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里龙夫同志” 中日红色战友往事

江苏国家安全教育馆，坐落于南京雨花台，馆内陈列着一封略微泛黄的珍贵信件。

信件写于1982年，虽是日文，但仍可从中看见“老先辈”、“同志”、“战友”等汉字。

 西里龙夫应邀访华返回后写的亲笔信

收信人叫方知达，新中国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写信人则是一位日本人，名叫西里龙夫。

信简单几页，里面透出的信息却意味深长。

西里龙夫曾是一名“红色情报员”，和方知达并肩战斗。血与火的岁月里，两人结下了袍泽之谊。

抗战期间，重重谍影中，西里龙夫等一群来自日本的反法西斯战士，立下了不朽的丰功。

 

西里龙夫

 日籍记者加入中共“战壕”

 1926年，西里龙夫中学毕业后来到上海，进入日本人办的“东亚同文书院”读书。

 在这座实质上是为日本侵略者培养“中国通”的学校里，他受学校老师、中共党员王学文启迪，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勇敢地选择站在了中国人民的一边。

 1933年春，西里龙夫到上海就任日本新闻联合通讯社驻沪记者。第二年，他找到王学文，并加入了中共，开始对日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工作。

 他利用日本记者的身份出入各国使馆、日本驻华部队及武官府等处，搜集了大量政治、军事情报和内幕消息。

 之后，陆续来沪的“日籍同志”都是经过他的介绍，参加并从事中共情报工作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西里龙夫长期在南京、上海等地担任日军“中国派遣军”随军记者，并利用这一身份，向中共通报日军的动向。

 日军每次出击的作战信息，例如攻击目标、部队配备、师团编号等，他多数都能够获取并提供给中共党组织。

 准确预报日军偷袭珍珠港

 

中共南京情报组成员汪锦元（左一）、陈一峰（左三）与南京情报组负责人李德生（左二）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中共上海情报站派李德生、张鸣先、汪锦元、张明达、吕一峰、阮毓琪来宁，与西里龙夫、陈一峰联系，组成了南京情报组。

 李德生等人在南京小火瓦巷租了一所房屋，以挂牌行医作为开展情报工作的掩护。西里龙夫则以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的身份，在南京日、伪上层活动。

 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南京情报组曾准确侦察到这一情报。

 1941年11月，西里龙夫、汪锦元和在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上海事务所”工作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侦察到日军最新动向，发现日本在伪“满洲国”、华北的军队辎重正往南方调动，驻旅顺等港口的日本军舰大批驶回日本。

 他们分析，日本海军可能在近期内袭击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南京情报组将这一重要情报送往上海，很快传到延安，最终这份情报被转交给国民党军统，并通报美国。

 遗憾的是，这份情报并未引起美方的重视。

 1941年12月7日晨，日军突袭了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

垂暮之年访华重逢战友

 1941年10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时期，日本东京披露出震惊世界的“共产国际谍报集团案”，并由此牵连出所谓“中共谍报案”。

 随后，一封内容为“向西去”的示警电报从东京发出，收信人、日籍共产党员中西功却已无暇顾及。

 他与西里龙夫等日籍党员均是案件的主要成员，只是为了获取日军关键性的战略情报，他们必须继续坚守。

 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在杭州被东京派来的特高课探员逮捕，同一时期，西里龙夫也在南京遭捕。

 在监狱中，西里龙夫和中西功两人被判处死刑，但日本特务机关为逼迫两人“交代”与中共有关的情况，一直未对两人行刑。

 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两人终于得以获释。

 战后，西里龙夫与中西功均回归日本共产党组织，并长期参与战后日共的和平斗争与建设。

 1982 年，已至垂暮之年的西里龙夫，还曾以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身份来华访问，与自己的中国老师、战友重逢。

 1987年8月，西里龙夫在日本熊本市逝世，身后留下了《革命的上海——一名日本中共党员的记录》等与中国革命相关的回忆录，用他一生的经历和热忱，证明了自己无愧于年轻时树立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无愧于中共党员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