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12日清晨，黑云密布，寒风刺骨，南京瞻园路，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内，戒备森严。天刚蒙蒙亮，几辆卡车从看守所里开出，呼啸着驶向城外的雨花台。
对国民党在此屠杀革命者，周围赶早市的老百姓早已司空见惯。
可是今天不同，从卡车下来的21个“犯人”，个个身穿呢子军装，步履铿锵坚毅。尽管领章、帽徽已经被摘除，但仍然可以看出是国民党宪兵装束。
数十声枪响后，他们倒在血泊之中。
国民党“御林军”中的中共党支部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青年共产党员蓝文胜从黄埔军校第五期武汉分校毕业，参加了驻鄂黄埔学生讨蒋的活动。
蓝文胜
“宁汉合流”时，为躲避汪精卫的搜捕，蓝文胜来到南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同乡的介绍下，他进入宪兵教练所，并当上了教官和区队长。
宪兵队不是一般队伍，是国民党的“御林军”。但蓝文胜并没有与那些宪兵军官们同流合污，相反，他洁身自好，积极寻找党组织。
1928年下半年，在一个游乐场，蓝文胜遇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李昌祉。他们互诉别情，畅谈对时局的看法。
李昌祉
李昌祉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少校科员，在得知蓝文胜正为与党失去联系而痛苦时，他劝慰道：“首要的问题，要在南京站住脚，只要有耐心，早晚一定会找到家人的。”
此后，两人交往更密。
1929年底，蓝文胜的家乡蓝家湾成立了鄂东游击队，但武器缺乏。蓝文胜便和李昌祉商量，一同买通国民党军政部官员，帮忙购买了30多支步枪、十箱子弹。
蓝文胜还特地请了事假，护送武器回乡，并以宪兵军官的身份，保释了被关押的鄂东游击队员。
蓝文胜的所作所为，李昌祉一直看在眼里。其实，李昌祉也是共产党员，与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军委有联系，当他确定蓝文胜是一个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热血青年后，将情况汇报给了上级。
1931年初，经江苏省委军委同意，蓝文胜恢复了党籍。
根据江苏省委军委的指示，李昌祉、蓝文胜等人在宪兵队建立起党的特别支部，特支书记由宪兵教练所的学员毛剑霞担任，蓝文胜任组织委员，李昌祉则代表省委军委直接领导这个特别支部。
为工作方便，支部决定由蓝文胜在夫子庙大庆楼旅社，长期包了一个房间，作为联络点，并将他的堂弟蓝世才安排在旅社当茶房。
毛剑霞也在距夫子庙不远的四象桥秣陵饭店，长期包了一个房间。他们除在旅馆里以打牌、唱戏、拉胡琴作掩护进行开会等活动外，还让小学生担任交通员，为他们传递消息。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多以化名进行往来和通讯。
蓝文胜化名“蓝芳小姐”，李昌祉化名“李艳华女士”，毛剑霞则因名字女性化，不必化名。
一场事先被“出卖”的大暴动
通过蓝文胜、毛剑霞、李昌祉等人的默契配合，南京宪兵系统的特别支部发展了20多名共产党员，并团结了一些外围群众，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战斗堡垒。
但毛剑霞由于年轻气盛，斗争经验不足，凭着满腔的抗日热情，带领教练所的几个党员参加学生游行请愿，并在一些公众场合进行抗日演讲。
很快，毛剑霞的举动引起了宪兵司令谷正伦的注意。在毛剑霞毕业后，谷正伦将他调离南京，分配到来往武汉、上海的客运轮上当押解宪兵。
自此以后，宪兵系统的特支工作便由李昌祉和蓝文胜两人负责。
1931年10月24日，南京浦口发生了一起兵变。国民党陆军第四师驻浦口的工兵第三连全连官兵起义，部队在“黄坝子暴动”中被反动民团包围，除连长因病未参加战斗而身免外，其余人员全部牺牲。
兵变之后，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王善堂和军委负责人路大奎等竟向省委虚报成绩：“南京有两个连（后又说一个营）兵变成功，已奔向游击区，连国民党派出追击的部队也未回来，都随同一道参加了兵变”。
省委领导听到浦口兵变“成功”的消息后，高兴地认为“大规模举行兵变的条件已经成熟，兵变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紧急任务”。
宪兵系统特支交由南京市委军委直接领导，李昌祉代表特支与中共南京市委军委书记路大奎见了面，并接上关系。
然而，正当南京大暴动计划紧锣密鼓地筹备之时，王善堂和路大奎等人却先后被捕叛变。
他们不仅向敌人供出了市委的行动计划，还将全市党员的名单与密写方案全盘托出。
“蓝芳小姐”被捕
路大奎叛变后，供出了蓝文胜在大庆楼旅社的联络点。敌人顺藤摸瓜，在苏州宪兵第三团截获了省委军委写给“蓝芳小姐”的信，了解到“蓝芳”即蓝文胜。
谷正伦气得暴跳如雷，呵斥下属：“共产党员胆子太大了，你们也太没有用了！他们把工作做到我家里来了，20多个党员你们竟不知道？还不快把他们抓起来，一个不留，统统枪毙！”
谷正伦
1932年8月，李昌祉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酷刑，宁死不屈，于11月在雨花台牺牲。
蓝文胜和毛剑霞等人也先后被捕。宪兵司令部军法处法官李植，假装惋惜地问他路大奎叛变后为什么不逃跑，蓝文胜仰面大笑，说道：“共产党员人怎么能怕死呢？这就叫斩不尽，杀不绝，前赴后继！”
1933年2月12日，蓝文胜、毛剑霞、吕中行、周达夫、蓝世觉等潜伏在国民党宪兵系统的共产党员在雨花台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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