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学者楚图南为老党员曹瑛的诗集作序,写道:“孰云叔世无忠荩?且读金声劫后诗!”
叔世,乱世也;忠荩,意忠诚。短短四字概括了曹瑛的一生。
大革命失败后,曹瑛因革命两次被捕。他在南京的多数日子,都是在监狱中度过的。
但不管身处何处,斗争都未曾停息。出狱后,曹瑛在一张纪念相片上写下一行字:“百战归来认此身。”
1937年9月26日,曹瑛(前排中)出狱后与难友合影
“南漂”
一年搬家四次
1930年8月的一天,南京火车站汽笛声声,人群熙攘。
一列上海方向开来的火车缓缓停下,一对年轻夫妇夹在人流中,慢慢走出站台,径直前往中华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
两人一路低头细语,就像到南京蜜月旅行一样,甜蜜恩爱。
毫不起眼的两人,身负革命重任。
此行,丈夫曹瑛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到南京担任市委副书记。旅馆便是事先约好的接头点。
曹瑛是湖南平江人,中学时期便加入共产党。此时的他不过22岁,却已算得上是个“老革命”,在白色恐怖下,与敌人有过几次或明或暗的交锋。
在回忆录里,曹瑛曾提及:“搞地下工作,住所是经常东搬西迁的。”
曹瑛
在南京的日子,这个“经常”的频率,是不到一年4次。从起初居住的小旅馆,到成贤街一家杂货铺的后屋,到珠江路北门桥的木器店,再到山西路三步两桥附近的破旧小房子。
一旦发现有人盯梢,就立刻转移。
当时,由于活动经费紧张,曹瑛夫妇每个月只有几块钱津贴,有时要靠典当物品才能维持生活。
冬天当夏天的衣服,夏天再当冬天的衣服,最后连苏订娥结婚时穿的衣服也送进了当铺。
尽管家中常有当票,平日里只能买些大饼、油条充饥,但这对伉俪始终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
中秋佳节,两人把大饼当月饼,以水当酒,碰杯对饮,畅谈未来。
别离
献身革命的伉俪
曹瑛初到南京之时,南京地下党组织受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影响,暴动未果,反而使革命力量暴露殆尽,损失惨重。
危急时刻,曹瑛的夫人苏订娥承担起了市委内部交通工作,她心思缜密,刻得一手漂亮的钢板字,负责转抄和传送机密文件与上级指示。每每曹瑛与时任市委书记的曾钟圣联系,皆由她往返传递。
曹瑛夫妇住在成贤街时,离曾钟圣的住所很近,不过几分钟路程。于是,常有一穿着普通的年轻女子,白天从一家杂货铺的后屋出门,夜晚才归。
这是苏订娥为了躲开敌特的跟踪,每次联络后,总要在外面兜上好几圈才进门。
不幸的是,在长期的艰苦生活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中,曹瑛夫妇先后患上了伤寒,由于无钱救治,苏订娥很快离开了人世,曹瑛连续数日高烧不退,几次昏死过去,幸由党组织想方设法送往鼓楼医院,才保住性命。
出院后,曹瑛将伤痛压在心底,很快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
曹瑛题词:“革命模范坚持到底。”
1931年2月的一天,他来到离山西路不远的将军庙1号,这是南京互济会负责人秦世昌的家。互济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秦世昌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蒙藏委员会的一名高级职员。
刚一进门,曹瑛就感到出事了,只见一个鬼头鬼脑的人正坐在桌子前检查一堆信件。心中暗道一声“糟糕”,曹瑛便想找借口离开,但终究晚了一步。
后来他才知道,秦世昌的儿子在外身陷贪污案,自己前去秦家被无辜牵连在内。
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被关押近一年后,经秦世昌作保,曹瑛于1931年底出狱了。
出狱后他前往上海找到党组织,不久接任上海沪中区委书记。
斗争
狱中巧设情报暗号
革命形势日益严峻,国民党企图通过威逼利诱的方法分化瓦解共产党组织,有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了。
由于叛徒出卖,曹瑛刚刚获得自由一年,便于1932年12月31日在上海被捕,随后押解到南京,再次关押在宪兵司令部的看守所内。
狱中,他和陈原道、周启敦等人关在一个牢房内,陈原道最后的遗言便是托他转达的:“你将来如能出去,就告诉我的一个好朋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范文澜先生,要他告诉我的爱人一声,只说我已牺牲了。”
敌人屡次劝降也无济于事,就将曹瑛移交给宪兵司令部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
判决书下来后,曹瑛被囚禁在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编号736号。当时关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多达一百多人,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向其他犯人宣传共产主义。
中央军人监狱旧址内景
为了互通消息,他们设计了各种暗号。有时是互敲墙壁,预先规定好敲几下表示什么意思,这被他们称为“打电报”;有时是利用两间牢房公用一个电灯形成的小洞,无声地传纸条;有时又通过送递饭的小窗口,打手势交流。
如此一来,每个党员都能联络得上,发起狱中斗争方便了许多。他们不仅为要求改善伙食进行绝食,更配合外界政治形势,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等要求。
1937年8月,随着国共合作抗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成立,大批被国民党关押的共产党员被营救出狱。
9月26日,曹瑛、陶铸、赵希愚等人出狱,一行六人在照相馆合影留念。
在此后的南征北战中,照片上的那句话始终刻在曹瑛的脑海里:“百战归来认此身。”(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