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报纸的重生：从姓“中央”到姓“解放”

1949年4月24日，南京解放第二天，《中央日报》第一版即发表了专稿《我们的声明与希望》。

这个曾是国民党重要喉舌的新闻单位，在声明中揭露了国民党高层的贪残，并表示：“我们的报纸，从今天起，完全是为南京市服务的报纸。”

这是南京《中央日报》最后一期。

南京《中央日报》最后一期

两天后，它以《解放新闻》的全新面貌出版。此后，《新华日报》也在此基础上创办。

从姓“中央”到姓“解放”，中央日报的蜕变，正是在南京地下党领导下发生的。

暗中潜伏

1947年二三月间，南京中央日报社来了一名叫李廉的大学生。

潜伏于中央日报社的共产党员——李廉

他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中央日报社社长马星野，是李廉的系主任。有了这层关系，李廉在中央日报社上下人缘都很好。

同事们不知道，这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年轻人，早在七年前就加入了共产党。这次，李廉奉命打入中央日报社，就是为了以国民党报社工作人员的身份，了解国民党军政情况。

到了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李廉的任务也有了重大转变。

当时，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中央日报社“闻风而动”，紧急向台湾搬家。而一批员工无处可去，留在报社继续出版“《中央日报》南京版”。

李廉根据党组织指示，拒绝赴台，继续留在南京。除了通过采访了解国民党军政动态，还要发动工人，保护器材，并组织进步的新闻工作人员，准备出版南京解放后由我党领导的人民的报纸。

原本，中央日报政治控制异常严格，内部的进步力量相当薄弱。此时，报纸要照常出版，而留在南京的采编人员却接近空虚。李廉利用自己采访部主任的身份，趁机引入多名进步学生，还将组织派来的共产党员魏文华安排在编辑部。

就这样，二三月间，李廉在中央日报建起员工维持会，意为“维持到解放军进城”。通过组织，将《中央日报》置于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掌握之中。

护社护厂

此前，中央日报高层逃离时，带走了几乎所有的资材，留下的印刷机器十分陈旧，职工工资完全靠微薄的广告收入维持。

面对地下党的护社护厂宣传，大多数职工很快接受，但仍有少数人心存疑虑。李廉等人寻机在职工当中交朋友、讲政策，消除人们的疑虑，发动大家积极护社护厂。

魏文华也利用值夜班看清样的机会，以传小道消息的口吻转述解放区尊重保护技工和小职员的“见闻”。

在李廉等人的努力下，地下党逐步稳定住人心，控制了报社的局势。

尽管如此，李廉等人仍面临着不少难题：一方面，中央日报总社时不时会从台北来人来电下达“指示”；另一方面，南京当地军警宪特也会来此搅扰。

3月初，在李廉的召集下，职工们开会商讨“护厂保家，迎接解放”事宜，职工们纷纷献计献策。大家研究决定了护厂措施，规定所有职工一律住到报社、外出不准过夜、报社器材一律不准拿出工厂等。

有一天，逃到台湾的《中央日报》总编辑李荆荪忽然窜回南京。他先是请大家吃台湾西瓜，又假借安排工作的名义，拉拢职工，想要拆走机器、开走汽车、运走纸张。

可是，没有职工肯跟他走，工人们还指着他的鼻子激愤地说：“只要我们在，任何东西也不准动！”李荆荪的图谋未能得逞，只身狼狈地逃跑了。

在组织护社护厂的同时，李廉还尽可能地利用《中央日报》这个舆论工具，见缝插针地为共产党“说好话”，发布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新闻和言论。

刊有《人民日报》报头和5元人民币的《中央日报》

迎接解放

1949年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兵临南京城下，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

关键时刻，李廉、魏文华等人尽管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但仍格外小心谨慎，不敢有丝毫麻痹大意。他们听从党组织指示，“稳定大局，安定人心”，在解放军进城以前，仍用《中央日报》的名号出报，宣传我党的主张，号召群众护厂护校，维系社会秩序。

4月23日深夜，新街口中央日报社灯火通明，夜班编辑们正审阅着中央日报社员工敬告读者的《我们的声明与希望》。这是由魏文华执笔，按照地下市委指示精神赶写出来的。

声明说，中央日报将成为读者的报纸，为读者所办，为读者所有。文中还向南京市民提出维持社会秩序、爱护公物、号召流亡者回家的三点意见。

可以说，《我们的声明与希望》既是一份旧报社员工的起义书，也是一份欢迎解放的安民告示。

职工们不知道，就在印刷车间轮机飞速转动的时候，解放军已胜利渡江。至此，中央日报顺利完成护社护厂任务，没有丢损一架机器、一个铅字。

1949年4月24日，也成了南京《中央日报》最后终刊的一天。

1949年4月29日出版的《解放新闻》

当年新华日报刚刚接管时候的中央日报大楼，楼前停放的是报社唯一的一辆美式吉普车

时代翻开了新的版面。4月26日，南京解放后第一张人民的报纸《解放新闻》出版；4月30日，《新华日报》在新街口原中央日报社大楼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