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迫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一直躲在峨眉山上观战的蒋介石,慌忙下山,要从人民手中夺取胜利果实。1946年6月,蒋介石违背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在这突变的形势下,我军三五九旅奉命立即由鄂豫皖根据地突围出来,火速北上,赶赴延安。
8月7日,部队到达秦岭。这时候,后有刘峙追兵呐喊紧追,前有胡宗南重兵拦路堵截;头上是暴雨倾盆,脚下是秦岭大山。行军一个多月,旅政治部副主任刘亚生,坚持不骑旅部分配给他的一头骡子,让骡子驮上枪支弹药。白天,他带领着鼓动队,一会儿上前,一会儿退后,给大家鼓动。到了晚上,他就牵着自己骡子的尾巴行军。有一次,骡子一甩尾巴,差点把他的眼镜扫落地上,刘亚生一拍骡子的屁股,风趣地说:“老兄弟,别光火,大家一道吃些苦。”可是今天,刘亚生淌着雨水的脸变成煞白一一他的肠胃病发作了,肚子痛得浑身直打哆嗦。
暴雨一个劲地猛泻着,豆大的雨点在石头上撞出一朵朵小白花,一阵阵的狂风使人噎气。天色渐渐地昏暗下来,后面刘峙追兵的枪声也逐渐稀落。部队决定休息片刻,整顿队伍。旅首长十分关注刘亚生的病情,考虑到前面都是山路,牲口上无法坐人,象他这样的身体状况,再怎么说也难以和部队一起冲过胡宗南的重重封锁。党培养造就这样一个忠心耿耿的知识分子干部是很不容易的,决定叫他化装走平路往延安赶,并指定了专门的老乡带路,马上就出发。
刘亚生听到党组织这个决定,立即向党组织提出跟随部队到死的请求,党组织没有同意。于是刘亚生只好换上了一套乡村教师的衣服,与他刚结婚不久的妻子何薇一起离开了部队。可是当旅部的同志们在议论刘亚生大概已走出10里以外的时候,哨兵却突然报告,刘亚生又回来了。刘亚生果然又回来了,他请求能让他和部队再多待一会。半个多小时以后,同志们终于把刘亚生劝下了山,摸黑向革命的心脏延安进发。
刘亚生拖着病乏的身体,第二天,顺利地走到了黑山镇附近。就在这时,不幸的事发生了。斜刺里闯出来一队国民党的便衣队,不问青红皂白,本着“宁错抓一千良民,不漏掉一个共军”的原则,五花大绑,把他们抓到了西安集中营。
敌人一再拷问刘亚生:“是共军哪一部分的?干什么的?”
具有白区斗争经验的刘亚生,始终神态自如地回答:“一个失业教师,去河南投亲戚找碗饭吃,在山中走岔了路。”
可是,一个曾经在三五九旅待过几天的叛徒,出卖了刘亚生,向敌人报告了刘亚生的真实身份。
敌人一听抓到了一个旅政治部副主任,兴奋得叫了起来:“想不到这个络腮胡子还是这里官位最大的共军!”立即填表申报上司。
这件事,惊动了胡宗南。年底,胡宗南兴致勃勃地扛着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牌子,来到西安集中营,请刘亚生到一间新摆设的会客室谈话。胡宗南一见刘亚生进门,立即满面笑容地迎上来:“你辛苦了……”下面一句还没出口,只见刘亚生剑眉倒竖,怒目圆睁,从牙缝里一字一句迸出几个字:“你也不轻松吧?”胡宗南一见对方不吃这一套,立即单刀直入:“目下共产党节节败退,共产主义不合中国国情可谓事实,如果先生不弃悬望,胡某敢保一个少将参议的职位……”刘亚生一见这家伙攻势凌厉,想占上风,立即大喝一声:“住口!国民党屠杀人民,纵容日寇,卖国求荣,哪一样不是铁的事实?目下工农奋起,人民觉悟,要建立和平、民主的人民国家,势如燎原烈火,哪一处不合中国国情……”
敌人对刘亚生并不死心。
1947年3月19日,国民党用突然袭击的方法,占领了我们党暂时放弃的中央所在地——延安。据此,国民党开动报纸、电台等宣传机器,大肆宣传并造谣,国防部新闻局长邓文仪,并率领了一支综合记者观察团,到延安作实地观察,以便进一步大造舆论,欺骗人民。
西安集中营抓住国民党占领延安、蒋介石召开伪国大两件事,想对刘亚生等人打一场心理进攻战。
3月25日,邓文仪一行人跑到西安集中营,叫出刘亚生等30余人,举行茶会,作所谓“形势方面的恳谈”。
会议一开场,邓文仪踌躇满志地说道:“诸位可能对目前的战局欠了解,自从共军去年6月挑起内战以来,处处挨打,一败涂地,现在延安已经光复,3个月到6个月内彻底消灭共军料无问题……诸位误入歧途,形势所逼,在所难免,此时此地,当思退路,方不失为俊杰”。
刘亚生刚进会场时,一见果然都是记者,桌上放着美制录音机,便耐着性子让邓文仪讲完,然后好当众将他一军。
邓文仪话音刚落,刘亚生边举手边站起来发言。邓文仪带头鼓掌表示欢迎。刘亚生笑着说:“各位不必客气,等我讲完了,大家再鼓掌不迟。关于内战由谁挑起问题,说法虽各不同,但事实只有一个。‘双十协定’,国民党向人民作了还政于民的诺言,真是再好不过了。全国人民在八年抗故之后,看到中国将出现一个和平建设的环境,没有一个不是欣喜若狂。中原军区的部队,听到公报签字的消息,同样十分高兴。为此曾不惜牺牲,几万部队被压缩在一块方圆不到百里的地方,给养的困难达到了顶点。可是结果怎么样呢?去年6月26日,刘峙的部队向我们发动了突然的进攻,接着,所有解放区都受到了全面攻击,这责任问题,在座各位,还有谁内心不清楚呢?至于延安,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邓文仪乍听很入耳,再听听话音不对,到这一句赶忙大吼一声:“不要讲啦!”然而刘亚生义正辞严,旁若无人,侃侃而谈:“至于延安,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解放军向来能攻能守,取退敢进,休说6个月消灭共产党,不要三两年,解放军不仅要收复延安,还一定要解放全中国!”刘亚生一直到被拖出门外,也不肯住口。一场政治把戏失败了,美制录音机在桌上“丝丝”地空转着,桌旁,邓文仪颓丧地用双手捂着脸,倒在躺椅里。
斗争一场接一场地过去了,敌人一次接一次被挫败。不论是官衔、金钱,还是电刑、吊打,都没有使刘亚生屈服。敌人想把刘亚生活埋掉,但是又想从他嘴里得到高级军事政治情报,于是又想出了新的花招。
敌人收买了两个叛徒,一个叫杨言钊,一个就是他的年轻妻子何薇。这两个人只看到黎明前的黑暗,看不到全国解放的曙光,经不起敌人的威胁利诱,暴露了投机革命的本来面目。在杯盘叮当的餐桌上,和敌人订下了肮脏的合同——做说服转化刘亚生的工作。
杨言钊一天在放风的时候,拉住刘亚生,开门见山地说:“三五九旅被俘的人有不少,现在看来,要把我们自己知道的情况隐瞒下去是不行了,迟说不如早说,免得皮肉受苦。”
刘亚生细细地听着这位“难友”的话,并不吭声。最后,刘亚生只说了一句话:“这西安集中营有三才:人才、狗才、奴才。”杨言钊知道刘亚生的厉害,哪里还敢再往下说,赶快抱头鼠窜。
敌人把何薇这一张最后的王牌拿出来了。敌人认为:“刘亚生三十大几的人,找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不容易。只要何薇一出马,十有八九要成。”何薇自己也把刘亚生新婚几个月来对她的纯真爱情,当作了百依百顺的表示。
一天,刘亚生伤口痛得很厉害,闭着双眼,躺在地上。何薇突然进来了。她一进牢门,马上扑到刘亚生的怀里,泪如泉涌,尖喉咙细嗓门地哭了起来。刘亚生睁开眼,见是何薇,和蔼地劝说道:“不要哭,坚强些。”何薇于是乘机而入,把在敌人那里学来的所谓“战局恶化”、“形势急转”等等,从头说了一遍。接着说:“亚生,就算是将来革命胜利了,谁知道我们今天受这样的苦。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今后去靠谁?”刘亚生听了这一整套的话,一股憎恨的怒火从脚底一直窜到脑门,恨恨地说:“好啊,你原来把自己的灵魂都出卖了。”刘亚生挣扎着坐起身,“啪、啪”就是两记清脆的耳光,何薇的面颊变得通红。何薇拿出了绝招:“你这样顽固到底,我要求离婚!”“离婚?”刘亚生不屑地笑了笑,轻蔑地掠了何薇一眼,情绪反而冷静下来,他顺手拿起敌人让他写自白书的笔和纸,几笔写成了离婚申明,摔给何薇签字。
一个偌大的西安集中营,森严壁垒,刀枪林立,结果并没有能征服一个赤手空拳的刘亚生。1947年9月,他们用飞机把刘亚生运到南京,转入国防部高级战俘秘密监狱,后将其活活抛入燕子矶下的江涛中残酷杀害。
(龚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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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生,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曾任三五九旅政治部宣传科长、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46年6月,随中原军区部队突围,同年8月在陕南不幸被俘,先后被关押在西安集中营、南京国防部保密局等处。1948年底被敌人杀害于南京燕子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