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专职情报干部张一锋逝世逾16年了。在他的遗物中，有个很不起眼的小东西，仅长38厘米，宽15厘米，高18.5厘米。它是放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引起人们注意、油漆斑驳的美军子弹箱。
这个小小的美军子弹箱，见证了我们的父亲张一锋、母亲马常卿70多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为人民解放而奋战的惊险岁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庄严时刻，看着这小小的子弹箱，回忆父母亲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奋斗，令我们感慨万千!
一、美军子弹箱的由来
美军的子弹箱怎么会到了父亲手里?这得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整编74师驻防南京说起。抗战胜利后，在抗战中崭露头角的国民党军第74军调防南京接受日军投降，并担任首都守备。那时，第74军位列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首，特别受蒋介石的恩宠，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御林军”。据了解，整编74师被蒋介石集团用全套美式装备武装起来，蒋介石给整编74师官兵发双饷，其服装、武器、弹药、保障等均高于其他部队，甚至超过蒋介石嫡系的中央军各部队。为了将整编74师打造成蒋介石打内战的得力鹰犬，蒋介石真是下了大本钱，其少尉排长基本能用英语与美军顾问进行日常对话。少校级别的营级军官更牛，薪水可以在首都南京买房安家或租住高档旅店。
即便如此，国民党军队难以摆脱中国人“强龙不压地头蛇”的习俗。整编74师进驻南京后，其官佐均想方设法与地方政权中的实力人物拉关系。张一锋经过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情报系统负责人卢伯明的批准，打入由中央大学同学、国民党中统特务常云樵为了扩充个人势力而成立的国民党南京市第五区区党部，当上了区党部执行委员。因此，张一锋就有了“中国国民党南京市第五区区党部执行委员”头衔，加上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律系，拥有法学士学位，在当时的南京算是有文化有地位的人物。加上他久居南京、知识渊博、谈吐优雅、气宇轩昂，成了整编74师军官巴结拉拢的对象。在一次聚会中，整编74师有个少校营长为了讨好张一锋，特地派了个少尉回营房给他弄了个美军子弹箱作为不成敬意的伴手礼相送。
得到这个利于伪装的东西，等于增添了一层非常好的保护色，张一锋当然高兴!这样，更利于他落实党在国统区隐蔽战线工作“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总方针，更符合“职业化、大众化、社会化”要求，可用这个美军子弹箱传递情报了。
二、子弹箱前的地下抗日斗争
张一锋(张友柏)和马常卿年轻时，眼看中国人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没有一点权利，饥寒交迫地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目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无能和侵华日军的暴行，他们深感失望和忧虑。有文化有知识的他们不忍心看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立志用法律武器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他们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考入中央大学，攻读法律专业。作为有理想有文化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一腔热血，满怀激情地要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理想一旦确立，他们就坚定不移地前行。听说新四军在江北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六合金牛山一带打了大胜仗，他们备受鼓舞。张友柏、马常卿都参加了1943年夏天驱逐汉奸校长樊仲云运动和1943年底至1944年春的清毒运动。张友柏生性豪爽，经常仗义执言，从不畏惧汪伪政权及其校方，被同学们选为学生伙食团主席。他始终冲在前面，成为伙食团背后领导人、共产党员方焜(潘田)的得力助手，在方焜的支持下与反动校方进行坚决斗争。
有一次，为了抗议汪伪校长勾结不法粮商买劣质陈米给学生吃、赚黑心钱的丑行，张友柏带领伙食团用大字报勇敢地揭露了他们的丑恶。汪伪校长报告汪精卫，汪精卫认定是共产党在捣蛋，指令特务系统追查。由于张友柏和方焜等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使特务们无计可使，只能铩羽而归。
张友柏还积极地破坏日伪政权搞的奴化教育。汪伪政权在中央大学强迫学生参加“军训”，激起了大多数同学的不满，他们纷纷抗议：“我们不是丘八，不给日本人当炮灰。”张友柏更是义愤填膺，总想找机会“捣乱”。有一次军训，他学着东北籍总教官李少将的腔调，扯着嗓子吆喝口令：“全体注意，操练结束。解散!”在场的八百多同学高兴极了，趁机一哄而散。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时任校长是汉奸头子汪精卫的小舅子，在汪伪政权的支持下，他们决心彻底查清谁是这个捣蛋的共产党分子。同学们都说：“这下子出头的张友柏看来要倒大霉了。”张友柏最大的特点是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平时经常与反动校方打交道的他，知道主动出击才能化险为夷。他就机智地找校方摸底、打探情况。反动校方怎么也想不到捣蛋鬼竟然敢主动找上门来，他们对张友柏说：“我们正忙着探查共党分子，没功夫管你张主席的伙食事。这次与你张主席不相干。”机智灵活地主动出击，使张友柏躲过了这一劫!好在当时的大学同学都很善良，没有人当告密者。如果有人为了荣华富贵出卖他，那张友柏就难逃劫难了。
在日伪政权的压迫下学习和生活，使张友柏非常不痛快。1944年下半年，黄经成(黄霖)的哥哥黄经武从江北到南京来看弟弟。他进入中央大学后，由于身上穿着江北农村的服装，加上脚上沾满了泥土，在打听弟弟黄经成时，受到了那些有钱人家少爷的冷落。只有张友柏非常热情地帮他找到了弟弟黄经成。张友柏不了解的是，黄经武是新四军来六支队一个武工队队长。他对弟弟黄经成说：“你这个叫张友柏的同学很不错，为人很正直。你看看他有没有可能来江北参加新四军。”本来，张友柏受方焜同志的启发，早就有拿起武器打鬼子的想法。现在，经黄经成同学提醒，张友柏的信心更足了。同学对拿起武器打鬼子有两种选择，有的同学要到重庆追随正统的国民政府;张友柏打算跟共产党走，携笔投奔近在咫尺的新四军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来自东北的同学刘东生满怀国恨家仇杀了一个日本兵潜来南京。由于都是苦出身，张友柏与他有很多共同语言，成为无话不谈的要好朋友，每周回家都要带食品与他分享，他们经常探讨国家前途和今后打算。刘东生认为国民政府是正统，他打算从南京溯江而上到重庆，在国民政府领导下抗日。张友柏则厌恶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和“欺压百姓、消灭共党”的斑斑劣迹，痛恨国民党官员只顾自己逃命，抛弃了南京百姓，导致三十万同胞被日军屠杀。张友柏与黄经成(黄霖)、梁炜初(梁子衡)认定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真打日本鬼子、为老百姓谋幸福的军队，代表了国家的前途和方向，决心到江北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新四军。
张友柏劝阻不了执意要去重庆的刘东生，为防止他穿越日伪军多道封锁线时出现意外，就把父亲张学声新买的美国羊毛毯换下刘东生的日本军用毛毯。从此，要好的同学分别走上了或跟共产党走、或跟国民党走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据了解，刘东生到重庆后，被国民政府选派到英国学习海军。
1945年初春，作为独生子的张友柏瞒着父亲母亲悄然离家，在黄经成堂兄黄经武的带领下，张友柏与梁炜初(梁子衡)、黄经成(黄霖)由新四军来六支队的游击队员掩护，穿过日伪军数道封锁线，来到新四军二师所在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党组织高度重视他们，罗炳辉师长亲切接见了张友柏、梁炜初和黄经成三位来自南京的大学生。为表示欢迎，根据地来安一个新四军部队邀请张友柏等三人观看该部队近千人的军事操演。来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召开了包括开明士绅在内的六百人大会。主持大会的领导干部请张友柏和梁炜初讲话，张友柏和梁炜初控诉了沦陷区汪伪政府对百姓的奴化统治和民众的悲惨生活，激起了与会人员的强烈义愤。在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使张友柏他们兴奋异常，急切地要求参加新四军，立志拿起武器为民族解放而战斗。参军后，他们被任命为新四军二师城工部干部。
不久，组织上考虑张友柏他们更适合在日伪区工作，派他们回南京从事地下工作。回南京后，张友柏根据党的指示创建了中国青年抗日救国会南京分会，他担任会长，成员有二十多位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学生。为表示决心，张友柏改名张一锋，立志成为党领导下的一个抗日先锋。
由于斗争经验不足，张一锋他们工作了一段时间，认为没有对日伪政权造成大的打击，强烈要求上级派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来加强领导。这样，中共华中局城工部沙文汉部长亲自派二师五旅政治部干部顾秋石(顾渊)同志潜来南京领导张一锋这批年轻的革命者。沙文汉部长亲自向顾秋石布置任务，可见党组织对他们这批年轻革命者的信任和重视。
根据事先约定，顾秋石清晨自江北渡江，从燕子矶登岸进城与张一锋接头。由于敌人盘查很严加上情况不熟，顾秋石接连到几个约定地点都没能和张一锋接上头。天已经黑了下来，身穿长衫的顾秋石有点着急了：若不能在最后接头点新园浴室与张一锋会合，极可能陷入比《野火春风斗古城》主人公杨晓冬在城门洞过夜更险的境地。保定与南京相比，毕竟小了很多，日伪军巡查可能不是很严格。南京既是汪伪政权的老巢，更是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总部所在地，陌生人深夜出现在大街上随时可能被逮捕。平常晚上九点张学声开在朝天宫西街的新园浴室就打烊了，那天十一点仍灯火通明——张一锋等着上级同志的到来。顾秋石几经辗转来到新园浴室，看到张一锋正悠闲自得地躺在长椅上嗑着瓜子，就凑上前去对接头暗号。接上头后，顾秋石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安全有了保障，能在南京潜伏并开展工作了。顾秋石对张一锋说：“在前面的几个点，虽然没能与你接上头。但我坚信，我们党组织一定会严密地安排好对我的接应，你一定不会耽误我的事。” 张一锋笑着说：“那是一定的!我们可把你盼来了。不确保你的安全，我们怎么能对得起组织上的信任和关怀?”
汪伪政权在南京建立了严密的户籍制度，共产党员进入南京很不容易，要生存下来并坚持斗争就更困难。张一锋利用父亲张学声的关系，贿赂相关部门，为顾秋石办理了合法身份。不久，顾秋石夫人夏静华也从江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潜来南京。为了确保夏静华的安全，马常卿找到父亲马景行的朋友、时任南京汇文女子中学校长，谎称自己有个表妹，要来汇文女子中学读书。校长询问马常卿：“你表妹叫什么名字?”马常卿只知道她姓夏，灵机一动说：“叫夏秀玲。”这样，夏静华就以汇文女子中学学生的合法身份在南京潜伏下来。顾秋石与夏静华让张一锋、马常卿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大学文化水平的他们立即就被《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所阐述的理论所吸引和鼓舞，促进了他们思想觉悟的提高，他们立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共产党员那样的职业革命家，为建立新中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而奋斗。
顾秋石和夏静华来南京领导张一锋马常卿和战友们开展革命斗争，他们要住房，要开销，要活动，必须有经费保障，当时组织上没有给他们经费。他们自己的生活十分困难，难以开展革命活动。上级不可能从江北给他们拨任何经费。他们初来乍到，很难赚钱谋生。在他们领导下的张一锋、马常卿和战友们都是学生，没有生财之道，马常卿自告奋勇筹款支持革命活动。她向在中央大学当教授的父亲马景行先生诉说需要一大笔款项。马景行先生给了她2000块大洋，不足部分让她回扬州找承租自己土地的人收缴。这样，马常卿就回故乡扬州，根据父亲马景行的要求筹款。
马景行先生青少年时正值清朝末年文字狱盛行之际。有人向扬州官府密报他作了“反诗”，他不得不逃往上海以躲避官府的迫害。为了避免随之而来的杀身之祸，马景行只好报考了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逃离国门留学欧美。他在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国，成为大学教授，每月薪金有400块大洋，他没有不良嗜好，除了文房四宝，就是喜爱文物。“八一三事变”后，扬州许多人向大后方逃难，急于抛售家里的土地。有脑筋活络者建议马景行收购土地，说：“你的文物与钱财都靠不住，日本人来了抢，你只能干瞪眼。你若买成了土地，日本人抢不走，即使从空中扔炸弹，顶多就是炸个坑，土地还是你的。”马景行觉得有道理，就用闲钱购置了逃难人抛售的一些土地，算是积攒了不小的家业。马景行自己在外地教书，土地交由那几个出主意的人经营，这些人就成了二地主。二地主建议马景行买地，欺负他是文化人，为人忠厚，不会与他们计较每年的地租收入。他们对外则蔑称马景行是“马大呆子”，只会挣钱不会享受，把他当傻瓜，从来不向马景行交从农民手里收来的地租。
马常卿赶回扬州就是根据父亲的指示从那些剥削农民自肥的二地主手里收取他们应该交给父亲的地租。这样，就使党组织活动必需的4000块大洋有了着落。马常卿这次回扬州筹款，解决了党组织的经费匮乏，使党组织的活动能够正常进行并促进了组织的发展。
顾秋石、夏静华认为张一锋、马常卿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后，介绍张一锋、马常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南京城内仅有30多名党员)。1999年10月1日，父亲专门领我们瞻仰了廖仲凯、何香凝的合葬墓。父亲说：“当年5月1日，就在这廖仲凯先生的墓后，顾伯伯带领我宣誓，夏阿姨负责监誓，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党组织，我实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伟大理想，成了职业革命家，把自己完全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
张一锋在顾秋石领导下，由原来以学生抗日活动转向开展武装斗争。根据顾秋石的布置，张一锋着重对汪伪铁路警察部队进行策反。顾秋石在南京掌握了汪伪一个铁路警察团，张一锋打入常州横林的汪伪铁路警察部队，逐步掌握了一个大队。顾秋石通过裴先白夫人杨天向其弟弟杨叔丹(时任汪伪铁路警察团的团长)下达了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顾秋石认为此举必将给日寇和汪伪政权以沉重打击。准备基本就绪后，顾秋石向上级汇报，拟在南京和常州同时暴动。暴动成功后，由张一锋把横林的队伍带到江北参加新四军。上级党组织认为，南京是日伪的统治中心，暴动很难成功，即使举事成功也会被日伪军联合剿灭而导致重大损失，没有批准顾秋石的暴动计划。暴动计划取消后，顾秋石要夏静华发电报让张一锋返回南京。夏静华在电报中要求张一锋带点当地土特产回南京。张一锋一心想的是对敌斗争，理解为窃取伪军的机密文件，趁开小差之机带了几份。令他没想到的是，回南京后才得知夏静华要的就是当地土特产的美食。
1979年10月，顾渊伯伯对张楠和妻子刘玉瑛谈及当年计划的暴动时仍兴致盎然。他说：“我是1942年初奉组织之命从上海撤退到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过党校的学习和整风，我调到新四军二师五旅政治部。在军队工作的那几年，到处阳光明媚，我的心情非常舒畅。1945年初，组织上调我进南京领导你父亲他们这批年轻同志开展斗争。对我来说真是出了狼窝，又入虎穴。我真舍不得离开军队!为了革命，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潜入南京。我想到你父亲他们年轻的革命者在虎穴里面坚持斗争，急切地盼望我来加强领导、带领他们开展斗争。想到这里，我就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了!”
顾渊伯伯接着说：“我到南京后，与你父亲想的一样，就是要搞出些大动作，给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以沉重打击。即使我们在南京和常州发动的暴动被敌人重兵扑灭，也是对日伪军的沉重打击。我们年轻的共产党人充满了豪情：即使牺牲了，也要创造震惊全国、震惊世界的壮举!”说完，顾渊伯伯爽朗地大笑起来。至今，张楠仍被顾渊伯伯的豪情所感染和激励!后来组织上调顾渊到上海工作，他在南京领导父母亲的任务移交给了卢伯明同志。(作者系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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