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昌之败 长征之始

编者按：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从本期开始，本报将陆续刊发文章，回顾80多年前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的艰难与胜利。　　长征之始，始于广昌之败。
　　江西广昌，倚武夷西麓，据旴江左岸，地处赣、闽、粤交通之要冲。自1931年1月，红军进驻广昌，中共广昌县委成立始，此地即为中央苏区北大门，也是历次反“围剿”的重要战场。1933年9月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开始后，红军接连失利，次年4月，北路军总司令按蒋介石的命令，集中11个师兵力，由陈诚统一指挥，向广昌发起进攻，广昌危急。
　　此时，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领导人博古决心死守广昌，并调集军队准备在广昌以北地区同国民党军“决战”。1月中旬，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已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声称粉碎五次“围剿”的决战在面前，不过，该如何保卫苏区呢？毛泽东极力主张，坚持以往反“围剿”的方法，继续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歼敌等行之有效的策略，不过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却不屑一顾，在他看来，这等于是让苏区的领土不战而弃，而且不能保证战胜敌人，他眼中的反“围剿”战略就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丢失一寸土地”，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他只有在欧洲进行正规战的经验和在苏联得到的训练，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但是博古却对他十分信赖和信任，把第五次反“围剿”的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他。
　　中共临时中央的战略正中蒋介石下怀。前四次“围剿”一次输得比一次惨，他总结原因是红军从不开展阵地战，而是利用国民党“兵力薄弱的方面游击突袭、将之切断、包围的‘机动战’”，蒋介石苦思良久，在1933年6月8日南昌行营召开的五省“剿匪”军事会议上决定第五次“围剿”战略战术是“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和“步步为营，节节推进，碉堡公路，连绵不断，经济封锁，滴水不漏”，以碉堡构成包围网，一步一步地推进缩小，并最终消灭苏区。蒋介石对此战略战术极其自信，第五次“围剿”刚开始，他在南昌行营召集“剿匪”部队的师长、团长、参谋长等干部举行“剿匪”会议，决定在半年以内打破红军主力，消灭根据地。
　　事实证明，蒋介石的军事策略确实取得极大成功。“围剿”开始后，在国民党军队步步进逼下，中共根据地日渐缩小。特别是1934年1月，他击败十九路军，镇压了“福建事变”，使红军失去打破“围剿”的最有利时机；3月中旬，陈诚贯彻“堡垒主义”战略，在江西南丰攻占枫林、三溪一线，取得“进入赣南匪区胜利之第一步”。蒋介石在15日致电各部，以陈诚的胜利督促加快围剿，他自信满满地展望道，“不难如期聚歼，一鼓荡平”。
　　不过，蒋介石的成功却是由博古、李德“配合”而成。国民党军队以碉堡层层推进，原因是红军缺少重武器难以攻击碉堡，只要依靠碉堡推进就能够抵抗红军的突袭与进攻，还能把红军逐步锁死在固定区域；而李德无视红军现况，以自己参与一战的经历东施效颦，用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战术应对国民党的进攻，其结果只能是一退再退。
　　但是，阵地战、堡垒战的接连失利没有让李德明白在中国如何赢得战争，也没有使博古从对李德的迷信中醒悟。4月1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已向广昌进逼。面对危局，他们仍然主张坚守，为加强对广昌战斗的指挥，他们决定在广昌南三宫殿设立北路阵地野战司令部，博古担任政委，李德实际上是总司令，亲自指挥作战。4月21日，博古等人还下发《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要求全力保卫广昌，大量消灭敌人并最后粉碎“围剿”。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军令如山，中央红军只得主力尽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等部迫不得已参加了这场红军有史以来最典型的阵地战、消耗战。
　　阵地战当然是实力强大的一方占有优势，与蒋介石军队的飞机、大炮相比，红军只有轻武器和少量迫击炮和山炮，如何守得住。于是，几乎雷同的战斗过程一再发生：3月13日，红军坚守五都寨等阵地，国民党军集中10个师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猛烈进攻，红军伤亡2267人，被迫撤出战斗；4月19日，国民党军沿旴江两岸向广昌实施第二期进攻，红军凭坚固阵地及有利地形顽强抗拒，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迫使红军撤出阵地并占领延视峰、大罗山之线；4月18日开始，敌军进攻江西筠门岭，红军凭坚固阵地死守，敌军数度冲击未遂，然后调周边部队增援，并派空军助战，数日之后终将筠门岭攻克……
　　此时，不仅毛泽东，其他的中央高层、红军高级指挥员也开始质疑李德的战略战术。林彪、聂荣臻在4月14日致电中革军委，反对与敌对峙，而应运动防御，机动消灭敌人。广昌之战前，彭德怀忧心忡忡，再三向李德进言，说广昌不能固守，敌军有飞机大炮，技术装备高于我军。面对李德偏偏决定构筑永久工事坚守的态度，彭德怀心急如焚，坚持道，红军没有飞机大炮，就算有比较坚固的野战工事，在敌人的装备下也不起作用，固守广昌将使红三军团全部毁灭。然而，李德并不采纳。4月26日，博古、李德以朱德的名义下达《坚守广昌的作战命令》，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守广昌”，把中央红军主力分为东、西两个集团和广昌支点地域守备队，坚守广昌，并规定“只有受命后才能撤退”。
　　4月27日，国民党军10个师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会攻广昌。彭德怀日后记述战斗过程道，“进攻广昌之敌七个师，一个炮兵旅轰击，每天约三四十架次飞机配合，拖着乌龟壳（堡垒）步步为营前进。前进一次只一千至二千米；在其火力完全控制之下，站稳了脚跟，先做好了野战工事，配备好火力，再进第二步；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面对如此战况，博古、李德不得不放弃坚守广昌的计划，红军于28日撤出广昌。广昌保卫战，历时18天，中央红军毙伤俘敌共2626人，自身却伤亡5093人，约占参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胜败虽是兵家常事，但生死关头，尽快总结教训、发现战争规律才是制胜之道。彭德怀战后痛斥李德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崽卖爷田心不痛”。林彪从前线致信中央，坚决主张在苏区只能进行运动战，而且只有在地形有利和胜利在握时才能作战。张闻天严肃批评博古、李德的军事错误，指出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
　　博古、李德却抱定军事教条不松手，自认为是坚决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布尔什维克。博古送给张闻天一顶“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的帽子，李德给彭德怀扣上“右倾”的帽子，他们还批评林彪，说不能迷信地形，任何战斗中谁也无法事先确认一定能取得胜利。至于为什么广昌战斗会失败？即使在多年之后，李德仍然在回忆录中振振有词地诿过于人，要么是敌人很厉害，例如广昌战役之前，他指挥的战斗未能实现打击敌人的目的，原因是“敌人根本不给我们以可乘之机”；要么是部队执行命令不到位，例如广昌防空设施建造马虎，“既不能抵御飞机轰炸，也不能抵御大炮射击”。
　　其实，李德已对反“围剿”的胜利不抱希望了，广昌保卫战结束后，他在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中就表态，在敌人坚持堡垒战的条件下，要在苏区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提出了主力部队突围的意见。5月，中央书记处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获得了共产国际的同意。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17日，长征开始。
　　长征因错误的军事路线而开始，只有正确的军事路线才能挽救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1934年10月18日，毛泽东带着警卫班离开于都城，踏上长征道路。此后的漫漫征途，他将一个一个地说服党内其他领导人，凝聚共识，彻底扭转错误军事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