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南京学生抗日爱国运动纪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驻沈阳的军队突然进攻北大营，19日晨占领了沈阳城。不到5天，日军就差不多全部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千里河山。日军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开始实施了。

　　北大营的炮声惊醒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怒潮般地高涨起来。南京的学生也站到了这一运动的前列。我们当时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亲身参加了这次运动。许多情况，记忆犹新。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南京之后，大家非常震惊。但是还来不及弄清真相，不知道是蒋介石下的绝对不许抵抗的命令，所以广大工人、学生、市民的矛头一是针对日本的侵略，一是指向张学良，认为张学良是不抵抗的罪魁祸首。大家一般的想法是要求国民政府罢免张学良和其他不抵抗的军官，明令出兵抵抗。不仅大多数人民，就是国民党的普通党员也是这样想的。9月21日，国民党各区党部召开了党员大会，准备次日举行反日游行。

　　9月22日，南京各大、中学校罢课，上街宣传抗日，要求国民党政府下令出兵抗日。

　　蒋介石怕这样下去会失去控制，马上于9月22日上午借中央大学礼堂，召开全市国民党员大会。那天，王枫见许多人进大礼堂开会，就和少数同学走上礼堂三楼，俯瞰会场。只见蒋介石、戴季陶都在台上，戴说：“中央对抗日极端重视，但一切须听中央指示，切不可自由行动。”接着蒋介石按稿子念道：“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后又离开讲稿大声说：“3个月内，我们一定会收复失地，如果不收复，我蒋某人就亲自上前线去堵炮眼。”说到这里，会场上有个军校学生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不要言过其实吧！”顿时全场愕然，蒋介石怒不可遏地退到后台。会场上哄乱起来，戴季陶在台上嘶声地喊：“出了叛徒！败类！把他抓出来！”当即有人捉住那个学生送上主席台。戴到后台把蒋请了出来，蒋抓起桌上一个玻璃杯摔个粉碎，跨步向前，狠狠打了那个军校学生两个耳光，踢了两脚，命令他向孙中山总理像三鞠躬，然后就把那同学押走了。

　　9月24日，首都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成立大会由中大经济系教授叶元龙任主席，中大学生袁其炳任记录。会议主要是要求政府下令出兵抗日。

　　经过连日的宣传，9月28日，中大学生冒雨列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那时，正在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得知学生来请愿，除了蒋介石外，全都出来接见。还有人讲话，大意仍然是政府正在研究出兵抗日，大家要相信政府，要上下一致。学生们很不满意，但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呼了一阵口号就列队往回走了。

　　队伍走过外交部时，有个同学喊了声：“外交部到底干了些什么？我们要质问他们。”于是几十名同学涌进外交部，在部长办公室找到了外交部长王正廷，向他提出质问。王正廷态度傲慢，王明诚、吴有荣等中大同学怒打了王正廷。混乱中，有人将一瓶红墨水泼洒在王正廷身上脸上，同学们以为打出了血，一放松，王正廷就趁机逃走了。在外面的同学大多数未涌进外交部，汪楚宝（汪季琦）把外交部的牌子摘了下来，摔在地上，站上去想踩断它。这时进入部内的同学纷纷出来，说已经打了王正廷，大家回去吧，同学们才纷纷走回学校。

　　这一阶段，学生运动的主要形式是请愿。虽然激于义愤，打了王正廷，但主要还是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但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已经看出国民党对学生是敷衍欺骗，是靠不住的。

　　国民党当局也感到欺骗搪塞维持不了几天，于9月下旬公布了《义勇军教育纲领》，企图用转移学生目标的办法来瓦解学生队伍。中大由经济系教授、曾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何浩若负责，组织了“义勇军十人团”。汪楚宝组织了土木系的同班同学夏行时、严崇教、陈克诫等10人成立了一个十人团，曾在紫金山天堡城和清凉山两次野营，进行刻苦锻炼。全校最多时有四五十个“十人团”。女生张萑英叫操跑步，王枫等女生也组织起来了.

　　当时，汪楚宝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南京地下市委负责人和中大支部书记杨晋豪及汪楚宝、吴春恒（吴越）等，一起分析形势，研究何浩若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研究的结果，一致认为，自从何浩若提倡搞十人团以来，原来运动的矛头指向国民党，现在不同了，不但游行没有了，连上街宣传抗日也少了。大家忙着搞操练、搞野营，10个人一团，互不通气，各搞各的，甚至野营时，有人搞偷营劫寨，弄得很不团结。这样，学生运动要无形瓦解。于是，我们就停止了十人团的活动，别的同学也逐渐不搞10人团了。

　　在此期间，各校学生陆续成立了各校的抗日救国会，以后又成立了首都各校抗日救国会。这些抗日救国会虽然仍有御用学生会的头头参加，但地下党的学生党员和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掺入了这些组织并起了重要的作用。杨晋豪、王枫、狄幽青（狄超白）等同学都参加了中大的抗日救国会，被推选为委员，成为骨干力量。11月5日，全国学联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16日，首都各校抗日救国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迫使日本侵略军退兵的办法，并呼吁对平津防务要严加防范等。

　　这是运动的第二阶段：国民党利用军训控制学生运动，而学生方面则积蓄力量，酝酿发动新的高潮。

　　11月24日以后，上海、北平、苏州、杭州等各地学生联合到南京请愿，山东、徐州等地也有学生来京。26日，南京及各地学生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欢送蒋介石北上抗日大会，做了决议，如惩办张学良和通缉卷款潜逃的黑龙江省的万国宾；日军撤退以前反对国联调查团来华直接干涉；要求国民党中央敦促蒋介石即日北上抗日等。当天，上海、南京等各地学生到国民党政府请愿。上海抗日团体“中华警钟会”，在国民政府门口竖立一木杆，上悬一口铜钟，每天24小时派人轮流值班敲打铜钟，说是要敲起警钟，惊醒国民政府起来抗日。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上海同学派了几个代表进入国府二门以内交涉，要求蒋介石出来答复群众的要求。过了很久，于右任出来，说是代表蒋介石接见大家，说政府一定下令出兵抗日，如果若干天内还不出兵抗日，“你们在路上见到我，就打我好了。别人你们不认识，我于大胡子你们还不认识吗？”群众高呼要蒋介石亲自出来，纷纷叫于右任“下去”，于右任只得退了回去。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蒋介石终于不得不出来了。他站在一张桌子上，心神不宁，语无伦次，一会儿说抗日是政府的事，学生们应回去安心读书，一会儿又说学生们应该相信政府一定会出兵抗日。学生们大声问：什么时候出兵？蒋说：3个月以内。学生们又高呼“写下笔据，口说无凭!”蒋介石的脸都涨紫了，他借口手边无笔墨纸张，被侍从扶下桌子，缩了回去。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再次采取欺骗手段，一方面请中大教授出面发表告学生书，要学生“致力救国之知识准备，如现在之罢课废学，奔走请愿，非计之得”云云；另一方面，11月28日，蒋介石手书答复请愿学生，并进行欺骗，还发表了勖勉学生书，进行抚慰。

　　12月初，北平一批同学来到南京。他们这次不是来请愿，而是公开打着“南下示威团”的旗帜来示威的。5日上午，北平同学游行示威队伍走过成贤街浮桥时，突然被军警拦阻，逮捕了185人，内有女生32人，其余同学折回中大。中大同学听到北平同学被捕的消息以后，立即鸣钟召开大会。大会由学生会主席骆继常主持。会上群情激昂，讨论如何营救北平同学，各种意见都有，甚至有人提出去找朱家骅（当时任中大校长，也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人之一），要他负责释放北平同学，如果他不答应，我们就放火烧他的房子等等。大会主席骆继常仓皇失措，不知怎么办。汪楚宝站在凳子上高呼：“北平同学由于示威被捕，我们应该继续示威”。大家轰然响应，要求将汪楚宝的建议付诸表决。骆继常仍然支吾打岔。会场上爆发了“骆继常滚下来”的吼声，骆继常趁势溜出了会场。群众又喊：“汪楚宝上去，主持大会！”汪楚宝走上主席台后，立即将继续示威的提案付诸表决，全场一致通过。于是大家到操场集合队伍，同时派代表去中大校长室取校旗。学校秘书长制止同学取校旗，因此被愤怒的同学打伤。同学们取得校旗后，就列队出发。

　　由于传闻北平示威同学是首都卫戍司令部派人抓的，中大的示威队伍就径向首都卫戍司令部进发。示威队伍中女同学只有十几位，有王枫，胡济邦等。

　　队伍到了卫戍司令部门口，口号声此起彼落，市民围观的很多，声势更大。卫戍司令部还没有来得及关紧大门，同学们一拥而上，推挤大门，相持约20分钟，终因同学人多，大门被推开了。队伍拥进大门以后，院子里已架起2挺机枪，许多士兵守着二门。同学们面对枪口坐在地上，高呼“立即释放北平示威同学”等口号。一个军官出来说：现在已经下班了，负责人都不在，你们先回去吧。大家口号声喊得更加激烈。过了许久，大概是他们打了电话，找来了比较负责的人，就派人出来说：请你们派代表进去商量。我们当即派了几名代表进去，半个多钟头仍不见代表出来，于是纷传代表们被扣押了。队伍中立即派出几批同学，去各校动员中大其他同学及金大、各中学前来支援。虽然时间已近夜晚，支援队伍还是一批批飞奔前来。许多市民送来了烧饼、馒头、包子慰问同学，有的也坐在地下，和我们一起喊口号。

　　后来代表们出来了，卫戍司令部秘书长一同出来，并向同学们解释：“北平学生确实不是我们逮捕的，也没有关押在这里，他们拘押在孝陵卫军校。我们已向上峰请示，明天上午一定把北平学生全部释放，决不欺骗你们。”代表们也报告：“经过交涉，他们打电话请示上级，同意明天释放。现在已经很晚了。同学们可以回去，明天如果不放人，我们再来。”这样，同学们很有秩序地列队回校。但是国民党当局又玩弄手法，第二天将北平被捕学生强行押送回去。事后，朱家骅因学生殴打了学校秘书长郭心崧和学生冲击了卫戍司令部，引咎辞去校长职务。

　　在学生方面，经过“一二·五”事件，更加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性，斗志更加昂扬。王枫、汪楚宝等被选入南京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汪楚宝被推为主席。另外，北平学生又陆续南下，上海学生以交大的许邦和、乔魁贤（地下党员）及张会源、袁轶群等为首，又大批来到南京，山东济南、曲阜也有学生来京，声势越来越大，国民党当局胆战心惊。

　　面对新情况，南京地下市委负责人对汪楚宝说，你当了示威游行总指挥，又是学生救国联合会主席，国民党会逮捕你。白天和群众在一起，不怕。夜里你要当心，最好另找个地方睡觉。这样，汪楚宝就在化工系助教杨允植租的一间小房住了三夜，白天仍去救国联合会开会（地点在中大南高院对面的平房里）。

　　国民党怕事态扩大，在中大贴出布告：奉令提前放寒假。同学为揭露这个阴谋，召开学生大会，议决全体同学赴教育部质问为什么要提前放寒假，并通电全国各校一致反对。王枫等同学组成主席团，到教育部交涉，由高教司长孙本文（兼中大社会系主任）接见。孙说了许多敷衍的话，不肯收回提前放寒假的命令，最后他推称上厕所而溜走，激起学生更大的愤怒。王枫又找到总务司司长姜绍谟，姜对王枫说：我和你哥哥（王昆仑）是多年的好朋友，你怎么带头闹事。王枫义正词严地质问他：你们命令提前放寒假，是破坏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如果你们不肯收回命令，同学们打了进来，是不会客气的！这时，外边同学大呼口号：“反对教育部提前放寒假！”“不收回命令决不罢休！”姜只得代部发令，收回成命。事后，孙本文、姜绍谟被撤职，当局“提前放假”的阴谋成了泡影。

　　之后，南京市委负责人通知汪楚宝暂时离开南京，并说：上海同学来了不少，但沪宁沿线苏州、无锡、常州各地中学还在上课，你去动员他们支援南京的学生运动。汪即去苏州等地。

　　在汪离开南京期间，发生了“一二·一七”惨案。12月17日，各地在京学生近万人举行联合大示威，由纠察队维持秩序，声势浩大，秩序井然。大队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示威，国民党中央党部已将铁栅门紧闭，门内和大门两侧低矮围墙上均布满持枪军警，防止学生入内。同学们遂在门外高呼口号，吴春恒用石头打碎了门两边柱上的大灯，并在柱子上用粉笔写了“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的标语；一部分同学用砖石将党部大门所缀党徽以及传达室、警卫室的玻璃窗打毁。相持约1小时，学生始整队离开。示威队伍走过珍珠桥《中央日报》馆门口时，群众因《中央日报》连日登载歪曲、诬蔑学生救国运动的文章，便涌进《中央日报》馆。上海交大学生许邦和、张会源等愤怒地捣毁报馆的牌匾，还有人砸坏了印刷机，有的把铅字倒在附近的河里。第一批动手的几十人出来，第二批学生又冲了进去。这时，突然有一队手持上好刺刀的枪支的军队跑步向学生队伍冲来，在报馆内来不及出来的同学均被殴打和拘捕。在持枪部队一片喊“杀”声下，学生队伍被冲散了，一大部分同学避入附近商店、民房。王枫避入一家木器作坊的后院，再逃至成贤街，恰遇王昆仑乘小汽车经过，把她掩护救走。上海文生氏英文专修学校学生杨同恒被打伤后推入珍珠河内牺牲。同学们把他的尸体打捞起来，抬回中大，停灵中大体育馆。

　　这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一二·一七”惨案。

　　次日天还未明，国民党调动大批军队包围中大，四面架起机枪，荷枪实弹的士兵冲进校内，分批将外地同学押到下关车站，用专车押送回原地。这些专车经过的途中车站都实行戒严，车站内除了持枪军警外，没有一个旅客，甚至连铁路员工也都被勒令离开。

　　19日，国民政府通令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同日，中大宣布放假。汪楚宝得知“一二·一七”惨案赶回南京时，大部分同学已离校回家了。

　　虽然大规模的示威已被压下去，但是群众的抗日爱国斗争并没有停止。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于12月24日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26日撤走了驻在中大的军警。当时京沪杭卫戍司令陈铭枢也在报上向学生赔礼道歉。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南京学生又投入到抗战斗争中去。1月29日上午10时，19路军留京部队开赴前线，中大集合了500多名同学，推汪楚宝、陈克诫等4人为男同学指挥，推王枫等3人为女同学指挥，搭乘小火车赴下关煤炭港欢送抗敌部队。中大师生当场募捐慰劳，并赠送绸质红旗一面，书写了“为民族争光荣”几个大字。几个中大同学激于义愤，当场加入19路军赴前线抗敌。下午3时，中大学生举行非常大会，汪楚宝为主席，讨论“一·二八”抗战后的形势，决定中大抗日救国会加紧进行抗日工作，推选汪楚宝等13人起草抗日救国告国民书。

　　1月30日下午，中大500多名同学到行政院质问当局，由党员汪楚宝、李石峰等4人为总指挥，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下午2点，队伍抵行政院，行政院秘书长曾仲鸣出见。学生代表递上质问书，质问国民党当局:“1、民众团体有组织之自由，救国工作为国民权利，不得借故摧残……不料政府竟屈服于帝国主义，公然明令解散救国会，屠宰民众，献媚外邦，居心何在，无耻之极。2、政府既无能力，民众应自动组织义勇军，作正当之防卫。政府不独无实力之援助，反明令禁止同样之组织，是非丧心病狂，即系为虎作伥。……”学生们的质问一针见血，刺中了国民党政府的要害。学生们坚决要求行政院长汪兆铭出见，后知汪不在，总指挥决定下星期一再来质问，游行队伍经太平路、中山路回到了学校。同时，中大抗日救国会函邀各校抗日会代表组织义勇军及各校联合办事处。

　　1932年2月，中大开学。那时，中共安徽太和县委书记顾衡派葛春霖来找南京市委，汇报太和准备暴动情况，计划于暴动成功后，拉出队伍到农村打游击。邻县阜阳已有党的组织，可以呼应，希望南京能派干部去蒙城建立据点，将来打游击时成掎角之势，可以有回旋余地。市委就派汪楚宝、潘滨（潘企之）同去蒙城与太和、阜阳建立联系，因此，汪即离开南京。

　　朱家骅辞去中大校长后，担任了教育部长职务。他委派教育部次长段锡朋任中大校长。段锡朋到任那天，许多同学为反对段当校长，在校长办公室与段锡朋发生冲突。段的灰绸大褂被甩在电线杆上，段穿着白色对襟小褂逃出学校。教育部遂发布命令解散中大，命令说全体学生要经过“甄别”后，才能考虑重新开学。朱家骅开了一份开除学生的名单，有3页之多。校方不同意开除这么多学生，讨论结果，采取折中办法：名列第1页的学生开除，第2页的学生写悔过书可以留校，第3页的学生记过一次。王枫是第2页上的第1名，坚决不同意写悔过书，说“爱国无罪，何过可悔！”一天，王枫走过大操场，遇见工学院院长顾毓琇，顾是王的表兄，劝王马上去家乡无锡，并说晚上可住他家。王知道这是要逮捕同学的暗示，当即通知了胡济邦。当晚宪兵司令部果然派人到女生宿舍抓王、胡两人，未能得逞。男生宿舍有陈克诫等同学被捕去了。以后王枫在曹孟君家里化装逃至上海。这已是学生爱国运动的尾声了。

　　“九一八”抗日运动规模大，斗争尖锐，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很沉重，是一次影响很大的学生运动。但是与以后的“一二·九”运动相比，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一二·九”运动是在我党中央正确领导之下发展的，而“九一八”运动时，党中央正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下，对运动的领导还存在一些问题。从1932年到1934年，南京的党组织和全国白区许多地区的党组织均遭到了破坏，可是从群众运动来讲，“九一八”运动中，在南京的学生的英勇斗争事迹是可歌可泣的，党员在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这次抗日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今天来纪念这次运动也是有重大意义的。

　　1981年7月10日写于北京

　　（本文原载《革命史资料》第十期，本刊转载时，作者作了重要修改与补充。）

　　来源：《南京党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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