人李德生（纪刚）和该组战略情报员、打入伪中华联合通讯社的陈一峰（陈汝周）。他们被一起关在南京中山北路日本宪兵司令部。此案因受东京检事局的委托，未加审讯，第二天他们就被押往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两个月后被押送日本。 

　　少年时期流落日本 

　　汪锦元原名汪国梁，江苏苏州人。其父亲汪钟卿早年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攻读法律时，和东京美术学校学生大桥对子结婚，1909年生下汪锦元。汪锦元1岁时，随父母回国，居住苏州。7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生活顿时陷于困境。两年后母亲带着他到上海谋生，靠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 

　　汪锦元在上海中国公学读初中一年级时，母亲考虑让他去日本，以便得到自己亲戚的照顾。1921年，母亲委托亲友将12岁的汪锦元带到日本，先住在京都的外祖父家里学习日语，一年后，住到神户姨母家。汪锦元进神户平野小学读书，又逢姨父经营失败，曾一度离开学校，去北海道广市一家棉织品批发行当学徒，后又回到神户继续读书，一直到小学毕业。 

　　姨父母没有能力培养汪锦元，他只好去铁厂当学徒，因不堪厂主虐待，不久离厂。后来，他又当过乐器店学徒、戏院事务员……他的中国血统和中国名字，使他在踏上日本社会之初，就尝尽生活的辛酸。这时，汪锦元已成长为一个青年，他性格内向，但内心情感却很丰富，屈辱的生活激发了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充满仇恨。 

　　顺藤摸瓜发现叛徒 

　　1929年春天，汪母到日本探亲，20岁的汪锦元随母亲离开日本，回到久别的祖国。这年秋天，汪锦元到母亲的朋友日森虎雄办的上海通讯社当新闻抄写员。日森把汉语新闻翻译成日语，由他刻写蜡纸，油印后分送给上海各个订户。这些新闻中有中共有关文件及共产党的一些活动情况。这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前夕，共产党文件引起日本有关部门和日本各报记者的注意，索取新闻者甚多，奇货可居，日森赚了不少钱。汪锦元也由此认识前来摸底的日本进步记者手岛博俊。日森不在时，手岛与汪漫谈，使汪增加了不少知识，思想渐趋左倾。     

　　上海通讯社只有老板日森和他的妻子及汪锦元三人，这个小小的通讯社怎能获得如此机密材料呢？显然是中共党内有人透露出去的。中共地下组织请手岛帮忙查清，手岛请汪锦元协助查找出处，但机密材料每次都是来人直接送给日森或他自己出去取回的，旁人无法知道底细。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日森突然患病不能外出，而这天正好是他出去拿材料的日子。日森本拟让妻子代劳，但他妻子是日本人，不谙中国话，对上海街道又不熟悉，弄不好反会出事；如若不去拿，稿子将发不出去。日森在焦急中转念一想，汪锦元平时不声不响的，看来还靠得住，又熟悉上海情况，就叫汪锦元走一趟。 

　　汪锦元按照老板日森给他的地址，来到沪西周姓人家，取到了材料。发现材料出处后，汪锦元即将那人的姓名、地址密告手岛，手岛及时将情况告知中共地下组织，组织上马上切断了与这个严重危害组织安全的败类周某的联系。日森再也得不到什么秘密文件了。从此手岛和汪锦元加深了关系，在思想上也产生了共鸣。 

　　大汉奸身边收集情报 

　　日森是个品质恶劣的家伙，他看中了自己恩师的女儿，企图对她图谋不轨。汪锦元处处妨碍了他的卑劣行径，从而遭到日森的殴打。汪锦元愤而离去。此后，汪锦元辗转于几个日本人办的报社、通讯社，当过校对、抄写、翻译，时而失业，生活极不安定。 

　　汪锦元在上海通讯社工作时，除认识手岛外，还认识另一个日本人日皋，此人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一天，日皋找到汪锦元，要他帮助找间房子，汪给他在法租界找到了一间房子，日皋和汪锦元的关系也密切起来。一次，日皋向他透露，自己正在联系接洽去江西苏区，要汪积极帮助。但不久，汪锦元发现日皋和日本海军司令部有关系，觉得自己受了欺骗，十分气愤。他把这件事详细地告诉了手岛，手岛很震惊，要汪继续了解日皋的情况。汪锦元不自觉地为中共做了不少工作。 

　　手岛从与江锦元的交往及对他的考察中，深知他为人正直，有正义感，思想进步，在手岛离开上海前，把汪锦元介绍给自己的好友、日籍中国共产党员西里龙夫。西里龙夫帮助汪锦元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给他看中共中央机关报刊《红旗》，不断提高他的政治觉悟。这使汪锦元的思想产生了飞跃，获得了生命支柱，确立了人生目标，坚定了奋发之志。 

　　有一次，西里龙夫和他谈到组织上经济有困难，汪锦元一声不响地立即把自己刚拿到的薪水给了西里龙夫。后西里龙夫把他转给中共党员陈一峰联系。1936年12月，汪锦元由陈一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汪锦元先被派做日本侨民的工作，他干得很出色。1938年初，他奉命打入伪上海大道市政府秘书处，以职务之便搜集情报，交给党派来与他联系的翁迪民。同年秋，组织上改由郑文道与他联系。后来他又打入高宗武组织的国际问题研究所。1940年，汪精卫的私人秘书周隆庠接管了这个机构，由于汪锦元有一半日本血统，日语娴熟，办事认真负责，深得周隆庠的信任和欣赏。伪中央政权在南京拼凑成立后，汪精卫自任行政院院长，代理政府主席，周隆庠被任命为外交部次长兼汪精卫的日语翻译。汪精卫托周隆庠为他找一个精通日语的人做随从秘书兼日语翻译，周推荐了汪锦元。就这样，汪锦元于1940年9月到南京，并打入汪公馆。此时，汪锦元转由中共上海情报部门派驻南京的中共南京情报组负责人李德生领导。 

　　从1940年到1942年，汪锦元随汪精卫参加了和日本人的一些会谈，又曾随汪精卫去日本和伪“满洲国”。汪精卫和陈璧君把这个沉默寡言、和善亲切的青年当作心腹。汪锦元抓住一切时机收集汪伪和日本军国主义各种“交易”的情报，例如日本与汪精卫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卖国密约，汪精卫从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情况，汪精卫处来往人员情况等绝密情报。这些情报被迅速送交中共南京情报组负责人，又由可靠机敏的政治交通张明达密送中共上海情报部门，再经秘密电台报送延安党中央，得到周恩来的称赞。 

　　南京情报组被侦破 

　　所谓赤色国际间谍案的“主犯”理查德·佐尔格，原系德国人，是苏联红军参谋部极为出色的情报人员，1933年秋到东京。他和原是名记者、后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私人秘书、又打入日本政府智囊团的尾崎秀实等秘密组成兰瑞作战小组，在日本上层政要部门收集了许多极为重要的决策情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1941年10月，兰瑞作战小组被日本警视厅特高科破坏。尾崎秀实曾在中国从事反法西斯秘密工作，和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中西功为密友。日本警方经过数月搜查侦察，于1942年6月15日突然秘密逮捕了在南京的西里龙夫和在上海的中西功。随后，7月29日，与西里龙夫密切联系的中共南京情报组负责人李德生，成员陈一峰、汪锦元，以及上海的郑文道、金若望(程维德)和倪志樸亦同时被捕。郑文道被捕后英勇跳楼牺牲，1982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汪锦元等三人被关押在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时，东京警视厅和检事局派员前来审讯。开始，日本特务着眼于扩大破坏组织，尔后着重于侦获情报内容，边问边拷打，残酷施刑，李德生的一口牙齿都被打掉，三人遍体鳞伤，但他们信守不渝，怀念着党，企望胜利那天的到来。9月审讯告一段落。 

　　10月1日，他们被押上由上海去长崎的轮船，再转乘火车到东京，关在巢鸭监狱。由于查不到汪锦元等和佐尔格案联系的事实，加之陈璧君坚持要汪精卫、周隆庠出面干预要求引渡，1943年4月初，日本政府碍于汪精卫的面子，把汪锦元、李德生和陈一峰押回上海。同年6月21日，驻上海江湾的日本陆军军事法院判处他们无期徒刑，先关在江湾日本宪兵司令部监狱。7月，他们又被押往南京，关在珠江路日本陆军监狱服刑。 

　　始终如一青史流芳 

　　抗战胜利前夕，汪锦元等获释。汪锦元、陈一峰和李德生于1945年5月底随扬帆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他们就像远行之子回到母亲怀抱一样，心情无比激动，不禁热泪盈眶。 

　　在此，经过有关部门了解审查和上级组织批准，扬帆通知汪锦元恢复组织关系。6月，经组织妥善安排，汪锦元的母亲、陈一峰的妻子分别由上海、南京来到根据地。 

　　1945年9月，扬帆陪同汪锦元和陈一峰去饶漱石处，饶指示汪、陈到国民党统治区长期埋伏，相机打入国民党机关，开展对敌隐蔽斗争，并交代组织上会派人去联系的。于是，陈一峰夫妇去了南京，汪锦元母子回到了上海。1946年，来了一位叫张建良（华克之）的先生，他找到汪锦元说：组织上很关心你的生活，派我送些钱给你，又问汪“能担任些什么工作”。汪锦元很吃惊，因张建良没有按照扬帆与他约定的联络暗号、代名去联系，他担心会是国民党特务的试探，谨慎地未加理会敷衍了过去。张建良来联系了几次，就没有再见面了。（一直到解放后的1953年，汪锦元见到张建良，才知道张是中共党员、潘汉年系统的情报干部，当时是潘汉年嘱咐张建良来关心他的。） 

　　1947年初，汪锦元和堂弟一起在武进路开了一家小无线电行。半年不到，邻居悄悄地告诉汪：“国民党方面通过你的房东了解你的情况。”此后，汪锦元更小心了，又非常渴望能得到党的指示。1948年，汪锦元教育动员一位石姓青年去解放区参加革命，并托他进苏北、山东解放区后找扬帆和梁国斌以取得联系；又经一位季姓同志在上海找寻组织，终因苏鲁解放区战局紧张，上海地区白色恐怖严重，都未能接上党的关系。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汪锦元先后在东方经济研究所和保卫部门任职。他工作积极勤奋，但很少谈及自己，特别是给汪精卫当日文秘书这段历史，更是从不提及，连他子女都不知道他过去的工作内情。他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毕生忠诚于事业、奉献给人民的极为可贵的品质。 

　　1955年夏，汪锦元因所谓潘汉年、扬帆案被捕，1982年8月，潘汉年、扬帆得到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后，汪锦元得到平反昭雪。 

　　1992年3月26日，汪锦元因病逝世。上海市有关部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