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斌：一个人的民间抗战博物馆

　　12月12日，首个国家公祭日前一天，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吴先斌小心翼翼地翻开他收藏的一本影集，向澎湃新闻记者一一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入口处）

　　这是一个侵华日军士兵在1937年期间拍摄的影集，共260张照片。从这批照片中可清晰地了解到当时日本部队的行程，其中在南京期间的照片有14张。——当年一个日本人在中国见闻录式的普通影集，如今已经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重要物证。

　　这也是吴先斌正和他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的意义所在：打捞民间记忆。

　　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在《目送》中曾这样写道：“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这句话正是南京民间抗日博物馆馆长吴先斌的生动写照。

　　2005年的12月12日，吴先斌在南京市文化艺术中心举办了“南京城的控诉——民间抗战图片收藏展”，展出了280余幅真实纪录南京大屠杀的老照片。此时，41岁的吴先斌是南京一家装饰材料总厂的负责人。

　　那场图片展在南京共展出了5天。期间，曾经目击侵华日军暴行的丁承憼老人，在观看图片时，忍不住回忆起当年的惨烈时光，失声痛哭。

　　9年后，吴先斌毅然辞去“公职”，从当初的“玩票”转身到了投入南京民间记忆打捞的专职工作上，他现在成为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的专职馆长。

　　2014年8月中旬，吴先斌带着自己馆藏的28张有关南京大屠杀核心史料照片前往日本，自费参加了由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举办的为期3天的《为了和平 揭露战争》展览。他也成为23年来首位在日参加此类反对战争集会的中国民间人士。

　　从一个成功商人向一个文史馆长的转变，吴先斌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对于一个人致力于创办无政府财政扶持的民间博物馆而言，是什么让吴先斌在这条道路上勇往直前?

　　吴先斌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对于博物馆的意义，他最想表达的9个字便是，“不仅是记忆，更是思索。”

（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馆长吴先斌）

　　31年前接触南京大屠杀史

　　吴先斌，籍贯安徽，自小跟随父母来到南京生活。上世纪70年代，还在念小学的吴贤斌跟着外公去南京秦淮河边洗澡，在石头城桥边时，外公告诉他说：“当年日本人在这里杀过很多中国人。”年幼的他听了非常震惊、且不理解，“外公为什么会告诉我这些?”但凭着直觉，他知道，作为他“最亲近的人”，老人向他讲解这段故事，一定有重要的道理。

　　对于那个年纪的孩子来说，他们所接受过的抗战教育只有“小兵张嘎”、“地道战”和“地雷战”等。“关于南京大屠杀，国家记忆曾经缺失了，但民间记忆一直没有断过。”这是从他记事起，第一次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外公口中听到这段历史的片段。这段经历，让年幼的他，似懂非懂又记忆深刻。

　　第二次接触这段历史彻底改变了吴先斌人生轨迹。那是1983年的冬天，在南京大学电教室工作的他在临近下班时接到一通电话，上级领导以极为严肃的口吻让他留下，要求他整理一盘从美国带回来的内部材料。

　　当晚，他从专业设备上播放这盘磁盘后看到，屏幕上出现的画面既无注名，也没声音，整个影片没有一句叙说结构的描述，只有一段段剪辑而成的生硬画面，“画面中人物痛苦的表情告诉我这座城市曾经发生过什么。”

　　将这盘磁带交给吴先斌的人，便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南京大屠杀研究第一人高兴祖。他告诉吴先斌，这是马吉先生在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的14分钟短片。从此，这段无声短片一直在吴先斌的心中挥之不去。他开始留意这段历史的史料收集，即便在创业期间，也不除外。

　　1986年吴先斌辞掉了南京大学电教室的工作后开始经商，从事过装饰生意，卖过人造板，也做过这类产品的生产商，后来在南京雨花区安德门开厂，成为华东装饰材料厂厂长。“我觉得我运气还挺好的，创业的时候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机，能够在40岁以前完成资金积累，让我可以在40岁以后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吴先斌对于自己成功的经商经验简单地总结为“运气好”。事实上，从学习工商管理到做任何事情，吴先斌都有一股韧劲，这也许是他在40岁之前完成资金积累的重要原因。

　　2005年2月12日，吴先斌在南京市文化艺术中心举办“南京城的控诉——民间抗战图片收藏展”时，与另一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张连红结识了。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中日网总编张连红教授曾撰写过《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魏特琳传》、《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幸存者调查口述》(上、中、下)等著作。2005年的时候，张连红听一个朋友介绍说，南京一位民间抗日战争史的爱好者要办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展，非常感兴趣，前往参观，于是便认识了吴先斌。

　　2005年，时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二期扩建工程奠基，该馆是由南京市人民政府为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而设立的遗址型专门史博物馆，当时该馆已收集了10000多份历史资料和文物，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一年的12月12日，吴先斌拿出自己收藏的280张照片，分别与《现代快报》、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等单位联手，在南京长江路文化艺术中心、师大随园校区、仙林大学城、雨花台区政府一楼大厅等地，先后多次举办了名为“南京城的控诉——民间抗战图片收藏展”图片展。这是官方与民间同时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让南京政界、学者、市民印象深刻。

　　吴先斌收藏的这些历史照片，大部分是由日本人自己拍摄的。在文化艺术中心的展览现场，前来参观的南京市民络绎不绝，曾目击侵华日军暴行的老人在观看图片时老泪纵横。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这是一个企业家，是南京为数不多的一位民间抗日战争史的爱好者。”张连红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们认识后，主要是探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问题，南师大只要有研讨会、学术交流会，他会请吴来参加，吴也会帮他们录像。“他那边拿到什么资料都会第一时间和我联系，我们保持着比较良好的互动。”后来吴先斌告诉张连红，他自己要搞个博物馆，希望他能给这个馆一些建议，关于馆的主题策划、陈设等。

　　很快，1年后，2006年12月12日，赶在南京“沦陷日”69周年的前一天，吴先斌个人出资300万，在自己几万平方米的厂里创办了南京首座民间筹资的纪念馆，免费对外开放。

（日商店招牌揭示经济掠夺）

　　收藏和研究都不应留有空白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位于南京雨花区安德门大街48号，这里距离市区8公里，距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大约20公里。从交通上看，这里相对偏僻，但是第一年该馆便接待了3万多名参观者。吴先斌说，3万多名到访者中，有不少学者、教授，“他们成为参观人数的中坚力量”。

　　江苏省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杨夏鸣就是其中一个。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吴先斌在建馆的时候邀请他做顾问，此后一直保持联系，并作一些抗战史资料方面的交流沟通，其中对张纯如资料的收藏接触颇多。张纯如是美籍华裔女作家、历史学者，曾前往南京，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采访调查，后来出版有《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此书被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比誉为“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

　　“1995年张纯如来南京做研究的时候我做了张的翻译，后来她母亲希望把她的遗物委托给我保管，我认为吴馆长那边的收藏和保存条件比较好，我就跟张的母亲也做了工作，现在这些东西保存在他那里。”杨夏鸣说，吴先斌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他奋斗很不容易，在有了经济基础之后还能想到来做这个事情非常值得人钦佩。

　　“从朋友的角度来讲，他也从来没跟我们提过辛苦什么的，但是我认为他这边是很辛苦的。我也呼吁社会上对他的这个事情要支持，因为办这个馆，特别是在起步的阶段社会上有一些不理解，这样、那样的声音也存在，但他坚持下来了。”杨夏鸣说。

　　博物馆面积大约2000多平方米，在吴先斌厂区内的一幢4层楼内，核心区域是三楼的陈列馆，展厅迎门镌刻了巨幅《义勇军进行曲》词谱，侧面悬挂72张1937年的那场大屠杀幸存者照片，整个展馆布局简朴、凝重，震撼人心。陈列馆的右侧，分别陈列了“1937南京记忆”、“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抗战风云”、“抗战文献”、“抗战徽章”等文物。

　　馆内珍藏文物3700余件，包括300余张侵华日军的作战地图，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照片、实物，各种抗战勋章，以及终生致力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华裔女作家、历史学家张纯如采访幸存者的影像资料和书籍等珍贵历史文物。四楼作为资料室，陈列着有关抗日战争的书籍4万余册。

　　“民间博物馆的存在是国民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真实测量民间对历史认识的温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对澎湃新闻记者说，认识吴先斌这8年的时间，他感觉到这位“年轻”的馆长对抗日战争和历史的认知和思想早已有了质的变化，他能够从大历史、大世界的眼光解读认知中日关系。

　　在博物馆内，澎湃记者看到了4枚吴先斌于2009年购入的珍贵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和陈坚于2006年捐赠的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为主题的油画《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吴先斌说，除了展出的文物，许多活动也选择在吴先斌的纪念馆里举行，8月13日，博物馆刚刚举办了江苏省中国近代史学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学术研讨会。吴先斌说他个人很欢迎这种学术交流的活动。

　　和早期相比，吴先斌现在越来越关注宣传。自从博物馆成立以来，吴先斌所办的展览和探访老兵的各类活动都得到了国内媒体的广泛关注，近来，他自己也办了一份题为《抗战》的报纸，作为内部交流用，另有一本《山河记忆》杂志公开在网上订阅发行，目前已经发行了数万册。这份杂志每份定价10元，杂志的收入都捐给抗战老兵。

　　和许多做个人博物馆的人一样，吴先斌最初只是想完成对内心情怀的实现。这么多年谋生的事业在变，但是收藏抗战纪念品的爱好却没有改变，只要有时间，北京的潘家花园、上海的城隍庙、南京的朝天宫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虽然目前来看，这件事情的影响面已经不局限于他个人，但是他还是经常提醒自己不忘初心。

　　“我不想强求谁来关注，这个事情更多是我个人的事情，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过程。”吴先斌不无感慨地说。

　　不强求每个人都来关注，特别是年轻人，是吴先斌的理念。他认为，文化的东西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他相信随着年龄和阅历的积累，到了一定的时候更多的人会关注这段历史。

　　不平凡的2014年

　　从2006年至今已成立8年，博物馆保证每年300天的开放日，截至目前总计16万人次的参观量。

　　目前，馆内有7个固定的工作人员，累计投资已达到3000万。今年，由南京文广新局主办的《我最喜欢博物馆》网民投票的活动中，该馆在39家博物馆中排名第四，成为进入前十的唯一一家私营博物馆。

　　“办馆的时间越长，一个问题就凸显出来，收藏搞上去了，但是研究跟不上。我觉得这也是民间馆目前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吴先斌说。

　　在吴先斌心目中，民间抗战纪念馆算得上规模的没有几家：“在政府做过登记的民间博物馆据我所知大概只有2、3家，比如四川的樊建川先生的抗日战争博物馆等，我们之间目前也保持着一个沟通交流。”

　　“这个馆是比较民间的，它是用老百姓的眼光来回顾历史，和我们官方的博物馆的宏大叙事风格是有区别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导、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副所长张生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吴先斌在馆藏的收集和办馆的过程中很清楚它的定位，它不是按照谁的旨意来做这件事情，而是以草根视角持续地在关注。

　　在张生看来，吴先斌之所以可以办这样一个馆，与他这个人的性格分不开。他是一个很执着的人，把这个事情做下去了，并且做得很好，在这个过程中他的付出很大，包括金钱和精力上的投入。张生说，“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社会上难免会有一些冷嘲热讽的声音，但他都没放在心上，认准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很执着。”

　　今年8月9日—12日，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在名古屋举办了《为了和平揭露战争》的展览，该展览已持续了13年的时间，今年吴先斌成为此次首次受邀参加展览的中国民间人士。

　　从日本回来后，吴先斌说，这次展览让他收获了一个心态上的转变，“我们现在应该树立一种以‘万变应万变’的心态，尤其是在宣传上，日本有三家媒体《中日新闻》《朝日新闻》《赤旗周刊》关注了我们的这个展览，但他们在报道中做了模糊处理，把‘侵华日军罪行照片展’的展览名改为‘中日战争问题’。虽然这些媒体在报道中含糊其辞，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他们，他们至少给我们做了宣传，我现在的心态是只要能把这些东西宣传出去就好。”

　　张连红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当初他得知吴先斌打算去日本办展的想法后，他对这个计划不是很支持，“我认为应该多搞一些别的形式的交流，比如研讨会的形式，日中双方坐下来交流一下，我觉得意义也很大。但是他这个展览搞完后，我觉得效果还是蛮好的，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

　　今年，吴先斌去了一趟台湾，把一些一直和博物馆保持联系的台湾历史爱好者聚集起来，选出几个人成立了台湾的“口述历史寻访小组”，主要做抗战老兵的故事挖掘，成果很快也出来了，他们探访的人物故事会在国内的一些媒体上报道。这些人有王光复(王光美的哥哥)、原馥庭(阎锡山秘书)和杨浚彦等。

　　吴先斌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对未来不做规划，往往是时机成熟了就做一点儿事。我的馆做的许多展览和活动都是随性为之。”

　　从吴先斌的抗日战争博物馆出来，天下着蒙蒙细雨，迎面碰上了几位参观的访客，有年轻人也有中年人。一回头，入口处的一排小字印入眼帘——“一个寻找英雄的地方”。关注抗战中的人和他们建构起的历史，是这里正在做的事情。

　　采访中，吴先斌数度强调他对博物馆并不做过多的规划，毕竟民间博物馆与有政府财政支持的官办博物馆不具有可比性。“博物馆是有未来的，只不过我看不到他的未来在哪里，或许坚持就是他的未来。”

　　而张连红认为，民间博物馆的建立和生存状况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特别是民智发展的标志。从这个层面来讲，民间博物馆的困难并不产生于民间博物馆本身，而更多制约于国家社会现代化的程度。

　　对话吴先斌

　　澎湃新闻：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走上办馆的道路?

　　吴先斌：如果说情感一定要寻找到它的线索，我想我做这一块的情结可能是来自于从小生活在这个城市，对这段历史有过好奇心，小时候常听外公聊起这一段历史，我心里应该就会有这个情愫在。

　　澎湃新闻：博物馆的活动都办过哪些?有特别的规划吗?

　　吴先斌：活动主要集中在展览和探访老兵上，一方面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历史，一方面挖掘历史。具体的活动和数量我记不清了，这方面我从来也不做细致的规划。常常是别人发了邀请来，我看着觉得可以就参加了。我这个馆从建立开始就一直在积累，有种堆土成山的感觉。更多时候，我是随性的，这个馆的一切都在经意和不经意之间。

　　澎湃新闻：您办这个馆是希望更多的人关注这段历史吗?

　　吴先斌：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爱好，首先是为我的内心世界而存在的。我并不强求别人一定要来关注这段历史。就像我20岁以前也没有关注这段历史，反而是到了40岁，有了一定的阅历和经济积累后才开始慢慢有这个想法。现在年轻人我也很理解他们，生活压力非常大，他没有精力去关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我觉得这就跟开汽车一样，你刚发动车子不可能就一下到100迈，都是从0迈开始的。我相信到了一定的年纪，年轻人就会开始关注文化、历史和社会问题。

　　澎湃记者：对于博物馆的未来有没有想过?

　　吴先斌：我相信馆是有未来的，但我看不清楚这个未来是什么，我想也许坚持就是我的未来吧。

　　澎湃新闻：您的博物馆办得很成功，您个人总结过成功的经验吗?

　　吴先斌：中国的民间抗战博物馆不少，但是在政府部门登记的可能就两三家，做得好的大概就我和四川的樊建川先生，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我们是企业家办博物馆，这里面有风险的控制，还有投资的计划，我们企业家能够做到比较好的控制，相比于许多文人办馆，他们就不如我们有这种意识。

　　澎湃新闻：您觉得博物馆目前存在什么样的不足和缺陷吗?

　　吴先斌：我觉得民间博物馆现在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收藏搞上去了，但是研究搞不上去。研究和收藏不能平衡。

　　澎湃新闻：关于馆藏以及馆藏的来源给我们做一下介绍吧?

　　吴先斌：关于馆藏的来源，主要是收购的，捐赠的占到很少的部分。我的馆这些年基建一直没扩大，但是征集工作一直没有停，馆藏的部分、交流的活动和宣传工作一直都在做，而且是越来越大。目前书有4万册，文物3700件，我的收集范围是很广阔的，美国、日本、台湾，国内外都会去找，找的途径通过网络，古玩市场、书店等等，现在我每周六都会去逛逛古玩市场，选择上都是以南京抗战为核心在找。

　　澎湃新闻：您这次(2014年8月)去日本展览回来后有什么感想吗?

　　吴先斌：危机感很强，日本的年轻人不很关注。我的想法也有一个改变，我觉得我们要以万变应万变。在日本有媒体报道这个事情，《朝日新闻》《中日新闻》《赤旗周刊》等等，但他们会做模糊处理，把展览名改为“中日战争问题“。虽然这些媒体在报道中含糊其辞，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他们，他们在做这个事情，我现在只要能把这些东西宣传出去就好，以前都想以不变应万变，以后我们要以万变应万变。

　　澎湃新闻：现在还会花多长时间在博物馆上?

　　吴先斌：一般是一半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这个上面。最近精力大部分都在这个展览(日本)上面，展览结束了我也要休息一段时间。

　　澎湃新闻：做这个事情家里人支持吗?

　　吴先斌：家里人对我这个事情可能有意见吧，但是我这个人有点大男子主义，有时候他们可能有意见会放在心里，但他们明白这是我个人的追求，男人都有自己的一些个人理想上的东西，可能我会放在心里，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就去追求。

　　澎湃新闻：做这个馆感觉有压力吗?有没有人找你想跟你合伙的?

　　吴先斌：压力肯定是有的，这个馆是我个人的工作，可以说日常的事情是很繁琐的，做这个馆感觉有时候也是一个孤独的事情，一无内助，而无外援，目前有7个雇员，负责文物征集，后勤保障，开门接待，另外我们自己还做杂志、报纸，这两年宣传也在加大力度。这些都是要资金支持的，至于找人合作，从来没想过，这毕竟是一个烧钱的事儿，想也没人愿意来合作。

　　澎湃新闻：您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什么?

　　吴先斌：对我个人来说这个事情非常重要，我完成了一个自我学习和自我教育的过程，自我完成和实现的过程。

　　澎湃新闻：有时候感觉人生的时间过得很快，您现在怎么认识生活?

　　吴先斌：人到50万事休，我现在对金钱看得很淡了，相对于从前没有那么多要达到的目标了，人比较达观。到了晚年，我想我可以与文化相伴，可以和这些史料相伴，等我退休了，我可能就自己干这个馆，就做管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