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天，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骄阳似火。就在这个炎热的夏季，周恩来为了推动全面抗战，奔走在西安、太原、杭州、上海、庐山，8月9日，来到南京。
随着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步步进逼，民族存亡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致对外的口号，受到全国所有要求抗日的人们的拥护。1936年12月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契机，国共谈判从秘密到公开进行。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无数次重大的努力。为了民族的存亡，中国共产党做出了重大的让步，提出了几项保证。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还提出几项要求国民党政府必须做到的条件，这些条件得到被扣在西安的蒋介石的承诺。其中一项就是释放在国民党监狱和“反省院”中从1927年以来关押的政治犯。这是关系到组织动员千百万人参加伟大抗日战争、争取战争胜利的重大问题，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所必需的组织准备。正因为如此，周恩来的南京之行，除去参加国防会议、宣传红军、解决军队改编、建立边区政府、江南游击队参加抗战等问题之外，就是营救狱中的战友了。
周恩来和朱德在南京会见了一批留苏回宁的学生，当时在场的姚素珍是参加1927年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怡和纱厂的工人，后来到苏联学习。她和曾经是中共五大代表、后来和陈赓同志结为夫妻的王根英是上海斗争时的战友。她告诉周恩来王根英现在就在南京北郊晓庄的“首都反省院”。
以往国共两党谈判，每次中共都要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国民党一直采取拖延的办法，在共产党催得很紧的时候，陈立夫等人就说：“你们开名单来。”想用这个办法刁难共产党人。淞沪抗战爆发，沪宁线的城市经常遭受日军轰炸，战事日益逼近南京，8月16日，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军事委员会《战时监犯调服军役办法》公布，这是国民党当局对政治犯问题的一块遮羞布。这个《办法》中第一条规定：监犯是指“军人及普通监狱或在反省院”之人犯，第四条有“监犯得自行呈请调服军役”，又规定“各监狱长官或反省院长应将合于调服军役之人犯造册报由军政部通盘筹划拨充各部队服务”等。周恩来等就根据这个《办法》，展开了营救狱中战友的紧张工作。
8月18日，天气十分晴朗。周恩来、叶剑英、童小鹏乘一部克莱斯勒轿车，到晓庄首都反省院去。接待他们的是反省院姓廖的院长。到了办公室，周恩来在要来的反省院的政治犯名单中首先看到了长期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过的夏之栩的名字，又看到了王根英的名字，再看下去，还有张琴秋。他对廖院长说，我今天要见见她们。
反省院女监里得到这个消息，真像是一声惊雷，把大家都惊呆了。虽然形势在变化，外面的消息不断传来，但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们又问：“是周恩来?”“是的。”夏之栩她们虽然将信将疑，但还是迫不及待地向院长办公室走去。一进门，见到穿着浅色中山装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由于劳累，周恩来显得清癯消瘦，但那双清澈如水的眼睛仍是炯炯有神，叶剑英也还是那样英俊潇洒。三个人望着他们，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来，还是叶剑英先开了口：“怎么，不认识我们了？”她们才如梦初醒，非常高兴地迎上去。夏之栩忙着告诉周恩来，还有一些同志现在都用着假名，也关在这所反省院里。周恩来握了握三个人的手，又转向廖院长说：今天我要把这三个人带走。旁边有个特务提出来：张琴秋是顾祝同寄押在反省院的战俘，不属于监犯的范围。张琴秋，原来是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红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爱人，在1937年春被当时尾随红军追剿的国民党军队俘获，坚贞不屈，被顾祝同移送南京的。这时，夏之栩说，熊天荆现名田耕，她目前有病，可以让她顶替张琴秋先出去，以便及时治疗，廖院长同意了。特务又提出要找保人，周恩来幽默地说：我和剑英同志担保，可以吗？廖院长连连点头说：行！行！周先生要保还能不行？当即填了一个保单，让童小鹏带着三个人坐汽车去了城里傅厚岗66号的八路军办事处。
周恩来又提出和政治犯见见面。院长满口答应，立即通知大家到礼堂集合。全体在押的政治犯兴奋异常，连生病的同志也让难友搀扶着来到礼堂。会场上坐满了人，会场外也站满了人。
下午3时，晴空万里，太阳正在发出无比的威力。周恩来、叶剑英在廖院长的陪同下，走进了闷热的礼堂。礼堂里顿时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周恩来开始讲话了，会场里立刻安静下来。“同志们，今天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非常兴奋。”周恩来慈祥的目光扫视了全场，他十分平和地叙述着：“和蒋介石先生十年敌对，十年分手，今天又重新合作了。”
接着，周恩来介绍了一年来由分到合的经过。他说：“西安事变以前，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先向蒋先生提出愿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决不继续两派的斗争。如果在军事上再继续坚持内战，任何方面都得不到好处，整个国家就要灭亡了。在亡国灭种的情况下，任何党派的主张和主义都没有实现的可能！在这亡国灭种的最后关头，应当大家一致，举国一致。我们认为蒋先生是可以领导我们整个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所以我们提出，在挽救民族的危亡即刻抗日的纲领上愿意合作。”“自西安事变发生以后，不明白的人以为共产党一定会杀死蒋先生以报十年来的仇恨。然而结果却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但在我们看来毫不奇怪！”周恩来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及所做的努力后说：“因此使全国相信共产党与红军不是报仇的暴徒，不是趁火打劫的强盗！是中华民族最坚决最英勇的革命战士！”“使全国人士了解共产党，认识了共产党可以牺牲一切，为中华民族努力奋斗！”“但是，我们仍然有我们的主张，我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仰”。“我们是从十年来断头流血中锻炼出来的！我们有最艰苦的战斗的历史，我们有最英勇的牺牲精神！所以才有今天，所以才能和蒋先生谈话，才有资格和蒋先生谈话，才有力量来拥护蒋委员长抗日。”“蒋先生说我们是最有民族革命意识的合法的政治集团，有为民族而牺牲奋斗的精神，这当然不是恭维我们的话。我们也的确自信，我们有最坚强的民族意识和最英勇的战斗的牺牲精神！但是我们光有这种自信还不够，一定还要问我们应当怎样做?”“因为要实现我们的信仰，必须经过一个能走得通的道路。这一条道路就是求中华民族的解放、民权的自由平等和民生的改善，也就是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的道路。我们相信经过这条道路一直地向前走去，中华民族的前途一定是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孙中山先生主张实现世界大同，我们的主张是实现一个无阶级无剥削的自由平等光明灿烂的幸福的社会。只要大家努力，我们相信这条道路一定能走得通。”
周恩来在谈到日本帝国主义残忍地屠杀我们同胞时说：“在求活命的抗战过程中，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前方后方，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心，打日本！把每一枝枪口都向外，每一颗子弹都瞄准共同的敌人，集中一个方向，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所以现在我告诉诸位，自和平解决后，红军即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准备着随时开赴前方，现在已经开到最前线去了。我们愿把十年艰苦奋斗保留下来的这一点力量，用到抗战的最前线上去。”
周恩来热情地安慰大家说：“诸位同志在这里虽然还没有达到赴前线杀敌的目的，这只是迟早的事。在此地大家或者不安心，要赶快到前线去，我希望诸位同志稍微把心安下来，要晓得我们的抗战是长期的，诸位一定能有机会去到前线杀敌，请诸位稍微安心，再忍耐一时！”“我曾经和蒋先生谈过，关于在里面失去了自由的人怎样处理的问题，蒋先生说，只要里面的和外面的同志一样，一定能恢复自由。我担保只要大家抱定牺牲决心，出去杀敌的机会是一定有的。在出去之前，大家要一心地学习抗战的本事。我们不是说空话，我们都是受了多年的艰苦折磨，虽然诸位同志中有过去认识的，也有不相识的，但我想诸位一定能做最艰苦的事。”“现在除了告诉诸位安心锻炼铁一般的意志、英勇牺牲的精神而外，别的没有什么安慰的话可说了。”
最后，周恩来同志说：“现在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急的时期，我们这十年来锻炼出来的战士们应当站到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前线！用我们的力量做最后的战斗。最后战斗的时刻到来了，把我们的血一齐流到前线上去，把我们的鲜血洒遍民族革命的战场！同志们！战友们！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中华民族！”
周恩来同志讲话结束后，叶剑英也讲了话，重申共产党人将为中华民族流血牺牲、抗战到底的决心。最后叶剑英满怀深情地说：“我们非常希望你们急速恢复自由，期待着你们到前线上来参加抗战。我想不久我们会在前线上握手！最后祝你们健康和努力！”
周恩来和叶剑英的讲话多次被热烈的掌声和“乌拉”的欢呼声打断，政治犯们激动万分。他们一个个噙着满眶的眼泪，手掌都拍红了，喉咙也因为不断地欢呼和高喊口号而嘶哑。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团长陶万荣、吴仲濂和张琴秋一道，都是在西路军失利后被俘，被国民党押送来南京的，她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眼前发生的事情。周恩来和叶剑英讲话结束后，走下讲台一一看望大家。等她们回到号子后，周恩来、叶剑英等又到牢房视察。走到陶万荣的牢房门口时，周恩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悄悄地塞给她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终于找到你们了，请不要着急，很快就派人接你们出去。”陶万荣、吴仲濂、张琴秋三人抱在一起，流下了滚滚热泪。
8月20日，八路军办事处派一辆轿车把张、陶、吴接到傅厚岗66号，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亲自到门口迎接。西路军的三位女英雄回到了亲人的怀抱。
营救政治犯的工作继续进行。夏之栩、王根英、熊天荆向周恩来、叶剑英汇报了仍在南京监狱、军人监狱和首都反省院的战友的姓名。叶剑英让人开列名单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指名要求调这些政治犯到八路军“服役”。每一件公文开列十个左右的名单，往往只能放出七八个人。
除去由先出狱的同志提供名单外，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还通过一个叫陈立民的同志的表弟（在监狱里做司药）弄到一份政治犯名单。不少同志改了姓名，曾经威震洪湖、被国民党以数千元大洋悬赏捉拿、又几次被宣传已经死亡的钱瑛，化名彭友姑，敌人以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抗日群众。关在军人监狱的陶铸、顾玉良、陈曾固、赵希愚、周永德、曹瑛、肖桂昌等7人同时被早几天出狱的原中央局组织部部长黄文杰接出狱。他们走在路上，看见一家照相馆正在营业，即兴照了一张照片留念。还有一部分在军人监狱的所谓重刑政治犯，被送到安徽和县姥下镇，说是疏散，实际是想扣留不放。八路军办事处及时派刚从军人监狱获释、穿着少校制服的肖桂昌以副官身份去交涉，才把他们一起带回南京。
从中央军人监狱出狱的部分同志合影。
前排左起：陶铸、曹瑛、陈曾固；后排左起: 顾玉良、赵希愚、周永德。
由于周恩来在南京的谈判交涉，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监狱和反省院也纷纷释放政治犯。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周恩来和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一共营救了1000多人，其中300多人由八路军办事处直接分配到各地建立、恢复党组织，700人经西安到延安。这一批同志在中央党校学习后分配各地，成为抗日战争中各个战场的骨干，后来在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陶铸、钱瑛、刘宁一、王鹤寿以及担任过安徽省委、江苏省委重要领导职务的李世农、张恺帆、刘顺元等。曾经和陶铸一起被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又一起出狱、以后担任过中纪委常委的曹瑛同志在谈到这一段经历时深有体会地说：“建国以前，党的干部保存下两批人：一批是工农红军的干部，是在革命根据地保存下来的；一批是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的干部。在战争中工农红军牺牲了一大批，白区监狱中也牺牲了一大批。剩下来的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党依靠他们带领广大群众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由此可见，周恩来等同志当年积极的营救，有效地为党保存了一大批革命骨干，为抗日战争输送了一批觉悟高、富于民族精神、勇敢善战的精英，为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直至取得最后胜利，也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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