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件谍战传家宝

      2015年1月28日，我与弟妹们一起，庄重地将父亲沈世猷生前一直穿用的一件皮袄、戴着的一块手表，卧病在床的93岁的母亲丁明俊年轻时穿的一条旗袍捐赠给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作为见证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斗争历史、进行国家安全传统教育的革命文物进行展陈和收藏。江苏省国家安全厅专门派出两位干部前来，接受了我们的捐赠。 

　　父亲沈世猷、母亲丁明俊是建国前并肩战斗在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军事情报工作人员。解放战争后期，他俩隶属地下中共南京市委情报系统，获取了国民党长江防线的许多重要情报资料，特别是敌军从芜湖至安庆之间的江防部署图及长江南岸全部炮兵火力、兵力配备等情况，为我军渡江选择登陆突破口作出了贡献。父母亲还参加了策反敌军的活动。我家捐出的这三件革命文物，曾伴随着他俩及其战友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南京，迎来渡江战役胜利和南京解放。 

　　父亲的手表 

　　

沈世猷从事中共地下军事情报工作使用的手表（高钢摄） 

　　父亲的手表，伴随了他的大半生。 

　　1917年，父亲沈世献出生于安徽省宿县（今属宿州市）东三铺沈家庄一个世代务农的殷实家庭。他自幼品行端正，学习勤奋。1937年，他考上北京师范大学，北上报到途中，正逢七七事变发生。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毅然投笔从戎，在途经地河南省省会开封市，考入正在招生的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桂林分校。1938年，他随校开赴大别山抗日前线作战，后调至河南，在中原战场上抵抗日军，直至抗战胜利。 

　　父亲在河南期间，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五军特务连连长，常年累月在外线与武器装备精良的日军作战，战斗中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及地方抗日武装均有过鼎力合作。尤其是第八十五军一次在大沙河与日军激战时，在该军被日军合围的危急关口，父亲率全连从外围向彭雪枫部队借道，硬是从日军背后杀出一条血路，才使军部等脱险突围。抗战胜利后，父亲因为战功荣获包括一块进口瑞士手表在内的多项表彰奖励。从此，这块手表就没有离开过父亲。 

　　抗战胜利后，父亲来到南京，先后供职于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国防部一厅。1946年父亲向母亲求婚时，这块表是他奋勇抗敌经历的证明及其一贯坚持爱国进步的荣耀；同年和我母亲结婚时，父亲就带着这块表。 

　　因不满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父亲毅然秘密加入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的地下情报系统，成为中共军事情报人员，开始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与敌人殊死搏斗。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过江已势在必行，1949年初，父亲奉命打入国民党江防最高总指挥部——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中校作战参谋，设法获取敌人长江防线及京沪杭备战军事情报。 

　　在国民党军警宪特密布的南京，地下工作对时间准确性要求特别高，单线接头时，一旦超过时间必须马上撤离。父亲工作时从来表不离身，常常是分秒不差。为了获取更多、更全面的军事情报，父亲充分利用军校同学、老同事、上下级等关系，以慷慨资助、联络感情、代替值班等方式，主动谨慎地接触不属他管辖范围的军事部署、兵力调动和火力配备等江防战略情报，有时只允许有几分钟、十几分钟的时间。 

　　为了渡江战役的胜利，父母亲争分夺秒地工作。1949年4月中旬，渡江战役发起前夕，上级要求父亲紧急侦获安庆至芜湖之间荻港一带敌江防兵力配备的全部情况。父亲伺机寻得代理一位主管参谋业务的短暂时间，发现了敌人荻港地段详细军事地图，其上标记的兵力部署精确到班排。他冒着生命危险当晚将该图悄悄带回家，与母亲连夜誊抄记录后，次日一早赶往孝陵卫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暗暗放回原处。这块表伴随着父亲惊心动魄的战斗，帮助父亲掌握时间，成为父亲特殊的战斗武器。 

　　父亲对这块表感情深厚，戴着它直到逝世。表用得年代久了，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故障，可花再多的钱，父亲都要把它修好。对于一向节俭的父亲，当时我们是无法理解的。后来我们懂得，这块表承载了父亲一生爱国为民的不懈追求。 

　　母亲的旗袍 

　　

 

丁明俊从事中共地下军事情报工作穿过的旗袍（高钢摄）

　　母亲丁明俊于1923年出生在安徽省宿县县城（今宿州市城区）一个开明绅士家庭。我的外祖父丁洁尘解放后曾当选为安徽省人大代表、宿县政协委员。母亲7岁至14岁随我外祖父母在上海读书，自幼受到良好教育。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打响后，母亲随外祖父母回到家乡宿县。翌年5月，宿县沦陷，一向秉持民族气节的外祖父拒绝为当地伪政权出山做官。共产党领导的彭雪枫所部在宿县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后，外祖父甘愿为该部捐出钱、物，支援抗战，受到赞扬。因日军势力凶残，外祖父不得不携家人四处逃亡。母亲在跟随逃亡过程中，目睹了日寇屠杀、奴役沦陷区同胞的暴行，抗日救国的进步思想在心中扎根。 

　　母亲端庄淑雅，平素都穿旗袍。她和父亲结婚时，外祖父特意到上海给她定制了春、夏、秋、冬四季的高档旗袍作为嫁衣。当年母亲只知父亲是抗战中爱国立功的青年军官，并不知他是中共隐蔽战线情报人员。婚后不久，由于南京大纱帽巷一带的地下联络点有暴露的危险，父亲毅然把结婚时的新家院即我家提供作为地下联络站，才将自己的真实政治身份告知母亲。母亲原本就是进步青年，得知父亲秘密从事着共产党领导的正义事业，她深明大义，义无反顾地追随父亲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上海局情报系统，负责地下联络站的联络工作，转送情报。从此，夫唱妇随，艰险与共，生死同心。母亲还让嫡亲内侄、时在南京读大学并居住我家的丁良典表哥做地下联络站的保卫工作。 

　　为了开展情报工作，母亲以国民党军官太太的身份作掩护，进出家门都穿着高雅优质的旗袍。母亲负责在家接送、照顾、掩护往返于沪宁两地的上海局情报系统的同志，来往于长江南北的我华东野战军（1949年1月改称第三野战军）军事情报交通员，还有来家中接头的供职于国民党陆军总部、空军司令部和伞兵部队的地下小组成员。其间，组织驾机起义等一些重大策划工作曾在我家进行，起义人员的家属在撤离南京去江北解放区前有的也安排在我家暂时隐蔽，这些都由母亲和良典表哥掩护、守卫，确保了万无一失。父亲打入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后，该部迁往南京孝陵卫，进入战时警戒状态，明令军官不能回家。这时，母亲身穿旗袍，抱着襁褓中的我，以探望父亲和家中有急事为由，前往孝陵卫与父亲接头，携带着父亲送出的长江南岸敌人全部炮兵部队火力、兵力配备情况等重要情报，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国民党军警哨卡盘查，安全将情报转交给地下中共南京市委情报系统负责人卢伯明同志。这条旗袍就是当年母亲传送情报时穿过的。 

　　叔叔们的皮袄 

　　

 

沈世猷、丁明俊夫妇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提供的御寒皮袄（高钢摄）

　　父母亲结婚时，我的外祖父丁洁尘为他俩专门买下南京市城中吉兆营24号、26号双门三进单独院落安下新家。新家位于吉兆营巷的中段，该巷西接中山路，南通珠江路，东连鱼市街，出边门向北可直达鼓楼，可谓街巷互通，民居相连，便于掩护及撤退，闹中取静。 

　　我家作为中共中央上海局情报系统的地下联络站后，开始，单线领导父亲工作的中共中央上海局情报系统王月英同志，华东野战军情报系统吴明义等同志秘密来南京，就在我家落脚并以此为工作地点。父亲打入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不久，为及时传递情报，适应解放军准备渡江作战的需要，上海局将父亲的关系交地下中共南京市委情报系统，由该系统负责人卢伯明直接单线领导，我家遂成为市委情报系统的地下联络站。 

　　当年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首都军事首脑机关的中校军官，外祖父在上海和安徽省宿县开有商行，这个“地下之家”俨然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的“军官之家”，有利于瞒过敌人。王月英、吴明义等同志来我家时，总是化装成与商人或社会上有身份的人的模样进出。由于当时党组织经费来源很有限，来往的同志内里的衣服是旧劣而单薄的，手头常常只有一两块钱。父亲心思慎密，急党所需，倾其所有，自费为来往工作的同志准备了符合化装身份的一些服装，这件皮袄就是其中之一。 

　　南京的冬天严寒刺骨。当时要做一件上档次的皮袄，对于一向廉洁的父亲并不容易。所以，从不向我外祖父伸手的父亲，破例向我外祖父要了他的一件皮袄。这件皮袄羊毛细腻密实、柔软服帖，还衬有一层丝绵，穿在身上暖和舒服极了。由于我外祖父身高近1.9米，而吴明义等同志均为中等身材，父亲就将这件皮袄改制成一件短皮袄和一件皮背心，供来往的同志穿着或盖在棉被上御寒。随着父亲获取的一份份情报被取走，随着父亲参与策反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起义等成功，来往的叔叔不少都穿过、用过这件皮袄。漫长的寒夜里，卢伯明同志来我家与父亲接头，或父母亲深夜记录、整理情报时，良典表哥就穿上这件皮袄暗中在我家院里和门外担任警戒。南京、上海解放后，这件皮袄完成了它的“使命”，父亲格外珍惜，每年冬天都穿在身上御寒。上世纪80年代，吴明义同志奉命来我家看望父母亲，见到这件皮袄，还深情地回忆说：这件皮袄多暖和啊！ 

　　2015年元月中旬，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春节特别节目《我有传家宝》编导组特邀我们子女去北京，采访拍摄并在春节期间播出了父母亲当年进行谍战的英勇事迹及他们给我们子女留下的传家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