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特科”出马 “伍豪事件”水落石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

1951年3月，中统老牌特务黄凯在南京落网，却在审讯中一再隐瞒罪行。

最后是曾长期在中央特科工作、时任南京市公安局长陈养山亲自出马，审讯黄凯两三个小时，才得到了一个系统的罪行口供。

也是黄凯的供述，让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在上海的“伍豪事件”得以大白于天下。

多家报纸刊出冒名启事

1932年2月下旬，上海各报先后登载的一则启事，引起了轩然大波。

《申报》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启事以“伍豪”的名义发表，声称要“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一同“脱离共党”的共243人。

伍豪何人？中共党内及社会上层圈子内许多人都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之一。那么，周恩来为何会“发表”这样一则启事？

事实上，此时的周恩来早已不在上海。两个多月前，按照党组织的决定，周恩来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留守上海的临时中央一看到启事，便识破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更何况，启事还有明显的破绽——243人脱党，而具名只有“伍豪”一人。

临时中央为周恩来辟谣

为了反击国民党的造谣污蔑，临时中央紧急在《申报》登载了一则别出心裁的启事：“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登。申报馆广告处启。”

虽然笔法曲折，但在白色恐怖下，这是临时中央能做到的最及时有效的公开辟谣方法。

与此同时，临时中央立即散发传单辟谣，并在秘密出版的党报《实报》上代写声明。就连远在江西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也发布政府布告斥责国民党的污蔑行为。

不久，《申报》上又刊出《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巴和是当时上海著名的法国律师，周少山是周恩来有时用的一个名字。

《申报》刊登的巴和律师代表周恩来关于“伍豪事件”的声明

原来，临时中央担心之前的反击措施影响有限，不足以抵消国民党公开在报纸上造谣污蔑造成的恶劣影响。于是便请巴和出面，代表当事人澄清事实，公开辟谣。

启事直截了当回应所谓的“脱党启事”，“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至此，中共方面及时处置，戳穿谣言，挫败了国民党的阴谋。

南京公安逮捕老牌特务

而“伍豪事件”由何人策划、实施？19年后，随着中统特务黄凯在南京被捕，内情逐渐大白于天下。

那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在1950年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大批国民党特务纷纷落网。

曾任中统特务驻上海特派员的黄凯，也被南京公安逮捕。

1930年至1933年间，黄凯曾在汉口、上海、南京等地多次参与破坏中共党组织，逮捕、杀害多名党组织负责人，罪行累累。

而提审黄凯，对负责审讯的预审科来说，是个难题。

当时，预审科的同志都很年轻，科长秦杰也刚刚25岁，对30年代初期的对敌斗争知之甚少，档案又尚未整理集中。

面对拒不认罪的黄凯，预审科毫无头绪。为难之际，一通电话令秦杰喜出望外。

“你们那里关押了一个叫黄凯的犯人吗？我审一审黄凯，明天来。”

打电话的，是时任南京市公安局长陈养山，曾长期在中央特科情报科工作，参与了中共情报、保卫工作队伍的创建。

第二天，陈养山亲自审讯黄凯，一上来便针锋相对，一一提问。

抗日战争时期的陈养山

“伍豪事件”真相大白

见来的是个年纪大的公安，且对自己曾经的罪行了如指掌，黄凯态度明显转变，交代问题也变得老实了。

陈养山又突然发问：“‘伍豪启事’是怎么回事？”

黄凯已经听出来，眼前的人是自己当年的老对手，只得一一交代。两三个小时的审讯中，黄凯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包括参与炮制“伍豪事件”。

据黄凯供述，一次，中统特工头目之一张冲来上海，和他谈起中共中央刚经历顾顺章叛变，经济困难，可能有许多党员动摇。于是，张冲起草了冒名启事，黄凯派人送登上海各报，企图动摇中共组织。

启事先被送到申报，申报广告处律师说，243人脱党而具名的只有一人，有漏洞，决定“暂不刊出”，但《时报》《新闻报》仍先后刊出。

在国民党当局施压后，《申报》也被迫刊出。

只是，两人没想到，启事“遍登中外各大报一星期，丝毫未达预期的效果”，“好久无人向各机关秘密自首”。

相反，《申报》上却有一位大律师代伍豪发表声明。反动当局为此威吓主编史量才，史量才义正辞严地说：“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有了陈养山的这次审讯，黄凯的案子有了头绪，很快就结案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借用这一冒名伪造的启事，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而陈养山审讯黄凯取得的证词，恰恰有力地证明了周恩来的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