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征程

作者简介：刘峰，原名汤锦黻，1916年10月生于安徽凤阳府城。1929年6月加入共青团，曾任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团支部书记，凤阳团县委委员、团县委书记，1932年任长淮团特委宣传部长，因长淮特委遭严重破坏失去组织联系。1933年初辗转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5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教联”，1936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后任江苏省委学生运动工作委员会书记、教委书记。1942年6月到南京开辟党的工作，先后任南京工作组组长、南京市工作委员会书记，1946年4月任南京市委副书记。解放后历任南京市财政局长、财委副主任，江苏省计委任副主任、主任，江苏省财办副主任、主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南京市政协主席、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

　　一、 从市到省工作

　　1949年4月24日，全市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解放，热烈欢迎解放军。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和我当天就到中山东路励志社去会见35军政委何克希同志等人，地下党与解放军会师了。亲切握手，说不出多么高兴。过了两天就宣布成立了军事接管委员会，是按系统接管的。各系统接管均由解放军派员任正职，地下党选人任副职，协助接管。我参与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为二野后勤司令段君毅同志，副主任由我和万里同志担任。我负责财贸系统，万里负责工业系统接管工作。因为解放前地下党在国民党各个部门都有党的组织或党员建立了护厂、护校、保护机关的组织，开展保护财产的斗争，因此接管工作很顺利，一个多月就基本结束。跟随国民党逃走的人很少，大部分人员都留下来作为留用人员。不久宣布成立新的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下面设若干局，我先后任工商局副局长、市财政局副局长。当时我组织十几位地下党同志帮助解放军收集四川主要是重庆市的资料，编写成书，以便进军西南，解放城市使用；成立敌伪物资清理处，负责清理敌伪物资工作；为做好统战工作，又带领民主党派人士20多人到东北各省市考察学习一个多月，目的使他们了解东北解放后各方面的变化和建设情况。

　　过了两年，我担任财政局长，主要工作任务是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增加税收，节省开支，并帮助搞好生产自救。因南京是特殊化的消费城市，开始两年还要靠上级财政补贴，经过努力，南京市税收增加，财政可以收支平衡并逐年上缴一些经费。还有一件事，就是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方式方法过左，市领导分配财政局要打出十只老虎（即贪污腐化分子），这是硬压指标。我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亲自向市委书记柯庆施汇报，说明财政局的特点，所有收入都是征收单位直接交银行金库，无从接触资金，无从贪污。而且我们用人都经过考察，难以接受打老虎的指标。他听了认为有道理，就免去了指标。但我们仍向全体干部进行宣传教育，起到接受教训的作用。

　　1953年我任市财委副主任，分管财经工作。那时财委主任都是市委书记兼，他们实际不管具体工作，主要是体现市委对财经工作的重视。财委管的范围很广，工业、商业、银行、财政、物价、税收等等。那时机关很精干，只有我一个副主任，还有一个秘书长朱竞冰，副秘书长荀毅抗。将近两年时间，主要是发展工业生产，扩建老厂，新建有关日用品工厂，如纱厂、布厂、肥皂厂等，还抓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稳定市场物价，审批基建项目，制定年度各项计划。

　　1954年冬天，我调到省里计划委员会当副主任，主任是周一峰。我们两个很熟悉，因周一峰入党的时候是我代表组织去和他谈话的，还联系了他一段时间。他原来在上海持志学院读书，我那时是上海学委书记。不久上海党要开辟游击区，将他派到南通地区，以后一直在游击区、根据地搞党的工作。他说原来你领导我的，现在怎么我任正职你任副职了。我说那有什么关系，环境不同，你们在解放区工作经验丰富，我只有地下工作的经验。我们工作相互配合，关系很好。1956年，周一峰调南通去当地委书记，我被提为计委主任。那时和现在不同，是计划经济时代，全省大一点的基建项目都要经过我们计划委员会审批。工业、农业各方面都要综合平衡，制定各项计划。根据全省的情况，决定哪些项目能搞，哪些项目不能搞，所以计划委员会这个部门很重要。因为统一计划，相对来讲不会重复建设，不会造成浪费。

　　不到一年时间，我突然眼睛胀、头胀，慢慢就不能看东西。有一次开全省计划会议，我在人民剧场做报告，人几乎要昏到。幸亏有个底稿，找别人代讲了。所以只能住医院治疗，医生说我是不典型的青光眼。还有可能是工作太紧张了，神经衰弱，因为我经常失眠，可能是失眠加上青光眼引起的，医生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要慢慢来。我又到上海、北京就医，都不能确诊。

　　这时正是反右，因为正在治病，所以我算是躲过了这场运动。因为不能工作，心里着急得很。后来终于由南京军区总院眼科的一位主任确诊为先天性的远视散光，配戴散光眼镜才好了。

　　1959年我恢复了工作，这时计委主任已经由省委副书记包厚昌兼，组织上安排我还在计委担任副主任。到了1960年，省财办需要人，我调去担任第一副主任。当时财办主任由副省长陈书同兼，后来我又代理财办主任。

　　财贸工作包括财政、金融、外贸、税务、商业、物价、工商管理等。那时财委工作最难的是两大问题，一是粮食问题，“大跃进”以后，因为“左”的错误影响，加上自然灾害，粮食非常紧张，那时苏南好一些，我们就和他们商量，调一些粮食给苏北，这样稍好一些。再一个就是财政税收。那时经济发展慢，税收增长有限，国营企业搞基本建设投资困难，地区不平衡，特别象苏北地区困难大。省里只好想办法调剂，主要和苏南商量，每年给省里多上交一点。有限的钱都用到发展生产上了。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市场，督促各个市，首先要保证蔬菜供应，那时候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张，如果蔬菜供应不足，就要乱了。所以后来我特别重视蔬菜工作。

　　二、参加“四清”运动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以后又提出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久，中央作出了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部署，就是清理社队的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开展“四清”运动，那时候也有客观原因，中央领导同志走群众路线，到农村调查了解，发现农村不仅贫穷，经济落后，还有不正之风。真正大的贪污极少，但多吃多占、公私不分、挪用公款和腐化的情况确实不少。还有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比如强迫命令、不参加劳动等。农村不稳定，农民怎么办，年成又不好，国家没有粮食，要进口粮食帝国主义又封锁我们。计划经济时代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又有阶级斗争这根弦，这样一来农村要整顿。到1964年，中央已经先后颁布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前十条”、“后十条”）。因而“四清”运动又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同志还到江苏视察了“四清”运动。按照中央的要求，省委绝大部分常委和省级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分别到农村蹲点，指导基层的“四清”运动。

　　1964年2月，我被抽调出来，还有省委办公厅秘书长韩培信、公安厅长洪沛霖等，由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带队，到句容天王寺。先搞试点，然后铺开，搞了将近一年。我们先在镇江市集训一个月，然后组成工作团，下面有分团，我是镇上这个分团的团长。韩培信负责乡到大队到生产队，镇乡分开进行。江渭清同志亲自领导把关，他也很少回省委去。那时要求与贫下中农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生活，都住在农民家，我就住在一个粮食仓库里。工作团里人员除从各个部门抽调，镇江地委也抽调一些人，因句容县属镇江地委领导。

　　根据中央的指示和部署，省委要求，江苏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贯彻说服教育的方针，坚持团结两个95%（干部、群众），改善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贯彻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方针，使社教运动和生产密切结合，做到生产和运动两不误。

　　我们去搞试点，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防止走资本主义道路。开头先搞宣传教育，我记得做过两次报告，对象是供销社、商店、粮店、学校、卫生所等镇上各行各业的负责人还有职工群众代表。主要是讲为什么要搞这个运动，将中央文件进行传达，讲运动的意义，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必须要廉洁奉公，要依靠群众，从广大群众的利益出发，纠正错误的作风。然后组织干部学习，要求有问题的自己实事求是交代。对干部也要区别对待，不搞“逼、供、信”，主要靠思想工作，同时也要相信群众、发动群众，只有发动好群众揭发，才能掌握情况和问题。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需要的，但是不能过火，江渭清就讲不要着急，一定要深入进行宣传教育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教育，群众敢讲了，有些干部也自己交代问题了。群众发动有两种办法，一个是让他们到工作队来谈，还有一个办法是找了解情况的个别调查，因为公开讲有人怕打击报复。对有些自己不交代的，我们告诉他，你不讲，群众讲了就被动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纯洁干部队伍。有的人是错误，谈不上犯罪，大部分干部放下包袱。只有少数贪污腐化的要弄清情节，研究处理。

　　我从天王寺两三个月回来一次处理工作，都是坐长途汽车，没有小汽车接送，这对干部也是一种教育，群众觉得我们上面下来的干部是很廉洁的。他们感到我们是为了他们的利益，所以愿意对我们讲。我们就集中解决重点问题。做这样的工作，不采取一些办法，硬逼是不行的。多数人没有大的问题，交代了还照样工作。我们一直注意扩大团结面，孤立少数人。我印象中就处理了两个搞腐化的人。以后就清理帐目，该退赔的退赔，有的当时没有钱就以后慢慢还；清理队伍，群众很不满意的撤下来，撤的时候还要做工作进行教育。对群众意见不是很大的，错误不是很严重的，让他们继续工作，教育他们将功补过。还提拔了一部分群众反映比较好的，在运动中表现积极的人。工作基本结束，我们就撤回来了。

　　回来休息了个把月，江渭清又带我们到江宁县，再搞一个乡的试点。我还是镇上工作团的团长，就是现在的东山镇。因为在句容县天王寺搞四清已经有经验了，在江宁大体上和天王寺的过程差不多，突出的贪污没有，有少数腐化的。突出的有一位中学教师经人揭发，证实他强奸一位女学生，被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到基层开展“四清”运动搞了将近两年，我觉得对我自己教育也很大。“四清”运动使农村社队干部和群众都受到社会主义教育，基层干部基本上杜绝了贪污、腐化、偷窃等歪风，不同程度地改善了干群关系。后来听说有些地方搞得过“左”，在运动中有人自杀了，因而在运动中掌握的不好，就会出问题。

　　1965年“二十三”条下达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内容也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提出运动的重点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听说当时对这样的提法就有分歧。其实那时候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是廉洁奉公的，从中央到省市没有人来行贿，过年过节连送东西的人都没有。奖金福利都没有，只有工资。省委副书记陈光、包厚昌家里孩子多，每个月组织上还要给一点补助，不然生活都困难。“四清”运动对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性估计过高，因此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等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