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不保，家何能存？”

　“国不保，家何能存？在此民族生死关头，望母亲能以国家为重，民族至上，莫以区区儿女情，而埋没子孙的前途。”

　　1941年5月1日深夜，在皖南的一家农舍窗下，油灯闪烁，有位名叫孙晓梅的女子在伏案疾书：“正因为人类不应残杀，然人已残杀我，而我能不自卫乎？想三四年来，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尸骨纷飞？多少人战死沙场？想人生不免一死，不过死得其时而得所值乎！……”这浩浩然一腔热血，殷殷然一诉衷肠的文字，是她写给家人的一封书信。

　　窗外天幕如黛，一轮皎月高悬着。孙晓梅想念千里之外的亲友，但她更加热爱身边如火如荼的生活！她离开家乡投身革命，已经两年多了。

　　1938年，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有多少男女青年投笔从戎，共赴国难。10月，堂弟的一封信帮助孙晓梅实现了报效祖国的夙愿。她告别母亲，从浙江富阳步行到了皖南泾县。当年的泾县是新四军活动的地区，孙晓梅如鱼得水般兴奋活跃。军部教导队的课堂上，她时而专注地听讲，时而飞快地记录，时而又大胆提问。教员喜欢她的虚心好学精神，学员们选她当学习小组长。农村经济调查活动中，她丝毫没有书香世家小姐的骄娇之气，出门穿草鞋，进屋啃地瓜；逢到天冷外出，自己的毛衣常穿在战友身上，而她则依靠替别人背背包加重负荷来取暖。她工作勤奋，访贫问苦，发动群众之余，还为党报党刊撰写军民抗日的先进事迹。她的笔在为抗日呐喊，为抗日播种……

　　根据地丰富多彩的经历，家信里一字不提，孙晓梅把这看作爱国者应做的事情。

　　想起江阴遇险的往事，孙晓梅记忆犹新。那是1940年初夏的一天，树上的知了、河塘的青蛙闷得不鸣不叫，田野上只见庄稼不见人影，真是个苦夏将临的兆头。晓梅穿了身旧花布衣衫，挽着短发的头上搭着毛巾，一身打扮活象农村妇女。遵照党的指示，她来这一带做民运工作。刚出吴桥村，迎面碰上一伙日本鬼子。躲起来？不行，鬼子已看到自己；退回村？也不行，连累了群众怎么办？硬往外冲？这等于暴露自己的身份。短短几步路，匆匆几秒钟，晓梅迅速作出了选择。她不慌不忙，依然走她的路，直到被鬼子喝令站住，才神态自若地停下脚步。这伙下乡抢掠的日军见孙晓梅不怕他们，心里产生了怀疑，叽哩咕噜一阵把她看押起来，要带回去审问。晓梅揣测到他们还有抢掠的“大事”没办，沉着冷静地寻找机会月脱身。半路上，机会果然来了。几只农家水鸭吸引了鬼子狗一样贪婪的视线，晓梅趁势一头扎进青纱帐，借着夜色掩护，安全回到驻地……

　　枪口下化险为夷，晓梅也没有报告亲人，她视风险为革命者的家常便饭。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寄出这封家书后的第三年，孙晓梅壮烈牺牲于日寇的屠刀下。那是5月的一天，长江滔滔，风劲浪高。孙晓梅用小船载着我党几位干部渡江北上。目送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芦花丛中，晓梅汗涔涔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尽管日伪军埋地雷，设哨卡；尽管江面上穿梭着巡逻艇，摇晃着探照灯，但在我党勇敢无畏的交通员掩护下，今天又有一批革命干部安全到达北岸。在党和群众面前，敌人残酷的“清乡”只能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此时此刻，晓梅的心象灌满了琼浆一样甜蜜。完成了任务，晓梅惦记着江南岸的工作，不知疲倦地连夜返回。就在这时，不幸的事发生了，一队日本宪兵抓住了她。风呼啸着卷起芦花撒向蜿蜒的江岸，似乎在责备晓梅不该如此匆忙离去，如果她能安睡一晚，或许不会落入魔爪……风啊风，你错怪了晓梅，敌寇未除，社稷涂炭，她怎能安枕入眠？“刀山火海何所惧，砍头只当风吹帽。”从参加革命那天起，晓梅就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

　　日本宪兵队部，摆着一桌丰盛的酒席，这是队长本木特地“招待”孙晓梅的。这场面，晓梅似曾相识，她想起，在家乡宗祠里，春秋两季举行的祭祀，那只有男性秀才才配享受的待遇，被自己带着女秀才们冲垮了。那是反封建的胜利。而眼前的这一切，无疑是一场与日本强盗面对面的斗争！她阔步向前、愤然将桌子掀翻，举指痛斥日寇汉奸。恼羞成怒的本木暴跳如雷，他命人用刺刀惨无人道地剐去了晓梅的乳房，残酷地杀害了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好女儿。（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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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晓梅，女，1914年农历4月出生于浙江富阳县龙门村。1938年10月参加新四军，194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镇丹县委妇女部长、武进县委妇女部长。1941年10月调中共长江工作委员会担任长江工委与路北特委之间的政治交通工作，第二年调任镇丹中心县委民运工作队队长，后又回长江工委在句容宝华区一带搞秘密交通工作。1941年5月被驻龙潭日本宪兵队残酷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