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两名江苏人的“分”与“合”

今天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的纪念日。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

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会议中,两名江苏人——周恩来和博古——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两名江苏人都积极主张召开专门会议,但初衷不同

在是否应该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来解决党内分歧方面,周恩来与博古二人意见一致,不过他们的初衷却又大相径庭。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失败的原因就是当时的最高领导层指挥不当,红军伤亡惨重,国民党围剿愈紧。为及时纠正错误,大家都感觉很有必要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虽然召开遵义会议的主张是王稼祥、毛泽东、张闻天最早提出来的,但是召开会议的重大决定是周恩来最后作出的,中共中央和各军团参会领导的名单是周恩来亲自拟定的,会议的组织工作是周恩来亲自负责的,甚至连毛泽东的住处也是周恩来精心安排的。

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和具体操作,遵义会议根本不可能召开,更不可能取得圆满成功。毛泽东后来说道:“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聂荣臻指出:“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而博古也主张召开遵义会议。博古的侄子秦福铨说道:“黎平会议后,对李德的不满迅速扩散,对中央产生了一股极度不信任的气氛。在这种情况下,博古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主观认为这是‘中央纵队小三人团’在惑乱军心,反对中央。……所以,博古决定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次会议一定要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政治局内绝对不准搞什么‘中央三人组’这种宗派小团体。这次会议就要以这些作为主要议题,团结全党”。聂荣臻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说:“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在对红军失利原因的认识方面,两名江苏人观点相左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首先作“主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敌人过于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对“三人团”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则是轻描淡写,不承认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后来,他在中共七大上发言时回忆这段往事时也说道:“在这个会议(遵义会议)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认识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博古做完“主报告”后,接着是周恩来代表军委作军事报告。在这个“副报告”中,周恩来从主观上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途中的失利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不但实事求是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高度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存在的“冒险主义”“逃跑主义”错误的批判,以及对当前战局和未来发展的战略战术分析,同时对自己作为“三人团”成员,在军事指挥上应负的直接责任,作了真诚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军事失利的领导责任。周恩来的发言客观中肯,特别是他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赏。

博古和周恩来的正副两份报告,泾渭分明,激起了参会者不同的反响。

在发扬党内民主、尊重群众公论方面,两名江苏人作风相合

在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张闻天作“反报告”。他针锋相对地反对博古报告中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客观原因造成的说法,指出,中央红军不能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原因是主观的,即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和拼命主义的错误,深入地批判了错误的军事领导脱离中国实际及红军实际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指导红军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军事思想。

遵义会议旧址

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毛泽东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毛泽东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说首先要解决军事问题。他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和它在各个方面的表现。毛泽东在批判“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时说:他们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可以打死人的。“左”倾主义领导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就是达到了这样荒谬的地步。

讨论上述几个报告时,会场气氛激烈而又坦诚。与会多数同志在发言中表示同意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对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作了严厉批评。针对众人的尖锐批评,作为党中央总负责的人,作为遵义会议的主持人,博古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更没有搞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无情打击报复,而是发扬民主,大局为重,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担当和情怀。

在对毛泽东能力水平的认可方面,两名江苏人先分后合

周恩来通过长期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观察和深入思考,逐渐认识到毛泽东卓越的领导才能,体察到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之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至关重要性,因而四处奔走,多方呼吁,为毛泽东的复出并担任党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他倡议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工作,重新指挥红军。这一倡议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拥护。在周恩来的大力推动下,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

在遵义会议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此时的博古对毛泽东是存在抵触情绪的。不过他的抵触情绪并非私人恩怨,主要是源于他对毛泽东能否真的能够领导红军取得胜利存在疑虑,是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负责。但是事实很快证明,毛泽东指挥打仗确实很有一套。博古后来在延安整风笔记中写道:“……从二次入遵义的胜利后,感觉毛主席军事上还行,而自己军事上是外行,因之,对军事问题,在此后一段,就不再置喙,听三人团指挥。”

不过,此时博古仅仅“感觉毛主席军事上还行”,尚未“心悦诚服地听从毛泽东的军政指挥”,真正的心悦诚服是在以后。康小平(其父康念祥当时是博古的警卫员)在《我的父亲康念祥的红色履历——博古警卫员的追记》中写道:“渡过金沙江后,有一次,父亲在博古同志的住处给他擦枪,……也许因为父亲摆弄枪的时间长了,打断了他的思考,突然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毛泽东是对的。’”由此可知,在渡过金沙江后,博古才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确实达到了“心悦诚服”的地步。从此,博古同周恩来等同志一道,真诚信赖和忠心拥护毛主席,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直至光荣牺牲。

用户留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