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红色故事】红色交通线

发布时间:2020-08-14 09:15 来源:南京党史网 收藏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转入地下,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共产党人不得不在敌人的追捕、镇压中顽强地开展革命工作。由于水陆交通及邮电通讯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当时设在武汉后又迁到上海的党中央和地方组织、白区和苏区、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十分不畅。党为了更有利地开展革命工作,根据上、下、左、右工作联系的需要,1927年8月在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决定在各级组织间设立党内交通。中共中央通告第三号中提道:“八七紧急会议议决中央须建立通达各省的交通,各省委建立通达各县的交通,各县委建立通达各乡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此交通网的职任有二:①传达党的一切文件,输送党的一切宣传品。②兼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

  中共中央设立了交通处,其秘密交通分为市内交通与长途交通。市内交通的主要任务是传递市内党的各个机关互相来往的文件;接洽各地来中央的干部,安排会议地址,通知开会和传达中央的各项指示;负责发送秘密宣传品,组织群众大会及示威游行。党中央在上海时,党的数十个机关、团体都处于地下、分散的状态,以住家、店铺等形式做掩护,机关与机关之间极少来往。他们之间的联系都由市内交通来沟通, 一般一个交通员负责两三个机关,且都是单线联系。为了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市内交通多由女同志担任。她们不仅会经常受到敌人“抄靶子”(突然封锁路口,搜查过往行人)的威胁,而且上海流氓极多,还要善于应付。所以,从事市内交通的同志既要熟悉上海的环境,又要机智勇敢,随时应变。担任交通的同志互不见面,互不认识,去秘密机关取文件,都安排在不同的时段,必须准时到达,拿上文件就走,以避免见面。

  长途交通是中央与外地组织的联系人。当时从中央所在地上海到外地的秘密交通线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从上海到天津、北平;一条是从上海到汉口;一条是从上海至广州。长途交通要乘车、乘船、跑码头,奔波跋涉于各地。在路上要沿途按照当地情况,有的以家庭作掩护,有的以店铺作掩护设立交通站,有的利用社会关系作为联络点,有的利用公共场所的信兜传递信件,约好了代名,自己去拿,互相不见而。当时外送文件许多是用药水写的,有的写在衬衫里,穿在身上,有的写在书里,有的放在热水瓶里。有一次长途交通从苏区带回黄金,途中要通过敌人多次搜查,最后将黄金塞进鱼肚子里带回来了。长途交通将文件送往外地,常常要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这期间,往往会出现意外,党的机关常遭敌人破坏或已经转移。交通不按时回来,住机关的同志就要搬家,交通回到上海,也要随时警惕发生意外。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担任过交通的党内重要干部有:王凯、安子文、刘晓、帅孟奇、李延禄、方志纯、陈琮英、廖梦醒、陈丕显等等。周恩来对交通工作极为重视,他曾在政治局会议上专门提出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周恩来对去他家的交通员十分关心,常问,今天遇到什么情况没有?怎样应付的?对交通员的衣服合不合适,发式行不行,他都注意。对可能出现的问题,他设想又设想。有时,党的负责人自己也兼做交通工作。陈云同志出门时,也常常带文件到外地去。他把文件放进胡琴内,因为上海琴师有个习惯,出门把胡琴包在衣服里。陈云会拉胡琴,敌人搜身时,把他当作琴师,就让他过去了。

  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无论是市内交通还是长途交通,都为党忠心耿耿地工作,他们冒着随时被捕、牺牲的危险,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当时,蒋介石已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正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汪精卫也于7月15日在武汉正式宣布与共产党人决裂,公开背叛了革命。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是党中央的交通员,在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的指挥下,巧妙地避开敌人,甩掉特务的跟踪、盯梢,用了三天时间,将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毛泽东、杨匏安、王荷波、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陆定一等21名代表一个一个地领进会场。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好,一天的会议通过了多项重要决议后,顺利结束。会后,交通员又用两三天时间将代表们一个一个地安全转移出去。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邓小平同志一直在会议地点紧张工作了6天。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党中央机关安全保卫工作的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在中统特工头子徐恩曾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中共党员钱壮飞截获此绝密电报后,立即派他的女婿、秘密交通刘杞夫赶到上海,向党中央报警。使得党中央赶在叛徒顾顺章和特务到达之前,安全撤退了绝大多数秘密机关,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一网打尽在上海的中共领导、破坏中央机关的大阴谋,使党避免了一次大破坏、大灾难。当刘杞夫回到南京后,党的秘密机关已被敌人破坏,刘杞夫和妻子钱椒椒双双被敌人逮捕,在狱中受到敌人的残酷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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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壮飞

  毛泽东等人在江西创建了红色根据地以后,为了适应扩大苏区工作的需要,先后开辟了几条通往白区的武装交通线,其中有闽粤线、粤赣线、闽东北线、闽西线等,每条线上都活跃着一批武装交通员。这些交通线中最重要的是闽西线,是由闽西特委书记邓发按照党的指示建立的上海到苏区的交通线,并以广东的大埔秘密交通站作为这条长达数千里的交通线的连接点。这条交通线担负着传递信件、护送干部、输送各类物资往苏区的重要任务,沿线有许多大小交通站,这条线上的武装交通都是由红军中班长以上的干部或军事学校毕业的学员担任。

  大埔交通站有20多人组成,每人配有驳壳枪、两颗手榴弹和一把刀。交通站有大木船三只、小木船两只,可由汕头直达大埔。这条线在汕头的交通点是家药房,在大埔是饭店,在虎市是旅店,整个闽西线为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青溪——永定——上杭——汀州——瑞金。

  闽西线曾将大批的布匹、食盐、药品、纸张、电讯器材、印刷器材、军械器材输往苏区。还曾将大批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和在白区工作的同志护送到了苏区。特别是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党中央决定将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撤往苏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走的这条线。从1930年到1932年,经闽西线由武装交通护送到苏区的领导同志有: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刘少奇、项英、任弼时、何叔衡、刘伯承、左权、肖劲光、陈赓、李富春、李克农、胡底、钱壮飞、聂荣臻、张爱萍、胡耀邦、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杨尚昆、博古、李德、张闻天、陆定―、伍修权、郭化若、程子华、凯丰、贺昌、伍云甫、吴亮平、成仿吾、曾山等几百人。

  这些同志大多是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到大埔,然后走水路、陆路到达苏区,这中间要经过敌人的多次盘查。1931年底,周恩来从上海乘船到汕头,由党的秘密交通将其安排在汕头最大的旅社金陵旅社住下。后来发现旅社楼下拐角处有个玻璃镜框,里面是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照片,其中有周恩来。周恩来立刻转移到一家小旅店。第二天,周恩来一副商人打扮,乘火车到潮安,然后由两位交通陪同,乘上去大埔的船只,再由武装交通护送,白天睡在老百姓的谷仓、祠堂里,晚上则翻山越岭, 大约走一个星期左右,这才到达闽、粤、赣苏区。

  闽西交通线是苏区党组织最早开辟的一条重要交通线,也是自始至终、唯一没有被敌人破坏过的交通线。直到1934年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长征,闽西交通线才失去了它的重要作用。

  1930年9月以后,中共中央为建立和巩固上海和苏区的联系,决定在英国当局统治的香港,建立直属中央的华南交通站。华南交通站在香港铜锣湾建立了秘密机关和招待所。华南交通站除了担负为苏区购买各种器材、药品的繁重任务外,还要接待中央从上海送出来的干部。为此,交通站特在九龙的上海街建立了一个秘密电台,随时与中央保持联系。所有中央派到苏区的同志从上海起程前,先已通过电台将人数、姓名、住何旅馆、接头暗语等电告华南交通站。这些同志到了香港后,便由交通员带领,从香港坐船到汕头,再乘火车到潮州,然后到大埔,通过闽西线进入苏区。李少石、廖梦醒夫妇也曾被党派往香港做交通工作。李少石在外做联络工作,而廖梦醒则专门在家抄写在上海的党中央与苏区来往的文件。从苏区送过来的文件,装的都是大袋子,是写在非常粗糙的草纸上,而中央给苏区的文件、指示是用较好的纸张和很细的笔抄写的,有的甚至是用针抄的,字很小,只有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廖梦醒的抄写工作就是便于交通员携带。应当说华南交通站是白区党组织与苏区之间的极重要的联络点,也是连接闽西交通线的重要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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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便于和苏联及共产国际的联系,中共党组织还设有国际交通站。30年代前后,哈尔滨就设有北满地下国际交通站,专门负责掩护和接送中共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的白区干部和红军干部。这个国际交通站表面是以一个“晋丰泰”杂货铺为掩护,专门经营烟、酒、米、面等等。我党派往苏联或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到了这里以后,就不许随便走出屋子,连大小便都必须在屋子里,然后搅拌在石灰、草木灰中再由交通站的同志悄悄倒出去。去苏联的同志要长时间的等待,直到苏联方面的交通员来把他们接走。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至后来的斗争中,党的交通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实际是党能否卓有成效地指挥党的各级组织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关键所在。如果缺少这项工作或是这项工作做得不够严密,那么党的指挥系统将无法自如地运转,革命将受更大的损失。因此,中共中央对交通工作极为重视,而且对做交通工作的同志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你的工作天天都有可能和敌人发生面对面的冲突,因此,天天都要准备和敌人进行英勇不屈的战斗。但是,你的任务却不要求你和敌人去做正面的搏斗,而是恰恰要求你时刻避免和敌人发生正面冲突。在你的征途上,要千方百计地绕过一切明礁和暗礁,安全到达目的地。你的行动愈是无声息,愈是平安,便是最大的胜利。”正是因为崇高的理想和信念鼓舞着党的交通人员,使他们在狡猾的敌人面前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无穷的智慧,一次又一次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艰巨任务。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党的交通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页。


【责任编辑:曹蔚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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