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4日，一位老人走了。
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朴初泼墨写下挽联：“相知始自救亡时辛苦难民营曾助我百千万事，老去不忘尝胆语澄清天下志乍回头五十三年。”
赵朴初写的挽联
遗体告别仪式当天，大雨滂沱，从南京中华门到石子岗殡仪馆，六里多的路途上，千百人趟水而行，只为能再看他一眼。
老人名叫朱启銮，是一位一身传奇的革命家。
仅有两人的南京地下党组织
朱启銮，祖籍安徽歙县，小时候在南京生活过。解放前他曾化名张松年、张又新、朱金波等，党内熟悉他的同志喜欢叫他“大朱”。
学生时代，朱启銮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组织者之一。
抗战时期，他协助赵朴初开设、管理几十所难民营，期间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灾区难民委员会(简称“慈联会”)常委、收容股主任。
1938年夏秋之间，朱启銮等人以慈联会的名义“移民垦荒”。他们设法租船运送成百上千的难民到温州，然后转送到皖南，加入新四军。
朱启銮
1940 年 9 月，江苏省委派朱启銮前往南京开辟地下工作。这时的南京作为汪伪政府统治中心，环境险恶。
“我是以参加侄女结婚典礼的名义，携带轻便行李，扮作衣冠楚楚的商人模样，持着上海日寇发的‘良民证’进入南京的。”朱启銮回忆说。
到了南京后，刚一安顿，朱启銮就径往洪武路，这里住着另一名地下党员马卓然。按照规定的暗号、暗语，两人顺利接上了关系。
回忆当初，朱启銮仍满怀欣喜，“南京地下党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恢复活动的最早的一个‘细胞’诞生了。说起来这个细胞确实很微弱，只有我们两个人而已。然而，我们坚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正是一切新生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
从“倒爷”到教师
朱启銮刚到南京时，住在门西陈家牌坊12 号，这是杨坤一姨父母家。
杨坤一回忆说，朱启銮很尊敬自己的家人，谦逊和蔼，“我的姨母对我说，这人真好，叫人喜爱。”
后来，杨坤一成为朱启銮的妻子，两人一道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当时，党员一般都没有津贴，党内有一条原则，就是每个党员都要有一个与自己身份、年龄相称的合法职业，以掩护自己的政治身份并维持生活。
为了在南京立足，1940年冬天，朱启銮与马卓然开始跑单帮，做了“倒爷”，把南京牛肉贩运到上海。
可由于他们不是真正的商人，不熟悉怎样应付伪警勒索，结果被敲诈得几乎蚀光老本。
勉强回到南京后，不得不另觅出路。
朱启銮1947年的户籍卡
1940年底，马卓然终于打入伪华中运输公司下关车站营业所。朱启銮也通过马卓然亲戚的介绍，到私立培育中学教外语，化名朱金波。
有了教师职业作掩护，朱启銮积极开展南京党组织的各项工作。为了方便，朱启銮搬到离培育中学更近的南台巷3号居住。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南台巷3号成为中共南京地下党的机关所在，南京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经常在此开碰头会，朱启銮的夫人杨坤一就负责望风。
乔装渡江，送出绝密情报
抗战胜利后，朱启銮仍留在南京工作。
1946年4月 ，中共华中分局决定建立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副书记刘峰，委员王明远、朱启銮、方休。
月底，陈修良到南京，开始就住在南台巷3号。陈修良来时，朱启銮让夫人杨坤一在窗台上挂了一串辣椒，这是接头的暗号。
1949年，时局逐渐明朗， 朱启銮等中共地下党员为解放南京积极地作着准备。
朱启銮
回想起当初，曾是南京地下市委委员之一的王明远记忆深刻。
1949年除夕之夜，王明远备了冠生园的青梅酒和南京特产咸水鸭，邀请朱启銮到他住处，在一张窄窄的二屉桌边，二人对酌，促膝欢叙，畅谈了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直到天将黎明。
渡江战役前夕，一位做西药生意的老板带着伙计，在一名国民党军官的陪同下，来到镇江渡口检查岗。
老板衣冠楚楚，显得特别精神。检查时，伙计主动打开手提箱，里面是各种药水、药丸。
就在检查快结束时，一张地图从纸盒中脱落了。
眼疾手快的老板赶忙上前递烟，第一时间分散了士兵的注意力。
检查完后，站岗的军官主动向护送军官开腔：“以后送什么人来找我!”
护送的军官忙笑着说：“多关照!”
老板和伙计顺利上了轮船。
江淮丘陵，春寒料峭。下了船的两人，披星戴月，通过层层关卡，浑身冒着热气地来到了位于合肥东乡瑶岗的渡江战役总前委。
原来老板就是朱启銮，伙计是白沙，他们受中共上海局指派，冒险把从蒋军中搞到《京沪杭沿线军事部署图》《长江北岸桥头堡封港情况》及《江宁要塞弹药储运及数量表》等重要绝密资料送来了。
朱启銮、白沙随即被编入金陵支队，南京解放时随部队一同进入南京。
1960年12月，朱启銮（左）陪同周恩来（中）、陈毅（右）视察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朱启銮（左四）与南京市宣传部同事合影
建国后，朱启銮任南京市军管会副秘书长，创办了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后任南京市委宣传部长、南京市教育局长、南京航空学院院长、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继续为党为人民尽心尽责。
声润文都 共读南京——《南京解放史》有声诵读开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