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监狱“锤炼”的新四军骨干

　　1937年8月18日，对于南京晓庄首都反省院被关押的“政治犯”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就是这一天，刚刚和国民党达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协议的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来到了反省院，向被关押的“政治犯”作形势报告，并亲自点名释放了3名“政治犯”。从此，一大批在铁窗中受尽折磨的共产党员、爱国志士，走向了自由，走上了革命道路，走上了抗日救国的最前线。

　　其实，关于“政治犯”问题，是国共两党之间悬而未决的争论焦点。早在1936年8月，毛泽东写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有一句名言：“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中共就明确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虽然国民党方面极不情愿，但迫于国内外政治压力，只能“不得已而为之。”在1937年6月至7月的两次庐山谈判中，鉴于全国抗战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同意共产党提出的“释放中共在狱党员，中共有调查之权”的要求。7月31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释放了被关押在苏州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七君子”。这是第一批被释放的进步人士。但是，国民党政府对在押的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迟迟不肯释放。

　　这一时期，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全国性的抗战开始，日军飞机已经轰炸南京，监狱附近落下了炸弹，形势急转直下。狱中的同志也开展各种斗争，积极配合营救工作。难友们组织起请愿活动，纷纷提出：我们愿意上前线去打鬼子，不能关在这里等敌人轰炸。要求打开手铐脚镣，打开牢房大门，在监狱内挖防空壕，不要白白被炸死。面对监狱内、外的双重压力，国民党一方面假惺惺地“积极配合”，另一方面采取拖延政策。因为谁都清楚，被关押在南京3大监狱的，是从全国各地押解到首都的共产党“要犯”，释放了这些人等于“放虎归山”。但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国民党方面又不得不放人。

　　1937年8月18日，周恩来刚离开谈判桌就提出要到晓庄首都反省院，去监狱看望“犯人”，蒋介石不得不答应。在这之前，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已经基本摸清了在押“政治犯”的情况。南京共有3大监狱：位于晓庄的首都反省院，关押着许多男犯和从“模范监狱”调来的少数女犯，约100多人；位于江东门的中央军人监狱，是“监狱中的监狱”，绝大部分“重刑犯”是共产党员；在老虎桥的“模范监狱”中关押的多数是女犯。

　　8月18日上午，首都反省院院长通知各监号的犯人，把牢房打扫干净，说有人要来参观。大约11时左右，周恩来、叶剑英驱车来到反省院。周恩来看了花名册后当即要保夏子栩、王根英、张琴秋3名同志出狱。夏子栩是赵世炎的爱人，同时也是叶剑英在苏联留学时的同学，1931年回国后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第2年被捕关押在反省院；王根英是陈赓的爱人。反省院院长说，张琴秋是顾祝同寄押在这里的，必须经他批准。周恩来说：“那就换一个吧。”夏子栩提出用熊天荆调换，因为她是病号，不带走就会死在监狱里。院长同意调换。被保释的3名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周恩来对院长说：“今天先保3个人出去，明天再保别人。”

　　随后，周恩来提出要看望其他难友。反省院院长满口答应，将“政治犯”全部集中到大礼堂，请周恩来作形势报告。周恩来首先向大家表示关心和慰问，接着向大家宣布：“和蒋介石先生10年敌对，10年分手，今天又重新合作了”，“我们的合作是真诚坦白的，不是取巧，玩弄手段，更不是阴谋，我们的态度是正大光明的。抗战中，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前方后方，只有一条路，只有一颗心，打日本！把每一支枪口都向外，每一颗子弹都瞄准共同的敌人，集中一个方向，赶走日本帝国主义！”

　　这时全场掌声雷动，激情高涨。接着，叶剑英讲话。他说：“我们非常切望你们急速恢复自由，期待着你们到前线来参加抗战。我想，不久我们会在前线握手！”报告会结束后，周恩来、叶剑英将夏子栩、王根英、熊天荆3名同志接走。同一天，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也开始放人，已坐满4年刑的蔡馥生被释放。从8月18日起，陆续从中央军人监狱出来的有：黄文杰、刘顺元、王凯、李世龙、陈龙菲、郑绍文、王鹤寿、刘宁一、杨兆龙等一大批共产党员。从首都反省院保释出来的有张越霞、乐于泓等人。从老虎桥“模范监狱”出来的有陈独秀和赤色工会国际驻太平洋职工会的代表牛兰、汪得利曾等。9月中旬，国民党军政部以“疏散”为名，下令把关在中央军人监狱的100多名刑期在15年以上的“政治犯”和少数“军事犯”集中解送到安徽和县姥下镇，余下的100多名“政治犯”全部关进中央军人监狱的“狱中之狱”。

　　八路军办事处为了营救这些同志，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夏子栩等人出狱后，又详细汇报了另外一些同志的关押地点和有关情况。接着，周恩来又指派专人到几个监狱进行调查核实，向国民党政府交涉要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公布《战时监犯调服军役办法》，规定“各监狱长官或省院长应将调服军役之人造册报由军政部通盘筹划拨充各部队服务”。随后，国民党司法部批准了江苏高等法院《临时处置监犯办法》，规定“5年以下有期徒刑人犯，悉依艳电第一项办法，予以交保”或“酌予开释”；“5年以上人犯，酌商请当地军事长官，编成运输队，派往战区服役”；情形紧张时，十年以下者也可“迳予开释。”根据这一办法，刑期较短的“政治犯”，被国民党陆续释放；刑期较长的“政治犯”由周恩来、叶剑英或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以周、叶的名誉，写信给何应钦，指名调“重刑政治犯”到八路军去“服刑”。通过这一办法，一批又一批被关押的革命者从监狱中救了出来。9月26日，八路军驻京办事处把帅孟奇、曹瑛、陶铸、萧桂昌、顾玉良、赵希愚、周云德、陈坦等同志接出了监狱。到10月初，这200多名“政治犯”全部释放。首都反省院最后释放的女“政治犯”有钱瑛、箫明等13人。

　　被营救出来的人，大家不约而同的来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设在鼓楼附近的傅厚岗66号（现青云巷41号），这是周恩来租到的一幢小楼，住不了多少人。于是，办事处就在鼓楼找了一家旅馆，让出狱的同志先住下来，还送来了盐水鸭、油条、烧饼、咸菜等食品。从1937年8月到10月，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监狱和反省院先后释放的“政治犯”，经八路军办事处接待和初步审查的共有1000多人。其中，除了少数人要求发给路费回家外，有700多人表示要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去打日本鬼子。他们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经西安、云阳转送到延安。为什么有这么多出狱的人要选择延安？这是因为他们之中绝大多数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在狱中戴过手铐脚镣，坐过老虎凳，经受过严刑拷打,但他们从不出卖灵魂，始终坚信共产主义信念，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意要将一生交给党。同时，就在这些“政治犯”出狱前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些经过铁窗烈火锤炼的优秀儿女，毅然决定投奔延安，走上抗日前线。他们经过中央党校的培训，有的留在延安，有的分配到八路军工作，有的到了新四军任职。这些久经考验的革命者和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在以后的艰苦岁月和激烈战斗中，共同铸成了一支铁打的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