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到1949年我在上海联络站前后

       我是1939年4月在上海培明女中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是费瑛（已故），第一个支部书记是朱雅琴（现名李秀琼），1941年入光华大学，同年12月7日，珍珠港事变。组织命我与黄圭彬同志一起去南京进中央大学读书。我们是1942年入学，同年秋季，由柯建平同志（原名柯秀贞，已故）来接上组织关系，后来柯与欧阳仪同志轮流来联系，一直到1946年我离开南京为止。

　　我离开南京的原因是中统特务盯上了我，当时又不能去解放区，组织上命我回家待命，组织关系保留在南京刘超尘同志处。

　　1946年10月，我随哥哥到杭州，本想在杭州找工作，但没有找成。1947年10月，刘超尘同志的父亲为我在上海找了一个报馆的工作，于是，就到上海来了。这个报馆是法律界办的，名“法声新闻社”，我在这里担任副编辑职务。1947年11月，老何同志（贺崇寅）来接上了组织关系。

　　1948年3月，“法声新闻社”迁苏州，我没有去，在上海晓光中学做代课教师，党组织让我联系在大夏大学读书的朱宝泉同志。

　　同年9月，晓光中学聘我为正式教员，党组织命我跑 京（宁）沪交通，将朱的关系交出去。我大约跑南京有四五次。到1949年3月组织上调我回南京担任机要员工作，我于1949年3月23日到南京学习译密码工作，还没有学会，4月23日南京便解放了。

　　三遇何明

　　1948年早春，我乘电车在嵩山路下车。忽然，背后有人用一卷书报在我肩头拍了一下，我回头一看：原来是老同学何明。我和何明虽不是同一院系的同学，但因共同参加几次校外的活动就比较熟悉了，而且彼此的政治身份也心照不宣。当时相见之下，我脱口就问：“你怎么到上海来啦？”他说：“那你怎么到上海来的呢！”说过，大家一笑就分手了。

　　我在与老何同志接头时，顺便将遇到何明的事告诉了他，不想老何惊喜地说：“啊？何明？他在上海？组织上到处在找他，芜湖没有，南京没有，他倒到上海来了。下次遇见他时一定问清他的地址，组织上要找他。”我想偌大的一个上海，遇到一次也不容易，再遇到就难了，但是我也不能武断一定遇不到，只是口头答应，心里实在没有把握。

　　过了两个星期，有一天中午，我和“法声新闻社”的同事王小姐一起在霞飞路上散步，忽然看到对面人行道上和我们同一方向走的一个人的背影非常熟悉，“是何明！”我当时就肯定了。于是，我向王小姐打了个招呼，就横穿马路追上去，果然是他，他住在他的舅父家里，当下问清了他的地址就分手了。

　　我将第二次遇到何明的情况向老何汇报了，过了几天，老何嘱我去找何明，将与组织接头的暗号、地点通知他。这时我已离开“法声新闻社”而在私立晓光中学做代课教师，我去何明舅父家时天气已经较热，他的几个表弟已经光着膀子在乘凉了。我通知完后就走了。

　　1948年9月，我正式受聘为晓光中学教师。1949年2月，学校寒假后开学的第一天，我上完上午的第四节课，和学生们一起拥出校门，突然校门旁边有人喊了我一声，我一看，原来是何明，可这时的何明狼狈不堪，脸色苍白而憔悴，身上穿得很单薄，尤其是穿了一件西装大衣，两脚露在外面，没有穿长裤，我很吃惊。他说：“我们在马斯南路走走吧！”我同意了，我们在安静的马斯南路上边走边谈，主要是我听他谈。他说他去年受命到浙江的某一小岛去做策反工作，这小岛上有一个国民党的团，团长和他关系很好，他已经说服团长不去找当地游击队的麻烦，游击队也不找该团的麻烦，双方相安无事。就在去年夏季，上级说要来检阅军队，来了两艘军舰，待官兵们集合后，都将枪枝架在操场中间，这时忽然一声令下，该团全体军官士兵被缴械就捕了。他和团长及其他同事一起被关进军舰的甲板下，闷得汗透衣衫，军舰当天到上海水上俱乐部过了一夜，第二天开往杭州，他们被关在杭州模范监狱。何明本来有肺结核，这时又犯病了，躺在水泥地上，发着高烧。他说：“我这时只有一个愿望——吃一颗盐巴。”但当时金圆券在市场上还难买到东西，监狱中当然就更没指望了。夏天入狱时都是单衣，天气浙冷，只好熬着。直到春节之前，团长有一个在杭州颇有地位的亲戚，要保团长出去过春节。团长很义气说：“大家本来都是无罪的，要保就要保我手下的军官们都出去，只保我一人不行。”于是那个亲戚就将他们都保出来了。当时他们都无寒衣，那亲戚又发动亲友捐赠棉衣，捐来的各式衣服分配给出狱的人，只好分到什么穿什么了。他所述情况大概如此。最后，他说：“我从火车上下来就直接找你了，因为如果我一到舅父家，肯定是不准出来的，你代我向组织上汇报一下。”

　　我在与组织上接头时将此情况汇报了。因为我在3月就离开上海调回南京，所以以后何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挤 火 车

　　1948年的下半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看到内战的大势已去，逃往台湾已成定局，大小官员固然抢先逃跑，老百姓中的有钱人受反共宣传的影响也纷纷携家眷逃离南京，首先到上海，然后去香港、台湾。因而京沪线上去上海的车特别拥挤。

　　就在这形势下，我在初冬的一个星期天……接受任务从上海送文件到南京，要第二天一早回到上海，因为我的公开职业是上海私立晓光中学的教师，星期一上午第一节就有我的课。我顺利地到了南京站，时间已经是晚上了。

　　刘超尘同志在站上等我，我们挽着手在候车室里绕了一周，我将文件交给了她，她将一张当晚的火车票交给了我，我们就分别了。

　　我拿着火车票进了站，月台上光线较暗，还非常安静。我找到开往上海的列车，车厢里也是黑黑的，车门倒是开着，我却无法上去，因为车厢里居然挤满了人，连走道、门口也都挤满了人，挤得车门都无法关上，有人将一根扁担横在门口，背就靠在扁担上。我走了几节车厢，都无法上去。正在焦急的时候，看见前面火车头的一节车却灯光明亮，还有榔头敲打的声音，我走近去一看，原来有四五个人在修理机器。我肯定这是到上海的车头，就天真地大声问：“你们是去上海的吧？”“是的”！有人回答。我表示很高兴的样子说：“好了，我就上你们这节车吧，前面几节车厢都挤满了”。

　　“不行，不行！”上面的几个人同声喊。

　　“我有车票还不行吗？”我说。

　　“火车头是不能让女人上来的，要不就要触霉头了。”有一个人解释说。

　　“有票上不了车，叫我怎么办呢？”我站在耀眼的灯光里不肯走，嘴里叽咕着，硬要他们通融一下。这时有一个人跳下了车，走到灯光照不到的地方向我招手，我就走过去，他压低了声音说：“今晚列车查票是曹兰芳，你去找他想办法，他会有办法的；可你别说是我告诉你的。”我问：“到哪去找他？”他说：“要在列车启动前几分钟他才来。”我谢了他，答应不说是他讲的。其实我连这好心人是什么模样也没看清，更不要说是姓名了。

　　我在月台上走动，看到一张长椅上睡着两个人，我就走近去问：“你们哪位是曹兰芳先生？”“曹先生还没有来哩！”一个年轻的声音回答。我想这位曹先生还颇受尊敬的，这小伙子在背后还称他先生。于是我就在月台上踱来踱去。过了不久，听一个小伙子说：“曹先生，有人找你。”“谁呀？”一个较苍老的声音问。我赶紧走过去自我介绍，并拿出车票自责说：“以为有了车票就笃定了，才多玩了一会儿，不想现在车子这样挤。”曹先生说：“你怎么知道我的？”我说：“是银行公会的刘先生告诉我的。”因为刘超尘在银行工作，我也不知道有否银行公会，顺口就扯了个谎。他想了一下说：“我不记得银行公会有熟人。好吧，就要开车了。”他回头叫那两个小伙子去推一辆板车来，他打开了列车上的一个窗子，叫小伙子将板车竖在窗口，叫我从板车上爬进窗子去。我就照他说的办了。一进窗子，原来是查票员的休息室，有桌子、椅子，还有一盏灯。曹兰芳在窗口关照我说：“车行的时候，你尽管开灯好了，车要进站时就一定要关灯；要不，站上挤车的人会打破玻璃爬进来的。”我一一应承了，当时他没有进这休息室。我一个人占有两平米的空间，实在太出乎意外了。

　　车过常州，曹先生从门口进来了。我问：“查票啦？”他说：“还查什么票，人都挤不过，让他们出站时去查吧。”他也在休息室坐下了。他问我在上海做什么事，我将我的公开身份告诉了他，他说：“教书也很辛苦，工资也不会太高。”那时候，铁路员工刚罢工取得了胜利，增加了工资，月台上的标语还在，我就问他罢工胜利是工会领导的吧？他鄙夷不屑地说：“工会？靠工会就糟了。是我们自己干起来的。”谈了一会他就又出去了，并说：“我不来了，你睡一会吧！”车到南翔时，他在月台上敲敲我所在的窗，对我说：“到上海你自己下车吧，我有事，不来了！”我连声道谢。这个谢真是从心底里迸出来的。

　　车到上海已经黎明，我只来得及洗一下脸，就去学校上课了。(庄佩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