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郁达夫来到广东大学（同年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成为文学院的一名教授。讲台下的一众学生中，穿着西装的洪灵菲格外醒目。
洪灵菲时常带着作品，拜访郁先生。有时，他的身边还跟着尚是女友的秦静。
郁先生将其视为自己的得意高足，他鼓励两人参加革命的同时不能忘了文学。
而后来的洪灵菲，也真的在革命之余，凭借《流亡》三部曲成为文坛上的一颗明星。
通缉令让他迈出前进的步伐
1927年初夏，苍茫暮色中，一艘轮船缓缓停靠在汕头码头。
洪灵菲站在妻子秦静的身旁，心事重重。
洪灵菲
不久前，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举起了屠刀。洪灵菲与秦静同为共产党员，在敌人疯狂的追捕下前往香港避难，却遭到驱逐被迫返回。
下船时，洪灵菲脱去原来的西装，换上打了补丁的长衫。秦静拎着行李，走在后方。为了安全，两人决定各自回到老家避险。
动荡时代的乡村，也不再是避世的桃花源，下乡清缴的军队搅得四处鸡犬不宁。
这天，洪灵菲正想着躲避终归不是长久之计，外出回来的父亲板着脸将一张报纸拍在桌上。报纸上赫然印着洪灵菲的照片与名字，国民党对其发布了通缉令。
在母亲的啜泣声中，洪灵菲的心却越发坚定起来：革命者的选择就是前进，前进！
一夜未眠，决心已定，洪灵菲踏上了风雨漂泊之路。直到八一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枕戈待旦的战士重新听到了集合的号角。
《流亡》三部曲奠定文坛地位
十里洋场，灯红酒绿。洪灵菲走在上海的街头，想着几日前送到出版社的书稿未有消息，不禁有些焦急。
来到上海后，洪灵菲与几位革命青年一起挤在法租界一间十多平米的斗室里。室内光线昏暗，白昼犹昏，洪灵菲的一腔热血涌于笔端。
他以自己过去几个月的亲身经历为基础，开始了自传体小说《流亡》的写作。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这部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就完成了。洪灵菲从“四·一五”广州大屠杀写起，揭示进步青年由苦闷彷徨到振作反抗的心路历程。
小说得到了郁达夫的热情推介，在现代书局顺利出版。很快，《前线》《转变》在几个月里相继问世。
洪灵菲创作的文学作品
《流亡》三部曲都以中国革命的重大事件为背景。正如洪灵菲常说的那样：“革命尽管处在低潮，但我们手中有一支笔，能使革命在另一个方面蓬勃活跃起来。”
1928年1月，秦静辗转来到上海，两人住在五六平米的亭子间里。在秦静的记忆中，一张行军床、一个旧箱子是两人全部的家具，丈夫将箱盖放在行军床上当桌子，箱子反放在地上当椅子，就这样写下了一页又一页纸。
以笔为枪，建立斗争新阵地
在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后，洪灵菲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这一时期，他与杜国庠、戴平万等人成立了文学社团“我们社”，主编《我们》月刊。
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冒着被追捕、被杀害的种种危险，聚集在黄浦江畔，以笔为武器，建立阶级斗争文学的新阵地。
《我们》月刊创刊号
与洪灵菲相熟的作家孟超，一直记得在一个寒风料峭的夜晚，两人围坐在没有热气的火钵旁，畅谈文学与革命。洪灵菲的身影瘦削清癯，眼睛里充满希望的火苗，让孟超多年后回忆起来仍充满激情。
从1927年冬到1929年底，洪灵菲共写了上百万字的作品，诸多短篇小说、诗歌、文艺论文散见于《我们》月刊等刊物。
参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成立后，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洪灵菲仍笔耕不辍。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劳苦大众代替知识分子，成为他作品的主角。
双双被捕，关押南京
频繁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久后上海《申报》登出对洪灵菲的通缉令。
1933年，洪灵菲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踏上去往北平的火车，走进一个新的战场。一家人的住所安在一个四合院内，洪灵菲对邻居称自己是来读书的大学生，文质彬彬的样子倒也未曾引起别人的怀疑。
洪灵菲与妻子孟静及儿子的合影
意外总是来得突然。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阮锦云被捕叛变，导致前去接头的洪灵菲落入敌手。
没能看到丈夫按时归来的秦静，根据指示烧毁家中所有文件。按照惯例，秦静应及时转移，但没有打听到丈夫下落，她终究放心不下，迟迟不肯离开。
三天过去了，这时候的秦静已经能感受到危险在逼近，她拉着孩子直奔车站，下午恰好就有火车开往上海。但终究是迟了一步，秦静被特务拦了下来。
在国民党宪兵队里，她看到了满身伤痕的丈夫，尚不懂事的小女儿在怀中挣扎着要父亲抱。
这次会面，成为他们的诀别。
两周后，秦静被押往南京，关在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在狱中，她听闻洪灵菲在北平牺牲的消息，悲痛地写下短诗，直言“应该更加坚决地踏着他的血迹前进”。
事实上，此时洪灵菲尚未牺牲，他和秦静一样到了南京，被关在另一个监狱，直到第二年夏天被秘密枪杀于雨花台。
人们无从得知他的就义情形，也不知道他的尸骨埋在何处，但雨花台的青松翠柏，见证了一位革命作家的满腔热血。
秦静幸运地熬过了漫漫长夜，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80年，她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忆洪灵菲同志》，深情回忆了两人并肩革命的光辉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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