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照钟山 —— 忆八兵团渡江作战解放南京

       1949年4月24日清晨，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双清别墅凝神展视南京解放的号外。他那沉稳的目光中，不时掠过一阵阵喜悦之情。就在几个小时前，越过长江天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兵团所属三十五军的英雄战士，把革命的红旗插上了国民党总统府的门楼。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灭亡，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 

　　这时，距第八兵团组建仅仅三个多月。但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却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最为壮观的一页，使我终生难忘。 

　　兵团组建 

　　1948年11月，为了加速迎接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整编，将全军野战军改为兵团编制，兵团所属军、师、团番号均已确定。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华东野战军移驻徐州西南大白望。陈毅同志找我谈话，要我担任第八兵团司令员，并就兵团领导班子组成问题征求了我的意见。1月15日，根据军委决定，我调离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正式组建第八兵团。兵团主要领导有：司令员陈士渠、政务袁仲贤、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参谋长何以祥，当时兵团下属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十五共四个军（后根据渡江战役部署需要有所调整）。1月31日，第八兵团进驻徐州原刘峙公馆，兵团部开始办公，数日后南下。 

　　2月4日，兵团部自徐州乘车南下，一路经固镇、蚌埠、郑郢子、临淮关、明光等地，于3月5日进驻滁县。滁县曾经是国民党政府“京沪卫戍区总部指挥所”所在地，当淮海战役中杜聿明部被歼之后，徐州“剿总”刘峙率其手下仓皇南逃经过这里，他故作镇静还游览了滁县名胜丰乐亭。但当“指挥所”官兵领了刘峙的赏钱后，便逃之夭夭。很可惜，我无缘在这里同那位“剿共总司令”交手。令人欣慰的是，在滁县我欣然会见了国民党起义将领王晏清（原国民党四十五军九十七师师长）。人们不会想到，他曾经是率领三个团（一个团保卫蒋介石、一个团保卫顾祝同、一个团保卫总统府）的御林军师长，在解放军渡江作战的重要时刻，他毅然率部起义，走向光明。当王晏清郑重地向我呈交“南京城防图”时，我不仅赞赏这位年轻将领的胆识和勇气，同时对渡江作战充满了胜利信心。仅仅一份“城防图”，就为我兵团原受命拟定的“攻占两浦，炮击南京军事目标”的作战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4月3日，兵团部离滁县，经六合、天长于5月进驻扬州。 

　　扬州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化城市之一。时值旧历阳春三月，扬州大地天蓝地绿，桃吐丹红，柳飘翠绿，盛开的菜花香溢田野，一派昂然春色，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唐朝大诗人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中“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名句。但此时此刻，源于天际的长江以南半壁江山，仍在国民党反动派铁蹄践踏之下，江南人民殷切地盼望着自由和解放。一种历史的使命感，使我无暇欣赏这里的风景。而是专心致志地考虑着夺取渡江战役的胜利。到扬州的当晚，我同江渭清同志带领参谋张建民赴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白马庙开会。20日，兵团部移至大桥镇，并由作战参谋姚杰拟写了作战计划。23日，三十四、三十五军攻占南京屏障浦镇、浦口，当日，国民党政府总统李宗逃离南京。23日深夜12时南京解放，消息传来，军民振奋，兵团部一片欢腾。我怀着胜利的喜悦，同江渭清同志乘坐一条船，率兵团部渡夹江到姚家桥，于镇江乘国民党政治会议的专用列车直至南京“国府路站”。看得出来，江渭清特别兴奋，他当年任苏皖区党委书记时，只能化装化名，暗中行动，眼看着处于黑暗统治中的南京人民遭受蹂躏，非常气愤，而自己无力解救。而今他亲自率领的解放大军解放了南京，其喜悦之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南京解放了，我也解放了！我们步出火车站后，便昂首阔步地踏在南京的大地上。 

　　兵团部进入南京，由于尚未确定地点，便暂居“国府大会堂”。袁仲贤同志提出：我们应该进驻“国防部”。我考虑进入南京后还有各项任务，认为这个意见有道理，于是第二天便率兵团部进驻原国民党政府国防部。5月25日、29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同志率二野机关进入南京AB大楼，第二、第三野战军胜利会师。为了维持南京的社会治安，保卫南京市和市民的正常生活，第八兵团便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兵团部，一部分是新建的南京警备区。我作为兵团司令员，同时兼任南京警备司令员，袁仲贤、江渭清同志也分别兼任警备区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二野保卫部长周兴同志为副司令员。4月28日，以刘伯承为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的南京市军管会正式成立。5月1日，中共南京市委成立，由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渠、李达、柯庆施、张霖之、彭涛、周兴、黄华、陈同生、段君毅、徐平羽、江渭清、王明远16人组成，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陈士渠5人为常委，刘伯承为书记，宋任穷为副书记。随着政权的建立，全市警卫治安、接收管理、基层建设等项工作走向正规，工农业生产、市场供应和人民生活恢复正常。遵照党中央关于组建华东军政大学的决定，第八兵团便着手华东军大的筹备工作。7月1日，华东军大正式成立，陈毅同志兼校长，我任副校长并主持学校工作。第八兵团随之撤销。 

　　厉兵秣马 

　　三大决战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达到保持其江南半壁河山、卷土重来的目的，在玩弄“和平”阴谋的同时，加紧布置其长江防御。其部署是：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上海八百余公里的地段（重点在宁沪之间），并设一、二两道防线;“以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指挥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宜昌至湖口近千公里的地段上，也设有一、二两道防线。同时，以江防舰队及第二舰队分别位于长江中、下游;以三百多架飞机分别置于汉口、南京、上海等地，协同陆军进行防御。这就是被敌人所吹嘘“固若金汤”的陆海空立体防线。此外，美、英帝国主义也各有舰艇停泊江中，有干涉我军渡江南进之征候。 

　　针对敌人的反革命两手，党中央、毛主席为迅速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一面通过和谈揭露其阴谋，一面指示人民解放军加紧战斗准备，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敢于反抗的一切国民党军，并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在总前委统一指挥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协同下，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及苏南、皖南、浙江地区，捣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老窝。 

　　根据中央指示和总前委关于“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以及第三野战军的部署，第八兵团属渡江东集团，东邻第十兵团，西连第九兵团，指挥第二十军、二十四军、三十四军、三十五军四个军及苏北警备第七旅、特纵炮兵第三团和炮一团一个营。部队进攻正面西自金河口、全椒、滁县，东到扬中、埤城、丹阳一线。正面包括南京、镇江、浦口、马鞍山等敌人重点设防城市，配有敌李延年第六兵团第二十八、四十五、九十九、五十一、五十四、四军等六个军，及“首都”卫戍区总部。这就是说，八兵团必须在有敌人坚固的重点设防、长达280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展开渡江作战，这自然是要啃硬骨头的，任务十分艰巨。 

　　解放军向南进军的最大自然障碍是素称天堑的长江，守敌虽然大部分战斗力较弱，缺乏有力的纵深配备，但有海、空军配合支援;解放军则完全没有现代渡河工具，只能以木帆船为主要运载工具实施渡江，还有渡江后暂时还不能获得有组织的大规模支援的现实困难。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充分做好战前准备。为此，2月底3月机，八兵团各军便进至沿江一线，先后拔除设在正面的多处前哨据点，展开了紧张的渡江作战准备工作。 

　　第一，把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摆在首位。依据党中央、毛笙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和1949年任务的指示，结合传达贾汪会议精神，在部队中广泛开展了形势任务教育和新区政策、城市政策的学习，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加强组织纪律和政策观念，从而为我解放军渡江南下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大力从事船只收集和管理工作。至4月初，每个军平均收集各种类型的木船500~600只，加上一部分自制的用以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木排等，均按战斗需要提前分配到各分队，基本上满足了渡江第一梯队的乘载需票，解决了渡江的物质手段。 

　　第三，进行渡江训练。渡江作战成功的关键，在于顺利航渡，成功地突破敌人的滩头阵地。为此，各部队组织指战员练习游泳、划船和使用各种自制的救生器材;介绍长江水性特点，反复练习上下船、航渡、水上射击、滩头爆破、登陆冲击等动作;组织黑夜江中航行，按“每条船都成为一个独立的战斗单位”的原则，配备了船工、水手，调整了火器，进行了战斗编组，从而解决了渡江作战的战术、技术问题。 

　　与此同时，许多部队还组织渡江侦察。如二十军奉命组织了一支800余人的渡江位察支队，在军参谋长廖政国指挥下，同苏北第二军分区和该区江南工作委员会，共同组成侦察指挥所。侦察人员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勇敢机智，灵活果断，潜入南岸敌纵深，以明查暗访、捕捉俘虏等方法，查明了扬州以东沙头嘴至龙稍港段，长江南北两岸40公里的兵要地志，如敌情、工事、兵力部署等等，为渡江作战搜集了大量重要情报。电影《渡江侦察记》，便是当年渡江侦察的艺术再现。 

　　第四，做好船工工作。水手和船是实施渡江作战的先决条件，各部队团以上机关分别成立了船只管理机构，并从部队中抽出一批优秀战士担任水手，同船工编组在一起，在政治上作为船工的骨干，在技术上拜船工为师，互帮互学，教学相长。并制定了船只损坏赔偿办法和船工伤亡优抚条例，妥善安排船工家庭生活等等，提高了船工的政治觉悟，增强了军工团结共同完成渡江作战任务的决心。 

　　第五，进行了充分的后勤准备工作。华东的支前组织，对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上海等城市的支前供应工作作了统一部署和安排，并动员广大人民筑路、修桥、疏河、开渠、架设长途电话线路、筹集运送粮草军需用品等。据不完全统计，仅山东、苏北、皖北动员的民工达320多万人，苏北、皖北筹运的粮食有3.4亿斤，山东妇女赶制的军鞋达200多万。 

　　经过政治、军事、后勤等一系列的充分准备，解放军上下士气高昂、信心十足，绣织在毛巾、挂包、碗袋上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彩色字样，格外醒目，解放全中国、“争取渡江第一船”的号召深入人心，必胜的信心极大地鼓舞着全军将士。 

　　突破天堑 

　　由于国共两党的和谈，使得渡江工作呈现出鲜明的政治色彩，因此，第八兵团的作战方案几经变化。2月25日，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为了促成有利于人民的谈判，曾受命拟定了“攻占浦口，炮击南京军事目标”的计划。军委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谈判大约在3月20日后举行，炮击准备应在3月20日完成。据此，我们拟定了包括狮子山炮台、飞机场、几个兵营和国民党总统府等军事目标为重点的炮击方案。鉴于南京是六朝古都，中央军委明确规定，如谈判顺利解决，则不攻浦口;如不顺利，得施加压力才能解决，则应于那时攻浦口，攻击时间，应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京的那一天或后一天，而不要过早。至于攻占浦口、浦镇后，是否炮击南京，则要看谈判进展情况才能决定。直至3月27日，中央军委经过缜密考虑后，又决定取消了“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计划。当解放军突破敌江防、南京守敌准备逃跑时，中央军委又及时改变了“不攻浦口”的计划，以便占领和保护南京古城。 

　　事实上，当4月20日渡江作战的炮声即将打响的时候，第八兵团渡江作战已部署停当：即以二十军（含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师三个师）为渡江第一梯队，自三江营至龙稍港段强渡长江，登陆扬中，尔后渡夹江，经埤城辛丰、上塘等地向镇江、丹阳地区进攻，截断沪宁铁路线。其当面之敌为:扬中三茅镇第四十一师师部率一二三团，镇江周围为第四军，孟河为五十一军军部，五十四军于丹阳、常州一线作机动，这是一块夹着骨头的大肥肉。 

　　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和谈协定上签字，解放军前线部队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千帆竟渡，揭开了渡江战役的序幕。当晚，解放军中集团七、九兵团首先在裕溪口至棕阳镇段展开渡江作战，一夜之间，在铜陵至芜湖段渡过了三个军10个师的兵力。21日晚，西集团第三、四兵团和东集团第八、十兵团，在安庆东西段和江阴至扬州段同时扬帆突击，一夜渡过了五个军。江阴要塞7000余守军起义，使解放军一举突破敌人江防重镇。南京国民党的国防部大为震惊，汤恩伯如雷击顶，一阵大发作之后便急忙赶赴芜湖部署堵截。敌人垂死挣扎，大举反扑。 

　　八兵团二十军以五十八师为右翼第一梯队，以五十九师为左翼梯队，第六十师为第二梯队，各梯队均以足够炮火封锁江面，拦截敌舰，掩护解放军渡江。21日晚18时，正当我们按既定部署集结准备发起战斗之际，风向突变，东北风骤起，五十八师船只被风浪所阻，五十九师第一梯队第一七七团船只被大风吹散，其中二、三营与师、团部失去联系。但各级指挥员迎风破浪，沉着指挥。二、三营奋力登陆，但遭敌人猛烈反击，情况紧急。当时五连指导员周文红振臂高呼“只有前进，不能后退”。全连顽强战斗，固守滩头，打垮敌人一个营的多次反击。一七五团二营于东兴滩附近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阻击，奋勇前进，连续夺取六个碉堡并插上红旗。第五连三班的船桅杆被狂风吹断，船身中弹漏水，一位船工牺牲。关键时刻，另一位鬓发斑白的老船工勇立艄位，摇橹前进，并鼓励战士们沉着应战，但又不幸中弹牺牲。老船工血染长江，忠心可敬。全班仅剩的四人弃船泅渡，冲向敌阵，终于夺取了滩头阵地。军民协力迎敌，斩风破浪，按预定计划登陆扬中，敌人纷纷渡夹江南逃。 

　　4月23日晚，八兵团各部先后进至丹阳、吕城，与攻占镇江、常州的兄弟部队合围，截断了连接南京、上海的交通大动脉沪宁铁路线。 

　　直下钟山 

　　4月22日，当解放军三路大军突破千里江防后，敌人再也不敢迷信所谓固若金汤的立体防线了。引退幕后的蒋介石如坐针毡，忙由奉化飞抵杭州。他一面鼓吹“要不惜一切牺牲与共产党周旋到底”，一面又担心输光最后一点老本，于是下令所部速向沪宁杭撤退。应该说，蒋介石的这一着棋还是聪明的，但可惜他又晚了一步。 

　　我们预料到敌人在江防被突破后可能向沪宁撤退，前去浙赣线。为及时解放南京，保护古城，中央军委即改变“不攻两浦”的计划，决定以三十五军(辖一〇三师、一〇四师、一〇五师)向三浦(江浦、浦镇、浦口)进攻，肃清江北敌人桥头堡，直取南京。这就是渡江作战中的“三浦战役”。任务下达后，三十五军广大官兵群情激昂，感到无比自豪，决心要在最后推翻蒋家王朝的战斗中立功。 

　　当时控制南京长江北岸一线的是敌李延年兵团之主力二十八军，以江浦、浦镇、浦口互为犄角，利用地形，构筑坚固防线，企图阻止解放军逼近江岸。4月20日16时，三十五军在三十四军和其他兄弟部队及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涉过滁河，跨越老山，跑步向浦镇、十里桥、江浦县城等作战地区接近。21日零时，解放军强大的炮火划破寂静的夜空，部队先后向江浦、浦镇发起攻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一〇三师全歼江浦守敌，占领江浦县城;一〇四师扫清了前沿阵地，予敌重创;一〇五师越过乌衣东南大片水网地带，沿东葛至浦镇的公路两侧直插浦镇。这时，我中路大军突破安庆芜湖一线，强渡长江成功。胜利捷报使战士们倍受鼓舞，他初越战越勇，先后古领了浦镇以西的大顶山、二顶山(即定山)制高点，接着与敌展开了逐个山头、逐个碉堡的争夺战。两浦守敌大部被歼，残敌仓皇过江，龟缩南京。23日凌晨，浦镇、浦口全部解放。当天上午李宗仁带着他的“政府”和残部逃离南京，只留下少数特务人员对南京城进行破坏。 

　　当时的下关一带，敌特残匪乘机烧杀抢掳，下关车站和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一片火海。残敌在破坏，人民在呼喊，我军指战员们心如火燎。为了早日解放南京，保护古城，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必须尽快渡江，而江北的船只已被逃跑的敌人掳夺一空。4月23日黎明，一〇四师即派人四处寻找船只。这天下午，他们终在今三河乡桥北村的江滩芦苇丛中找到一只载重120担的木船及船主童达兴。师参谋长张绍安请他帮助解放军渡江，消灭蒋家王朝，老船工童达兴一听便笑了。他一不收钢洋，二不讲条件，当即欣然答应，并到老江口找一位会水的船工当助手。黄昏后，便载上侦察连指导员杨绍津和六位战士自南京石油公司浦口储蓄所(即今南京造纸厂所在地)出发，军民合作，撑篙摇橹，逆水而上。船到南岸石油公司码头附近被国民党警察发现，战士们当即开枪将其击毙，于是便在下关煤港顺利登岸。童达兴不顾个人安危，往返大江南北六趟，渡送了一个连的部队安全过江，使一〇四师、一〇三师等部队与南京地下党组织及时接上关系，派来火轮很快将渡江部队接运到下关。他的英雄行为受到指战员的高度赞扬，南京解放后，第三野战军专为童达兴颁发了“功劳船”证书。 

　　1990年5月，我专程来南京到浦口，踏着当年渡江英雄们的足迹，追寻着昔日的记忆和长我一岁的老船工童达兴，可惜他已于1982年去世。这使我深感遗憾。令人欣慰的是，南京人民并没有忘记他们。1979年落成的下关渡江纪念碑，已成为渡江英雄们永立在南京人民心中的历史丰碑。正是在英雄的人民大力支持下，三十五军一〇四师从南京左侧直下紫金山、中山陵，从东侧控制了南京城;一〇三师从右侧直插清凉山、五台山等制高点，从西侧控制了下关江面;一〇五师直向南京市中心，占领新街口、中山门一线市区。当朝阳的金辉洒满中山陵时，南京换了人间，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红旗飘扬 

　　4月23日午夜，三十五军一〇四师三一二团的勇士们高举着红旗，跨越国府路(今长江路)，直下国民党总统府，把鲜艳的红旗牢牢地插在总统府门楼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迅速地跌落下来。霎时，在人民群众中爆发出一片欢呼声。一支支由南京地下党党员带领的欢迎队伍涌向“总统府”附近，争睹插在南京的第一面红旗和插旗的部队。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这支解放南京的队伍，就是一年前济南战役中吴化文军长率领起义的部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起义的国民党部队在这里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八兵团接受南京的任务带有偶然性，原计划是由陈赓四兵团担任接管的。直到4月23日，由于三十五军打得很好，南京解放在即，而陈赓四兵团尚在江西湖口至安徽望江地段，如向芜湖、南京挺进，至少需半个月。前委刘伯承当即决定:“南京城防由陈(士渠)袁(仲贤)八兵团以两个军担任之。陈、袁任警备司令、政委”。 

　　第二天上午，当我率八兵团部到达南京，在“总统府”下车，三十五军军长吴化文、政委何克希正率部等候迎接。他们庄重的军礼和激动的脸上无法掩饰胜利的喜悦。我紧紧抓住他们的手说:“祝贺你们，解放南京三十五军立了头功”。在那一时刻，人们无需用更多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情，胜利的喜悦激荡着每个人的心。我以同样激动的心情，大步跨入“总统府”。作为办公、会客和休息的“总统办公室”，其陈设并无惊人之处，令人注意的倒是一台仍放在办公桌上的日历和“总统”宝座高脚椅。日历的时间依然停留在“4月22日”的页面上。看来4月23日上午才逃离南京的“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因为太紧张、太忙碌而疏忽了，也可能是他有意要记住这个日子，国民党军政机关大逃亡，就在这一天。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的。中国历史已按照它的发展规律，揭开了新的一页，至于那只“总统”宝座的高脚椅还静静地放在那里，陈毅进入南京后饶有兴趣地坐了坐“总统”椅，当即给在北京的毛主席打电话说“登上总统宝座了！”主席笑着说:“不德了，你当了总统!”陈老总急忙说“椅子太高，我坐不得，现在是人民的江山了。”主席说:“你应该留个纪念，写上陈毅到此一游。”陈老总说:“我想大家都应该来此一游。”主席说:“好注意。”这话说得好，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新中国的江山应该由中国人民来坐。今天的“总统府”，已成为人民群众游览的景点之一，再也不是当年的戒备森严、一人独居的圣殿了。 

　　南京解放以后，人民群众最欢迎的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人民军队。从4月23日起，南京市人民便以各种方式来欢迎自己的队伍。在通往下关的主要街道上，几乎贴满了欢迎的大标语。24日清晨，凡是我军所到之处，都有夹道欢迎的人群和热烈的掌声。人群中有工人、店员、学生、市民，男女老幼，手执自制的红旗和各色彩旗，组成了旗的海洋。在吉兆营中山路大道旁密集的欢迎队伍中，有个身材纤细、穿着讲究的青年妇女，怀抱着一个可爱的婴儿，她俊俏白细的面颊上泛着红润，漂亮的大眼睛里含着激动的泪花，她叫丁明俊。从1948年以来，她冒着生命危险，协同在国民党国防部供职的丈夫、地下党员沈世猷，精心安排，曾多次掩护地下党的领导人和联络人员，并一次次将重要情报藏在婴儿的襁褓中，送给党的组织。她的家，名为“国民党军官寓所”，实为“共产党地下之家”。而今，当她看到盼望已久的亲人解放军终于来到眼前时，刚喊出“欢迎”两个字，便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中央大学的师生兵分多路，直奔下关等地迎接解放军，另一部分师生昼夜改版《中大人报》，于4月23日晚以醒目的套红报头赶印出欢迎解放军、欢庆南京解放的特刊号，散发于南京城。金陵大学的师生为“护校迎解放”’，紧张而有条不紊地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4月24日早晨6点钟，当他们得知解放军先头部队已占领“总统府”时，全校锣鼓齐鸣，一片欢腾，歌咏队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他们专门谱写的欢迎歌曲:“我们的队伍来了，浩浩荡荡，饮马长江……”。顿时，嘹亮的歌声、雄壮的进行曲、豪放的腰鼓声以及“金大之声”动人心扉的广播声音，汇成一支强大的交响乐，激荡着金大的校园。师生们忘记了整夜的疲劳，涌向鼓楼广场，当他们看到一支露宿街头、正在整理行装的部队，情不自禁欢呼道:“欢迎解放军，你们辛苦了!” 

　　在众多的欢迎人群中，有一支最壮观的队伍，这就是由原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林遵司令率领起义的官兵们。4月27日早晨6点半钟以前，他们就把舰体各个部位擦洗得特别干净，人人都换上整洁的军服，在甲板上排起整齐的队伍，第一次举行最隆重的升旗仪式。待各舰红旗升起后，以旗舰“惠安”号为首，驶离笆斗山，在大江中列队，向南京下关驶去。9艘军舰，16支炮艇，25面红旗浩浩荡荡，迎着朝阳，乘风破浪，劈波前进，显得格外壮观。8时整，当我以八兵团司令员的身份前往检阅一和接收的时候，全部舰艇已经靠上下关的码头，官兵们在红旗下列队欢迎，振臂高呼。我步上码头，同林遵等同志一一握手，热烈祝贺他们在关键时刻毅然起义，踏上一条光明之路。在林遵的引导下，我察看了各舰。在驾驶室，我看到车钟、罗经、舰轮等都擦拭得锃光照人，各种仪表保养如新，我甚为赞赏。我仔细地询问了舰艇官兵们的生活情况和想法要求。由于敌人的飞机对这些舰艇已经侦察过，将会很快进行轰炸，我当即把大家集中在会议室，告诉他们: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护我们的舰艇和人员，尤其是要保护人的安全。敌人要轰炸是不让我们有海军，但我们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我要求他们尽快离开码头，疏散隐蔽，进行防空。我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很高兴，使他们深深感受到党的关怀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然后各个舰艇分成数路，向各隐蔽地驶去。 

　　这时候，整个南京城和长江江面上，红旗飘扬，彩旗飞舞，欢声四起。南京解放了，人民心向红旗，心向着共产党。 

　　隐蔽战线 

　　南京各阶层人民对解放军发自内心的欢呼，这也是南京地下党进行卓有成效工作的结果。 

　　4月24日南京解放的清晨，在三十五军军部(原励志社)门口，从一辆吉普车上走下来一个身着旗袍的女同志。她大约30多岁，双目炯炯,英姿焕发。当见到军政委何克希时，两人不约而同的说道:“我们会师了!”“江南熟”何克希向我介绍说:“这就是南京市地下党的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说话间她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道:“陈司令员，总算把你们盼来了!”当时，我深深地被这位巾帼英雄的热情坦诚及其出色的工作所感动。会师南京，有许多话要说。41年后，1990年5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再次见到陈修良同志时，便情不自禁地问她道:“你当时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开展地下工作，很危险，不伯吗?”时已80岁开外的陈修良豪爽地一笑，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准备死，我是不怕的!”一句话道出了这位党的地下组织的领导者和广大党员的英雄气概和无所畏惧的献身精神，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他们象一把钢刀牢牢地插入敌人的心脏，在特务如毛、警宪如网的南京市组织了强大的第二条战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48年10月，中共南京市委就遵照中央上海局关于整顿党的组织，深入敌人心脏，有效地发挥第二条战线的作用，为解放京沪和接管京沪作准备的指示，进一步整顿和发展了党的基层组织和进步群众组织，壮大了革命力量。市委在巩固建立了工人工秀、学生工委、公务员工委工作机构的基础上，又增设了文化工委、警员工委、银钱业工委、店员工委、中教工委等，特别加强了在敌人心脏机关、重要工厂企业和情报策反工作部门的力量，以充分发挥地下工作的特殊作用。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在长江南岸西至宜昌东至上海1800公里的防线上部署了70万军队。了解敌人的长江防线，尤其是湖口以东京沪杭战区敌人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行动意图等，对解放军渡江作战的胜利至关重要。为此，中共南京市委在驻防南京的国民党陆海空军和警察中，以及保密局、国防部甚至美军顾问团内，都发展和安插了地下党员。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设法弄到敌人的重要情报如《京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江宁要塞弹药储运数量表》等，及时送给解放军，其中包括对李宗仁、白崇禧都保密的宁沪杭作战方针和兵力部署，也在解放军的掌握之中。从而为我军部署渡江和作战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南京中共地下组织多次成功地策动敌人陆海空军及警察起义，震惊了敌人的营垒，有效地配合了解放军渡江作战。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最新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官兵574人举行起义，26日在舰长邓兆祥的指挥下开往解放区。 

　　3月25日，国民党御林军首都警卫师师长王晏清率部起义，并将南京城防图献给解放军，在国民党内部上层军官和部队中引起极大的波动和惊恐。 

　　下关狮子山江宁要塞第一炮台，是解放南京的主要障碍之一。4月23日，当三十五军攻占浦口即将登陆下关时，地下党党员、少校台长胡念恭命令下属一炮不发，并在撤退中带领士兵和武器投向解放军。 

　　4月22日上午，南京大校场机场通讯联络台和指挥降落的塔台全体人员，在地下党员、电台台长罗贤朴带领下起义，致使机场通讯联络中断，敌人无法乘飞机逃跑，造成敌营一片混乱。 

　　这些投诚起义，象一发发重磅炮弹在敌营爆炸，在敌人的长江主体防线上撕开一个个口子，使其军心动摇，士气低落，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南京的军事行动，大大减少了解放军的损失。 

　　党的地下组织还以严密的组织工作和英勇果敢的行动，为解放军顺利渡江创造了条件。 

　　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布了“封江令”，把大小船只全部赶入内河停靠，使4月23日下午奉命渡江的三十五军一无船只，二无联络人员，无法渡江，指战员们个个心急如焚。恰在这时，由下关电厂工人机智保护下来的“京电”号火轮正在翘首以待，准备迎接解放军。北岸群众用木船将三十五军的侦蔡人员送上南岸，与工人们取得了联系。下关电厂工人立即升火，将“京电”号驶往北岸。与此同时，机务段轮渡所工人在反搬迁斗争中保存下来的火车轮渡和“凌平”号、“沧平”号拖轮也相继升火启动。北岸栈桥修复后，“浦口”号也及时投入运渡。 

　　24日拂晓，下关水上警运会共产党员林大宗与警察头目斗智斗勇，组织起10多人的“水上挺进队”，将八艘巡逻艇从护城河开出，浩浩荡荡，开往浦口迎接解放军。同时，地下党员和工人群众四处奔走收集船只，上江、下江、内河的木船，民生、福江两个轮船公司和招商局、铁路轮渡所等处的大小船只，也投入迎渡解放军的行列。广大党员和工人群众在敌机轮番轰炸、扫射的情况下，无所畏惧，驾驶各种船只破浪往返，终于使解放军顺利渡江，完成了解放南京的光荣任务。 

　　地下党组织还积极进行了保护城市、维护治安的工作，为解放军的接管和南京的新生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撤退时，指使其军特人员对车站、码头、粮库、电厂、电台等重要设施进行破坏，伺机纵火焚烧机关，并从监狱中放出流氓、地痞趁火打劫，扰乱社会治安。为了保护古城南京和人民群众，南京地下党进行了周密的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城内由工人、苦力、店员组织的自卫队即达8000多人;在敌人内部控制警察2000多人，当时南京市店员工委组成的500余人的义务警察队，联防巡逻，制止坏人抢劫，保护了从新街口到太平路、夫子庙一带的南京商业区。此外，还有两支特别队伍武装起来，走上街头。一支是以三轮车工人为主的工人纠察总队，又称人民民主保卫队。这些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利用搜缴和敌军丢弃的武器武装自己，以主人翁的身份昂首走向社会。在敌军逃跑趁机进行破坏和抢劫时，他们主动出击，勇敢战斗，维持了社会治安，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另一支是在警运会领导下由2000多名警员组成的人民警察总队，他们在市区和郊区都明确划定警戒区域，巡逻放哨。在工人纠察总队、人民警察总队和人民群众的协助下，我们很快控制了局势，保护了银行、金库、电厂、自来永厂、面粉厂、明故宫飞机场和广播电台、中央大学以及重要物资仓库、桥梁、码头，及时平息地痞流氓、帮会头子的破坏捣乱活动，并破获了某国驻华使馆的被盗案，在追歼逃敌中解除了敌特的武装。 

　　在党的领导和周密组织下，南京人民的护厂护校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除了下关车站和司法行政院被烧掉一部分外，南京古城被完整地保护下来。城内自来水正常供应，下关电厂照常发电，电讯畅通，南京解放的消息首先通过电话传到了北京和上海。4月25日，全市店铺开始正常营业，交通干线岗哨恢复管理。这一切，都展示了南京地下党和各界人民群众高超的斗争艺术，他们在解放南京的伟大战斗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钟山红日 

　　南京地下党组织的出色工作和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表达了对党和人民军队的信赖和希望，也给我们提出了新课题、新要求。在渡江作战解放南京的过程中，我们除了与敌人进行军事斗争外，还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错综复杂的斗争。 

　　4月20日至21日，当解放军攻占江北岸敌桥头堡据点准备大举渡江时，侵入我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和国民党海军突然向解放军开炮，造成我军伤亡250多人。解放军当即还击，紫石英号被击伤，被迫停于镇江附近的江面上，其余三艘向江阴以东逃去。紫石英号事件震动世界，英共报纸和英国舆论界纷纷抨击英政府的错误。根据中央指示，我们派出袁仲贤为代表同担任翻译的康矛芳同志等，多次同英方进行谈判，要求英方承认错误，赔偿损失。但英国政府态度狡猾，拒不承认错误，并在谈判过程中，不顾我方警告，指使紫石英号乘机逃跑。这一事件，充分暴露了英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为捍卫主权，不畏强暴的原则立场和灵活的斗争策略。 

　　在南京刚刚解放时，还发生一起我军误入美国大使馆的事件。4月25日早晨，一〇三师三〇七团一营营长谢宝云带着通讯员在为部队安排食宿的时候，不慎误入美国大使馆。正在洗脸的司徒雷登看到两个解放军闯进来，暴跳如雷，大声叫道:“你们到大使馆干什么?”谢营长突然见这个洋人如此粗暴，想起帝国主义多次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他胸中燃起怒火，便对他大声斥责。幸亏教导员王怀晋及时赶来，缓和了事态。这天晚上，美国之音播出了“驻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搜查美国大使馆”的“新闻”。毛主席听到这个情况后指示我和江渭清同志查处此事，并电示总前委:“三十五军进入南京纪律严明，外国反映极好。但是入侵司徒住室一事做得不好……此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在调查这一外交违纪事件中，我深深感到占领城市后斗争的复杂性。我想处分一两个人是容易的，但要真心转变思想，适应新的斗争环境，是要花力气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下，我们一面派黄华与美方进行谈判沟通，一面对部队进行外交政策和外事纪律的教育。黄华同志有外交斗争经验，他沉着冷静，妥善地处理了这件事。司徒雷登曾经是黄华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司徒雷登见到黄华时度态傲慢，他不顾黄华对有关事实的陈述和主动表示遗憾，却把桌子拍得梆梆响，狂呼乱叫，大发脾气。黄华同志拍案而起，严正警告他说：“今天你不是我的老师，我也不是你的学生，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来同你谈判交涉的。你作为一个美国驻华大使，应该懂得起码的外交常识和礼貌!”司徒雷登无言以对，只得乖乖地坐下来。鉴于当时美、英等国驻华使馆并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他们的汽车到处横冲直撞，探听解放军情况，甚至有意挑衅，我们立即印发了有关国家的国旗发到部队，以利于辨认和行动，并通过电台、报刊、布告、电报等方式广泛宣传党的外交政策，阐明外事纪律，使大家在斗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由于南京是敌人长期统治的政治中心，国民党军政机关人员逃跑后，公开的敌人没有了，但暗藏的敌人仍然存在，并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有一次，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去中央大学讲政治课，敌特分子就以暗杀相威胁。而要肃清敌人长期灌输的反动思想和腐朽的生活方式，更是一场艰巨的斗争。进入南京后，确有少数同志眼花缭乱，精神不振。历史经验表明，一支军队在思想上的涣散和消沉比丢掉武器更可怕。我们十分重视揭露敌人的破坏手段和罪行，并通过军管会发出布告，宣布取缔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等反动组织和中统、军统等法西斯特务组织；没收其所有财产和档案，令其向人民政府悔过自新，立功赎罪，进一步瓦解了反动阵营。同时，组织干部、战士深入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重要讲话，认清新的斗争形势，牢记毛主席关于“两个务必”的教导，明确解放军由农村转向城市，保卫和建设城市的中心任务。这是一付清醒剂，使那些在南京花花世界的诱惑中，滋长享乐思想，放松革命警惕的同志重新振作和警觉起来，在思想上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在部队的频繁调动和换防中，按照警备区将南京划分为六个警戒区的命令，各部队情绪高涨、纪律严明、严守岗位，使妄图捣乱的敌人无可乘之机。 

　　搞好接管南京的工作，同样有一个转变思想的问题。参加接管工作的同志和南京地下党的同志，都在接管工作中做出了贡献。但是，由于过去各自的斗争环境、经历和工作方式的不同，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和不协调的现象。我们中间包括有的领导干部，由于缺乏耐心，不了解秘密工作的特点，对地下党的同志看不起，甚至产生怀疑。中共南京市委专门研究了这些情况，并及时作出相应的指示，要求接管的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主动了解地下党员同志，双方共同努力，做到从组织上、政策上和思想上三方面的真正会师。南京市委于5月23日向中央、华东局写出报告，毛主席对这个报告很重视，当天就批转华中局、西北局:“兹将南京市委关于外来党和本地党会师问题的经验转发你们，请你们充分注意此项问题，务必抓紧指导，不要再蹈我党历史上对此问题处理不善的覆辙。”毛主席的批示对大家鼓舞很大。在以后的接管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中，双方主动协调，齐心贯彻市委关于《今后接管工作的意见》和有关政策规定。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复杂的接管工作，为恢复发展生产，建设新南京奠定了基础。这是解放南京后的一个大胜利。 

　　占领和接管南京，必须同时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对此，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同志的思想非常明确。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曾多次找南京宣传文教部门和知识界的朋友谈话，宣传党的政策，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在宴请赴北京开会的沪杭宁文艺界代表团时，刘伯承深情地说道:“革命有今天的胜利，我们能够在这里会师，除了有解放军的流血作战，也有文化界朋友的斗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种力量斗争的总结果……今后的任务是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是我们向新民主主义社会前进的两个车轮。我们要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各位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压迫下，不得不用打游击的办法，今后有条件打正规战了。”为了肃清反动思想文化的余毒，我们发出通告，对南京市过去的报纸、通讯社一律进行清理登记，任何新建立的报纸、通讯社，未经登记批准，不予承认和存在，从而取缔了一批反动报刊，出版了我们自己的《新华日报》(南京版)。同时开办了工人政治学校、军政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南京分校等培养新中国干部的学校和训练班。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锁包围的重重困难中，全体军民大力开展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各项工作，正确贯彻毛主席关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在城里合理兼顾各阶层的利益，适当调整公职人员过高或过低的工资，调节资方的合理收入，加强农村工作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打破了敌人的城乡封锁，古老的南京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一个晴朗日子里，我兴奋地登上雄伟的钟山。举目望去，明孝陵前梅花山的景色格外引人注目，几十种数千株春梅与碧桃、樱花、茶花等争香斗艳，沁人心扉，向人们绽开了欢迎的笑脸。我不禁赞道:“美哉，南京!”再看看金陵的气势，钟山与石头山遥相对映，俨然如两座天然城堡，扼守着金陵的门户，我又不禁赞道:“雄哉，南京!”远在三国时期，诸葛亮联吴抗曹，出使东吴，登临石头山，观其险势，曾惊叹道:“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从此，龙蟠虎踞便成为南京的代名词，钟山也因此名传遐尔。自晋朝以来，宋、齐、梁、陈、明等历代帝王建都南京，大展其龙蟠虎踞之威。但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最终只能为人民所唾弃。最后一个是蒋介石建立起来的独裁的王朝，也只是如流星闪过，22年金陵梦，一朝破灭变乾坤。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创建人民的自己的新生活。 

　　钟山巍巍，繁花似锦，春意盎然。在一轮红日映照下，南京终于跨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