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张一锋和马常卿，抗战期间在南京这座古城上大学、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情报人员。在我很小时，父母亲就经常讲斗争故事教育我们六兄弟。2000年元旦，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八集电视文献纪录片《无名英雄》，许多中共地下党老同志说还有许多故事藏在张一锋肚子里。江苏省和南京市党史系统两同志闻讯来到我家采访父亲。
来访同志说：“张老，解放战争时，你受中共南京市委情报系统负责人卢伯明直接领导，带领一批年轻的共产党人完成了许多重要而惊险的任务，为党和人民做出了突出贡献。可惜南京电视台把你这无名英雄漏了。”父亲谦虚地说：“我只是二传手，在党的领导下和老同志带领下，做了应该做的。潜伏在敌人身边战斗的同志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下面是父亲张一锋讲的故事。
一、地下情报斗争由抗日转向反蒋
抗战后期，张友柏根据上级党组织部署，在南京成立了自任会长、有二十多位大中学生参加的中国青年抗日先锋救国会(简称青抗先)南京分会。为表示决心和便于工作，张友柏改名为张一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张一锋和战友们在老同志顾渊、夏静华带领下，加强锻炼，努力工作，迅速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反动派统治中心的南京开展地下情报斗争做了准备。
1945年7月，马常卿大学毕业了，学校拟推荐她留学美国攻读法学研究生，她首先想到向顾渊同志汇报。顾渊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不会允许中国人民过和平幸福的新生活，必将竭力绞杀我党，党的工作比留学美国更重要。党需要你这个共产党员利用特殊的家庭背景(她的舅舅施肇夔是著名外交家，时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外交使团高官)为人民解放而奋斗!”这是党的召唤，马常卿毫不犹豫地留在南京为党和人民而战斗!
1960年，张一锋全家福
经过多年浴血奋战，我国人民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迎来了建设民主自由新中国的历史机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执意要消灭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我党被迫还击反动派的进攻。张一锋、马常卿和战友们的任务陡然艰巨而危险起来。
1946年3月，为加强对南京情报工作的领导，中共华中分局情报部派遣经过延安枣园后沟敌工委训练班培训的卢伯明来南京接替顾渊。顾渊与卢伯明在张一锋位于南京汉西门大礼拜寺巷25号家第三进内屋交接工作，他们在屋里促膝交谈，张一锋在外面警惕地放哨，确保他们顺利地交接。从那时起，张一锋就在卢伯明的领导下开展情报工作。
1946年4月，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部长陈修良进入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统一领导南京城内200多名共产党员。情报系统是共产党人的精英，由卢伯明直接领导。卢伯明既对陈修良负责，同时受中共华中分局情报部扬帆部长领导。对情报系统实施统一领导，成为南京地下党情报工作适应形势与任务变化的重要转折。
卢伯明领导包括刘贞、白沙和张一锋负责的三股力量。刘贞与卢伯明都是中共七大代表，他们在延安等待七大召开期间结的婚，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白沙同志1933年参加革命，193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敌人占领区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是地下情报斗争高手。
1946年5月3日，躲在重庆的国民政府还都——蒋介石集团机构全部移驻南京。我们党领导革命力量的任务转为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陈修良告诉卢伯明：“张一锋同志搞情报工作最合适。他从小在南京长大，念私塾、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到读大学，没有离开过南京。他父亲张学声先生是新园浴室老板，在朝天宫莫愁路一带小有名气，他的家境富裕、衣食无忧，是很好的保护色。没有人怀疑他会是共产党!”
卢伯明根据陈修良指示，把一批潜伏在国民党军政特机关的情报人员移交给张一锋。这样，张一锋成为卢伯明单线联系的年轻情报骨干。卢伯明非常重视张一锋联系的情报人员，他说：“你们这批同志革命热情高、富有牺牲精神、乐于接受任务，加上文化程度高、学习能力强，利于在敌人内部发挥重要作用。”他鼓励张一锋：“如果说我们领导来南京是深入虎穴，那你们坚持在南京的同志更危险，直接在敌人身边搞情报就是与虎狼相伴，随时有被吞噬的危险。你告诉同志们一定要谨慎再谨慎，不能有丝毫马虎!”
卢伯明对张一锋说：“抗战胜利了，我们党的任务就是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不会让全国人民过好日子，他们必定要与人民争夺胜利果实。党中央要求我们加强对敌人情况的掌握，斗争由以往对日伪向对国民党反动派转变，由原先掌握局部情况向掌握全局情况转变。中央估计，内战会是长期的，要求我们准备在南京这个反动派统治中心坚持斗争五年甚至十五年。你有没有信心和决心?”张一锋坚定地回答：“我坚决听从党的召唤，坚持斗争到胜利!”卢伯明告诉张一锋：“党组织今后的任务更艰巨，更危险。你们面对的敌人最凶恶，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上层，还有军统、中统和军事情报机关的特务。与这些凶恶的敌人打交道，随时可能被捕掉脑袋，一点不能麻痹大意!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带领同志们完成好任务。”张一锋爽朗地说：“我明白，我就是党的二传手。请组织上放心，我随时听从党的召唤，带领同志们坚决完成好上级下达的各项艰巨任务!”
看到张一锋决心很大，卢伯明强调要落实党在国统区隐蔽战线工作“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总方针，按照“职业化、大众化、社会化”要求开展工作，他决定以张一锋家为党的联络站，单线与张一锋、马常卿接头，见面时化名是张芸、书面联系化名是李木樨。每次卢伯明来接头，先要看联络暗号——若窗口摆花盆，拉开窗帘，表示可来接头;否则，必须另找时间。张一锋和马常卿称卢伯明为张大哥，张一锋的父母张学声、张宝源称卢伯明为张先生。从此，张一锋就以新园浴室少爷身份成为卢伯明与自己领导情报人员之间的二传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一锋得知所获情报主要送中共上海局情报负责人刘少文同志，重要情报由《永不消失的电波》的原型李白烈士发往延安。
在特务横行的南京搞情报，有敌特关系作掩护非常重要。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后，张一锋有个大学同学叫常云樵，原来在中统总部当特务。他为了扩充个人势力，张罗着成立国民党南京市第五区区党部，欲拉张一锋入伙。张一锋请示卢伯明，卢伯明立即批准：“这是送上门的机会，坚决打进去!”结果张一锋被选为区党部的执行委员。这样，他拿着“中国国民党南京市第五区区党部执行委员、中央大学法学士”的名片，能更好地掩护地下情报工作。
马常卿利用特殊的家庭背景经常出入敌特机关，以家庭为联络站掩护卢伯明专门传递张一锋线上的情报，还联络六合的黄经成，江浦的陈克家、陈智周等同志。陈克家后来掌握了国民党一个区的三青团和一个乡的地方武装，减轻了解放军渡江时作战的压力。
二、一线情报人员与敌人斗智斗勇
张一锋单线联系的情报人员，主要有秦杰(周长林)、叶肇盔(叶新)、吕健军、周一凡、汪洋、朱谊民、张少昕、倪守诚、尚渊如(高德隆)、买德申(田枫)等。张一锋对他们了如指掌，他们却不了解他的情况，只知道他代表党组织。每次接头，张一锋都提醒下线同志谨慎再谨慎，一定要确保安全!安全不仅是个人的事，更关系到党组织安全和革命事业。每个人是革命的宝贝!
1984年市委党史办 召开情报系统座谈会，前排右一周一凡，右四张一锋，右五卢伯明，右六刘贞，右七秦杰。
秦杰是南京人，家住中华门钓鱼台。他二十来岁，中等偏低个头，身材结实，脸庞白皙，国字脸，大眼睛，戴一副近视眼镜，在临时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善于鼓动人和团结人，发展了吕健军等入党。当时，秦杰奉命打入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三处兵要地志科，这个部门掌管着全国的兵力部署图。他的公开身份是军委一级文官(相当于军职上尉)，以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被委任记录重要会议材料、誊写文件等。二厅是情报厅，厅长侯腾是军统“十三太保”之一，深得蒋介石信任。蒋介石集团败逃台湾后，侯腾曾任伪“国防部”副部长。朝鲜战争爆发不久，蒋介石派侯腾到朝鲜半岛探寻帮助美军打击我志愿军。在他身边的共产党员处境异常险恶。秦杰打入二厅，在敌人心脏里插了一把尖刀，他在这个岗位上战斗到南京解放。根据地下工作的要求，张一锋与秦杰约定每周见面一次，必要时登报用暗号联络。
秦杰获得最重要情报是关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复员会议。1946年2月16日，国民党政府举行第二次军事复员会议，其间国民党就整军复员的实质问题进行了密商，蒋介石做了破坏停战协定、强化内战的部署。2月25日，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签署整军方案，国民党军头目何应钦、陈诚、胡宗南等公开反对裁兵，指使各地国民党军队大肆抓壮丁扩充反动军队。我党判断，这次军事复员会议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军事部署会议，一定有整编方案，这个情报非常重要。卢伯明指示尽快把它弄到手。几经周折，秦杰5月份把这个情报交给张一锋，张一锋立即报卢伯明。卢伯明开心地说：“这太好了!这下我们党就能掌握了敌人整体情况了。我马上送上海，由我党在租界的秘密电台发往延安，以利于党中央、毛主席掌握住全局。”卢伯明的表扬使张一锋劲头更足了。
秦杰获得的又一重要情报是及时发现金柯叛变投敌。1947年春天，秦杰发现二厅新来一位佩戴少将军衔的人，觉得很异常。高度警觉的秦杰，不动声色地了解到这是叛变投敌的原中共苏中十地委书记金柯，他被反动派委任少将策反专员，近期将被派往江北我根据地策反重要领导干部。这个情报至关重要!秦杰立即按照特殊方式联系张一锋，报告了这个重要情报。张一锋立即向卢伯明报告，使中共上海局得以及时通报相关党组织，果断清除了金柯，粉碎了敌人的阴谋，避免了重大损失。
秦杰获得的重要情报还有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对解放战争全局的影响。那是1947年8月，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力量的进攻，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中原野战军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千里挺进大别山区，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当时国共交战最激烈，只要在南京，蒋介石每天要到二厅询问战事，察看战场态势图。当看到刘邓大军进入黄泛区，蒋介石与何应钦、陈诚、白崇禧等弹冠相庆，嘲讽号称“用兵新孙吴”的刘伯承怎么会走出如此“臭棋”，欢呼到了集中兵力消灭刘邓军队于黄泛区的好时机。他们万万没想到，刘邓大军舍弃了全部重装备，轻装直插大别山区。这时，蒋介石慌了!他看到毛泽东这着棋的厉害——只要解放军在大别山区立住脚，就可东慑南京，西逼西安，南扼长江、武汉，直接威胁长江防线和江南国民党统治区。照此发展下去，大陆可能保不住!情急之下，蒋介石一边调集数十万兵力“追剿”刘邓大军，一边着手经营台湾，为在大陆败退后寻找栖身之地。这个情报太重要了——直接关系到党中央、毛主席对战争全局和进程的判断!秦杰赶紧向张一锋报告，张一锋随即上报卢伯明，为党中央、毛主席统筹全国战局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吕健军是秦杰的大学同学，安徽宁国人，他的活动能力特别强，被秦杰发展入党后，他发展了叶肇盔、周一凡、汪洋、朱谊民、张少昕、倪守诚等入党。吕健军打入了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出版社，他总能在第一时间内将反动派印发的重要文件交给张一峰。蒋介石的《勘乱建国手册》《剿匪手本》等反共文件刚出笼，就被我党掌握;成为共产党赢得国共谈判主动的重要证据，也往往使国民党代表在谈判中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叶肇盔又名叶新，是桂系军阀名将叶琪的女儿，她中等偏低个头，亮而大的眼睛，整齐的服装和发式，显现出良好的家教与修养。十多岁时，她父亲在一次骑马训练中不幸摔伤去世，家道由此中落。好在桂系头领白崇禧念旧，把她收养在身边，乖巧懂事的她深得白崇禧的喜爱和信任。虽然受恩于白崇禧，逐渐长大的叶肇盔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自己的判断——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她选择站在人民一边，成为中共情报人员。她在白崇禧身边，掌握了大量重要情报。每次获得国民党军队调动的情报，她都会迅速向张一锋报告，使我党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为促进战局向有利于人民转变做出了突出贡献。
周一凡、汪洋是吕健军的宁国同乡，由吕健军托关系打入军统局南京站“学运组”，有机会了解反动派秘密会议和军统在南京各大专院校职业学生的情况，使党赢得了对敌斗争的主动。1948年春天，蒋管区物价暴涨，民不聊生。为了扑灭蒋管区的革命烈火，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在南京搞大逮捕，妄图抓几百人、杀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恐吓民众，镇压对象主要是学生领袖和骨干分子。张一锋根据卢伯明的指示，通过吕健军布置周一凡、汪洋从“学运组”准确获取敌人拟逮捕的“黑名单”，最多一次有128人。每次拿到“黑名单”，张一锋就在第一时间报卢伯明，“黑名单”很快转报市委书记陈修良;市委会立即采取措施，保护革命力量。临解放时，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潜伏计划，周一凡、汪洋查清了军统潜伏南京的特务名单及爆破、暗杀计划，为巩固人民政权扫除了障碍。
朱谊民的父亲朱静波是国民党军联勤总司令部少将。朱谊民利用这个条件打入国民党立法院，以了解和掌握反动派上层的动态。朱谊民的堂兄朱铁华在抗战中满腔热血地加入了中国空军，是空军第八大队的轰炸机机长，原驻石门(石家庄)地区。抗战胜利后，他向往和平、反对内战，在华北参加过一次起义，但失败了。朱铁华叔父朱静波用20根金条贿请联勤总司令黄镇球上将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上将担保，才保住了他的性命;但取消了他的飞行资格，调南京监管。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因飞行员太少难以应付反动派打内战，特批朱铁华驾驶运输机。朱铁华十分不满，经常和朱谊民谈心，流露出强烈的反战情绪。朱谊民及时向张一锋汇报这一情况，卢伯明指示张一锋密切关注、争取朱铁华起义。经过朱谊民做工作，朱铁华表示了起义意向，但要和市委书记面谈。市委书记是党组织的核心，不能轻易出面!卢伯明派张一锋代表市委书记和朱铁华见面。在朱谊民掩护下，张一锋三次进入戒备森严、险象环生的国防新村和朱铁华面谈，向朱铁华宣传党的政策，使他看到了前途、明确了起义方法。后来，朱铁华和朱静波毅然在广州起义。起义后，朱铁华由党组织安排经香港辗转到东北老航校当飞行教官，缓解了空军初创时飞行教官的奇缺(原有飞行教官主要是被俘的反战日军飞行员)。朱铁华后来任空军第十四航校副校长，为人民空军的创建和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
倪守诚在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的《大刚报》工作，张少昕担任国民党联勤总部汽车部队的政工军官。他们随时能了解或掌握敌人动用车队搞大逮捕的情报，及时向张一锋报告，使我党能采取应对措施，尽最大可能避免损失。
尚渊如是张一锋中央大学的同学，他中等身材，浓眉大眼，非常机警，由张一锋发展入党，毕业后在南京五中当教员。那时，他化名高德隆在金陵大学社会系读研究生。1948年五二○运动一周年时，反动派加大了对青年学生和革命群众的镇压。纪念集会散会的当晚，大批特务、宪兵和警察把金陵大学围得水泄不通，强令所有人只准进、不准出，妄图逮捕金陵大学党的负责人杨寿南和其他进步学生。卢伯明指示一定要保证杨寿南的安全，张一锋派尚渊如立即通知杨寿南转移。尚渊如潜入校园后，在杨寿南每次必经的校内广告板上留下密语：“母病危速回。”杨寿南见到后立即悄悄地转移。
由于周一凡、汪洋获取了被捕十多名进步学生的名单，党组织动员学生自治会和敌人斗争就准确有力——向新闻界发布消息，组织学生到国民党中央青年部请愿、示威，迫使反动派不得不放人。
三、二传手也能获得一线重要情报
1947年下半年一个星期三下午，中统南京实验站西区站长陈梦麟醉酒熏熏地来到张一锋家的新园浴室洗白搭澡。为了向贵为区党部执行委员的张一锋炫耀，陈梦麟掏出我党打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当总接话生的何馥麟的照片炫耀。陈梦麟一边喷着酒气打饱嗝，一边卖弄：“张大哥，这是个‘奸匪’，我们这个礼拜五下午要动他的手。司徒雷登这回蛮够朋友，允许我们在大使馆后门抓他。我要立大功了，你知道就行了，千万要保密!”陈梦麟洗完澡晃晃悠悠地离开了。张一锋知道打入美国使馆的同志一定负有重要任务，容不得半点闪失，心里非常着急!
当天，马常卿到某特务机关串门，一个特务得意地说：“马小姐，我们最近准备逮捕那著名的刘小姐。”马常卿说：“刘小姐不是很摩登吗?恐怕是弄错了吧?你们政府不能随便抓人。”特务说：“不会错，她应该来自匪区!”马常卿故作惊讶：“何以见得?”特务说：“我们国统区的男女相见，握手的规矩是只握住前半部分。她与男士握手却是一把握。只有匪区的共产党才这样。这就表明她非同一般，一定有来头!不管怎么着，把她抓起来审问，总会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马常卿虽不知道刘小姐的真实身份，意外得到这个情报，仍非常震惊!马常卿不动声色地离开特务机关，顺手拿了一本《行动学》。她想，这个特务内部教材，胜利后对建设有效保卫人民和人民政权的保卫队伍一定有帮助。
张一锋全家福照片(1977年)，前排右二父亲张一锋，右三母亲马常卿 (张楠提供)
回到家，马常卿立即与张一锋商量对策。他们急着要立刻向卢伯明报告，不到接头时间，这怎么是好?!正焦急时，卢伯明恰好路过进门。张一锋立刻向卢伯明汇报了以上情报，卢伯明听完后来不及多说立刻转身疾走。看到一向沉稳的卢伯明这异乎寻常的举动，张一锋马常卿感到这个情报极端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一锋和马常卿得知这个情报不仅关系何馥麟、刘贞的安全，还涉及许多重要情报的来源。由于张一锋和马常卿的高度警觉，使党组织及时采取措施，避免了重大损失。
国民党反动派还打算逮捕著名学者涂长望教授、梁希教授和潘菽教授，张一锋接到这个情报后，立即向卢伯明报告，市委设法把他们保护起来并安全转移到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涂长望担任了国家计委副主任、梁希担任了农业部部长、潘菽担任了南京大学校长。
1949年初，三大战役胜利结束。毛主席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动员令，我军正筹备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2月下旬，马常卿收藏了卢伯明送来的两皮箱包括国民党军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编绘的《京沪、京杭沿线军事布置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和《第七绥靖区在安庆、芜湖、荻港一带江防兵力配备》等绝密情报。为安全起见，卢伯明留下一大瓶强酸，以备情况危急时销毁用。后来，卢伯明坐三轮车将两个皮箱运走。据了解，1949年3月，中共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和情报系统干部白沙化装成商人，冒险过江，将这批重要情报送达合肥瑶岗的渡江战役总前委，为人民解放军顺利发起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南京地下党内，情报系统最危险也最警觉，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市委书记陈修良多次充分肯定卢伯明领导的情报系统：“情报部是市委的耳目，不仅是情报部，更是保卫部，有效地保卫了南京党组织和革命力量的安全。”
四、在卫星城市二传出一个新局面
1947年9月12日，中共南京市委所属芜湖支部萧纳被国民党芜湖军警宪联合稽查处逮捕。为了应对这个突发事件，市委书记陈修良指示卢伯明派张一锋去芜湖传达南京市委决定：一、为避免党组织遭受损失，支部书记何明交出组织关系撤离芜湖，转移上海另行分配任务;二、积极设法营救萧纳同志;三、支部其他委员也撤离芜湖;四、为了保存力量，所有同志一律暂停活动。能就地坚持的就地坚持，不能就地坚持的立即撤离，以后再接关系。卢伯明指示张一锋立即出发，找到芜湖支部委员何明、梁子衡、黄若梅中的任何人传达市委决定。同时，要求张一锋了解安徽学院的情况，为开拓地下斗争创造条件。
不久，南京市委根据斗争需要，决定张一锋负责芜湖宣城两地南京市委所属力量开展斗争。卢伯明指出：“芜湖是南京的南大门，地位十分重要。那里同志的优点是很年轻，革命热情很高，但缺乏斗争经验，需要得力的同志去领导他们。市委认为，你适合担负这个任务。市委书记陈修良强调：‘严格遵守秘密工作规定，充分利用合法身份秘密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关系;组织上不成立委员会，防止突击发展党员;要充分利用合法形式，群众活动不搞示威游行。’”从此，张一锋就肩负领导南京十几个情报人员和领导芜湖宣城地下斗争的重任，频繁地往返于南京芜湖成为张一锋的常态。
张一锋到芜湖后，联系到的芜湖支部党员只有戴简默、吴道钧、周鹤峰，随即指示他们设法找到其他党员。由于环境突变，那些党员不再能联系得上。张一锋要求戴简默、吴道钧、周鹤峰遵循南京市委“积极慎重，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的建党要求，批准他们陆续发展安徽学院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姚有林、张罗、任陵(又名吴道哉)、洪民文、吴圣铨、程干木等入党，建立了安徽学院第一个党支部。同时，营救敌人没有“通共证据”的萧纳同志，将他保释出狱。
张一锋充分运用在南京积累的斗争经验和领导方法，加上周鹤峰等党员的教育和宣传，促使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安徽学院进步学生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要求参加党领导的斗争和革命组织的人越来越多。
鉴于当时安徽学院中共党员人数少、任务重，只了解他们的现实表现，来不及对他们进行政治审查。为既保护进步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又贯彻南京市委防止党组织大发展的指示，张一锋根据创建中国青年抗日先锋会南京分会的经验，批准周鹤峰在安徽学院成立新民主主义学会，由党员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个别秘密地吸收为会员，坚持单线联系，严守秘密工作原则;成为会员的有时佩铎、吕烈文、孔令龙、汪馨如、释迦冶愚、章臣权、章垂拱、张华梁、余明强、梁施棠、蒋孙万、赖素娟、范石孙、胡义生、冯采萍、柳眉、朱佩弦等。
与此同时，张一锋批准南京市委委员朱启銮处转来负责社会工作的程克文成立新民主主义先锋队，发展进步青年丁耘、吴传蓉、丁全之等为队员。
两个革命组织的建立，使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临近解放时，芜湖青年在革命组织者壮大到九十多人。解放后，这两个组织的多数人履行入团手续，成为芜湖第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
1949年2月初，中共南京市委根据党中央筹备渡江战役的部署，决定张一锋离开南京，全力领导芜湖地下党迎接解放。张一锋将领导的南京情报人员关系全部交卢伯明。马常卿因分娩在即，留在南京继续做联络站的站长。
1980年，父亲张一锋(右三)从芜湖调南京，奉命与朱刚(右四)创办金陵职业大学时于第一校址中山南路小学的合影
市委书记陈修良两次到张一锋家，向他讲大军渡江只是时间问题，强调迎接芜湖解放工作的重要性，提出工作要求和解放后与解放军接头的方法。为了便于解放后接头，陈修良为张一锋取化名郑天寿，给张一锋部分银元作为活动经费，并指定了芜湖的落脚点——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又在找党，积极争取党组织领导的国民党军联勤第十三卫生器材库中校副库长韩先绶家。
从那时起，张一锋就与芜湖地下党十几人和几十名新民主主义学会、新民主主义先锋队成员在白色恐怖下一起战斗。由于国民党第七绥靖区司令长官张世希上将指挥部的驻扎，芜湖成了敌军云集、特务如毛的重镇。张一锋叮嘱各位同志：“越是临近解放，越是要警惕黎明前的黑暗，严防敌人作疯狂的垂死挣扎!”他布置党员查明敌情，戴简默调查芜湖青弋江以南地区各方面情况;任陵调查芜湖的国民党和三青团;张通如调查明远电厂;周鹤峰同安徽学院的同志全面了解和掌握安徽学院情况。所有同志都保持高度警惕，了解以王墨林为首的中统皖南工作队。为加强对国民党军队、宪兵和警察情况的了解，张一锋将周鹤峰领导的《复兴日报》兼职记者任陵、姚有林从安徽学院调出，交负责社会的程克文领导。任陵、姚有林利用记者身份，经常出入国民党军芜湖城防指挥部、军警宪联合稽查处和警察局进行采访，及时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
1949年4月中旬，江北各地基本解放。眼看我军就要打过长江，国民党反动派任命的安徽学院院长李相勖卷起学院公款潜逃，激起学院全体人员的公愤!校内顽固的反动分子趁机煽动迁校南下到蒋管区。安徽学院的赭山校园内群情激愤，乱作一团。少数系科提议，得到多数系科赞成选举产生了安徽学院应变委员会。应变委员会在饭厅讨论对策，第一种意见是跟随政府南迁;第二种意见是主张学校解散各奔前程;第三种意见是学院不能解散，搬到北门有围墙的安澜高级商业职业学校;第四种意见是哪也不去，就在原地不动。多种意见分歧，争论不休，相持不下。了解到这个情况，张一锋到儒林街找到党支部书记周鹤峰，与他研究学院情况，指示他根据党的“学生护校、工人护厂，防止反动派捣乱和破坏”指示;布置全体党员和新民主主义学会会员积极行动起来，分头鼓动各个系科代表、各个学生同乡会负责人，在下次讨论安徽学院去向时据理力争，阻止反动派迁校南下。同时把应变委员会改成党组织掌握主动权的护校委员会。护校委员会通过周鹤峰、任陵、张罗、洪民文、姚有林、程干木、吴圣铨、李东荪等党员骨干的积极努力和詹云青、曹冷泉老师的影响，得到了绝大多数老师和同学的支持，粉碎了少数反动分子迁校南下的阴谋，把安徽学院完整地保存下来，使它回到人民手中。
通过马常卿的联络，张一锋于4月20日按照约定，于汉西门大礼拜寺巷25号家中后进的屋内向卢伯明汇报工作，请求指示。卢伯明一一给了答复，并代表市委批准张一锋作为入党介绍人吸收大革命后脱党，正在找党，积极争取党组织领导的国民党中校军官韩先绶和夫人王秀珍重新入党。
晚上，卢伯明再次到张一锋家，向他传达市委指示：“党中央即将下达渡江作战命令，中央要求城市地下党里应外合，迎接解放。市委要你立即赶回芜湖，动员党员发动群众，迎接解放军进城。”
张一锋向父亲要了80块银元，随即坐最后一班火车从中华门站前往芜湖。火车到当涂时，正遇上从芜湖开往南京的火车。两列火车上的人互相打招呼，都在大喊大叫着。从南京开往芜湖的旅客说，南京城里已响起枪声，到处都在抢米!从芜湖开往南京的旅客说，芜湖到处是军队，乱的不得了!张一锋根本顾不上这些，继续向芜湖进发。
张一锋返回芜湖时，正赶上国民党二十军军长杨干才的部队和淮海战役败退的刘汝明八兵团五十五军、六十八军向南溃逃。他立即布置周鹤峰带领安徽学院的地下党员，组织全市大、中学校学生保护学校，开展街头宣传，欢迎解放军进城，庆祝芜湖解放;安排程克文通知明远电厂的张通如和邮电局的孙蔚组织电厂工人、水厂工人、裕中纱厂工人、邮电职工和其他方面的工人紧急动员起来，保护工厂，坚守岗位，保证生产正常进行，严防敌人破坏。同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芜湖先遣队司令部名义，印发传单，宣布解放军进城纪律，秋毫不犯，买卖公平，要求全市各家商店挂红旗照常营业，迎接解放军进城。
4月22日晚，国民党军大多逃离芜湖，路上没有行人，芜湖几乎成了空城。张一锋挂念北门财神巷程克文工作的落实与安全是否有保障，遂穿上韩先绶给的国民党少校军服，带上左轮手枪和30发子弹，拿了王秀珍给的手电筒，绕过几条小巷子，急匆匆赶到程克文家，得知工作已布置，安全没有问题，才放心地回到韩先绶家与韩一起守候到天亮。
4月23日天刚亮，张一锋就赶到青弋江南的杨屋基戴简默家，戴简默激动地说：“当初你告诉我们，要准备战斗五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时间。现在胜利眼看就要来临，马上就要解放了。我太激动了!兴奋得一夜未睡。刚才接到情报，大军已胜利渡江，大部队马上就要进城。”张一锋叮嘱他保持联系，又与程克文察看了北门地区，巡视了十里长街，只见两侧店铺挂起了大大小小的红旗，响起了欢庆解放的鞭炮声。他们走到中山桥时，解放军先头部队正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开进芜湖，受到学生、工人和市民的夹道欢迎。
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间地点，张一锋分别同戴简默、程克文、周鹤峰见面，了解他们各自负责的工作：戴简默在整理查明的多种情况。周鹤峰报告组织安徽学院、芜湖中学、芜湖女中、萃文中学、广益中学、同思工职、安澜商职、芜关中学等护校队的情况，各学校一面护校，一面上街开展宣传活动。程克文报告组织明远电厂、裕中纱厂、自来水厂、电话局等护厂队的情况，生产照常进行，水正常供应，电灯通明，电话畅通。学校和工厂的护校队、护厂队员们戴上红袖章手持棍棒站岗放哨、巡逻查哨，保卫着学校和工厂。新民主主义学会的会员和新民主主义先锋队的队员在上述活动中发挥着骨干作用。
韩先绶认真检查一个班士兵保护卫生器材库的情况，布置起义军官们对各种卫生器材登记造册。就在张一锋与韩先绶逐库检查库存卫生器材时，新华社向国内外发布了芜湖解放的喜讯。眼看着芜湖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张一锋与韩先绶会意地笑了：解放，这个神圣的词汇，包含了多少牺牲、血泪、汗水与不屈。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终于迎来了江城解放的这一天!
各方面就绪后，张一锋根据陈修良事先的安排应约到芜湖市军管会接头，当他和军管会李步新副主任的手握在一起时，李步新高兴地说：“自大革命时期起芜湖就有党的组织，经过长期斗争，你们坚持到了胜利。真是不容易!我们过合肥时，那里大街小巷都关门闭户。而一进芜湖却是另一番景象，群众都出来欢迎我们，原来是你们在这里做了工作。芜湖地下党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们今天见面，就是解放军同地下党同志们胜利地会师了!”从此，张一锋与战友们结束了地下斗争，由军管会统一领导，在灿烂阳光下为人民和国家开始了新征程!
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岁月，我的父母亲和战友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富于理想、满怀激情，绝对忠诚、乐于奉献，坚决服从、坚定沉着，灵活机智、英勇顽强地开展斗争。他们信任组织胜过信任父母、找到组织就是找到了家;毫无保留地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和国家富强而战斗!他们英勇顽强的斗争，可歌可泣的业绩，至今仍是激励我勇于进取、毫不懈怠的强大动力。
(作者原单位系海军指挥学院)
来源：《南京党史》
声润文都 共读南京——《南京解放史》有声诵读开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