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十天 大批“政治犯”因何获释

1949年4月13日，离南京解放只有10天，南京爱国民主学生运动的领导骨干朱成学、华彬清、李飞，在首都监狱里度过282个日日夜夜，经历了秘密逮捕、严刑审讯、法庭辩论、牢狱斗争，终于被释放了。

同时，在首都监狱里的所有共产党员也全都获释。

在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毛人凤之流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正要举起屠刀的时候，南京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沙轶因

这里不得不说到这个人——沙轶因。

女学生中的“地下党”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

当年只有15岁的沙轶因，在南京汇文女中读书。她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一直想为抗日出力。

当时，南京大中学生举行全市学生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当学生游行队伍接近汇文女中时，沙轶因联系了一些同学，冲出校门，加入到游行队伍。

红色的种子在沙轶因的心中深深埋下。

1937年，日军向华北大举进攻时，沙轶因和各校学生一起组织成立了南京学生界抗敌后援会。他们组成宣传队，到新街口、大行宫一带分发宣传抗日的漫画。

沙轶因还组织女同学学习救护知识，请医务人员来教大家关于伤员止血、包扎、骨折固定等救护常识，以准备在必要时动员女同学上前线救护抗日战士。

1937年9月，沙轶因宣誓入党。

逮捕风潮

1948年7月10日，朱成学、华彬清、李飞等南京中央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撤往皖西解放区时，遭国民党特务抓捕。

此后，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陆续遭到逮捕。为了营救狱中的同志，中共南京市委迅速开展多方工作。

地下党市委的学委负责人之一沙轶因找到了机会，沙轶因住在她姐姐沙溯因和姐夫杨兆龙的家里。

杨兆龙原是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的一名司长，1948年底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同时又是中央大学法律系的教授，既是官员，又是学者。沙溯因当时是南京中华女中教师，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思想开明。

“估计我去作杨兆龙的工作，还可以得到我姐姐的帮助。”沙轶因心里这样想。

“走这条路是你们全家唯一的光明大道”

在沙轶因汇报杨兆龙的情况后，中共南京市委指示：可以先与姐姐商量，取得她的合作，然后以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身份与杨兆龙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劝说杨为今后出路着想，为释放政治犯出力。

一天，沙轶因找了机会，与姐姐开门见山：“我的朋友托我办这件事，如果姐夫同意了，我就告诉我的朋友，然后大家再商量具体的做法。”

姐姐当即表示了赞成。

杨兆龙开始感到风险太大，对共产党的政策也有疑虑，因而犹豫不定。

沙轶因一再指出：“走这条路是你们全家唯一的光明大道。”

经过沙轶因与他多次谈心，晓以大局，阐明共产党的政策， 1949年2月杨兆龙终于为之所动。但杨兆龙觉得沙轶因和他不过是个亲戚关系，这件大事要有共产党负责人的认可。

沙轶因向地下党市委报告后，市委书记陈修良派负责策反工作的白沙与杨兆龙见面。

一天下午，白沙到杨兆龙家里面谈，希望杨兆龙留下为新中国服务，并保证其身家性命之安全，杨兆龙终于答应尽量出力。

一次全国性的大释放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任命李宗仁为代理总统。

1949年3月，南京政府行政院改组，由何应钦取代孙科任行政院院长，辛亥革命老人张知本任司法行政部部长。

杨兆龙与张知本相交甚笃，杨兆龙遂坦诚相告，为释放政治犯做些好事：“那些热血青年，为爱国而坐牢，实不应该。”

杨兆龙建议张知本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释放政治犯的提案。张知本同意，并在行政院会上提出这一提案，虽遭朱家骅、吴铁城等人反对，但由于张知本坚决主张，决议以微弱多数通过，并命令司法行政部执行。

张知本拿到决议指令后，立即训令最高检察署拟具详细办法，通令全国各级司法机关一律释放政治犯。按照宪法，此通令须有总统签字，当时李宗仁因事去广西，杨兆龙不敢耽搁，飞往广西面见代总统李宗仁，李遂在通令上签了字。

朱成学、华彬清、李飞这三位中大学子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并关押了九个月之久，终于在南京解放前十天重获自由。

杨兆龙在自述中说道：“原来中共南京地下党指名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只限于中央大学学生李飞等三人。在当时的制度下，不便这样做，同时考虑到其他非中共党员的政治犯也应当释放，于是就设法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大释放。在南京撤销了对‘五·二○’学运中被捕学生的公诉，释放政治犯100 余人。根据江苏、浙江、安徽等十几个省的司法长官报告的数字，估计全国释放一万余人。”

2015年沙轶因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沙轶因的努力就如同蝴蝶扇动翅膀，促成了大批中共“政治犯”获释。她曾回忆道：“后来我才知道，还有地下党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彭原等数十人被释放出狱……”

解放初期，原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修良亲到杨家造访杨兆龙，对其释放政治犯的义举当面致谢，连称“救命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