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6日,南京,夜幕降临。
梅园新村17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附近,气氛格外紧张。
由于国共谈判完全破裂,代表团被迫限期撤离。
几天来,整个街道被国民党武装特务封锁。特务成群结队,一双双狼犬般的眼睛,紧盯着办事处的大门。
夜渐深,一辆插有国民参政会特殊标记的吉普车驶进办事处院中,停留近三个小时后方离开。
第二天,代表团撤返延安,一则“告别启事”经由《南京人报》公之于众,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阴谋。
《南京人报》刊登的“中共代表团撤返延安”启事
启事是如何突破重重封锁送到媒体手中的?秘密就在那辆吉普车上。
梅益一则口信,记者巧妙入梅园
那时,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负责派人去梅园新村交涉接管房舍、设备事务。
因此,唯一能通行无阻进出办事处的,就是国民参政会的接管人员和车辆。
梅园新村17号外景(摄于2004年)
当那辆吉普车开进院中后,司机大声吆喝着:“参政会来搬东西的车子来咯,快些搬!”
守在门口的特务们放松了警惕,丝毫没有察觉到车后座钻出的两个人影——南京人报和南京晚报的记者王孚庆,以及上海联合晚报驻南京记者胡星野。
那是3月6日下午,王孚庆忽然收到一则口信,中共代表团发言人梅益希望他当晚去一趟梅园,有事相商。为此,他与胡星野商议良久,请供职于国民参政会的亲戚出面,借来了一辆吉普车。
当司机开车来梅园时,两人就躲在后座。停车时,司机故意让车后门紧挨着楼道的门口,两人迅速下车,在梅益的带领下悄然上楼。
走在楼道里,王孚庆只见楼下所有房间,甚至连狭窄的过道里,都被人和物件拥塞着。大批文件、资料、器材等正在装箱打包。碰到的熟人只是相视一笑,打个招呼,便继续忙碌。
走道各处还放有蜡烛,以防特务从外面切断电源。一片繁忙、紧张而又严肃的景象。
三小时,顺利带出“告别启事”
在二楼一个小房间内,梅益向两人介绍了情况,随后郑重地委托:“我们中共代表团告别声明启事,请务必明天一早见报,原稿还在修订,请再等等。拜托了!”
说罢,梅益将30万元法币的广告费,交到王孚庆手中。
梅益
王孚庆感慨万分。当时,南京为数不多的几家进步报纸都穷得要命,这笔广告费可谓是雪中送炭。更重要的是,以收广告费登广告的形式发表声明,国民党当局也找不到镇压的理由。
这是中共对党外人士的信任和关怀,细致地考虑到报社的安危。
王孚庆和胡星野静静等候着。
一个多小时后,约莫晚上11时,才拿到誊写好的稿子。
王孚庆赶紧将稿子塞进靴筒。此时,他一心只想奔回报馆,趁截稿之前把这则广告发排,方不负梅益的委托。
然而,就在准备上车时,梅益又将两人拉进一个靠楼道右侧的小房间,两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正神情紧张地站着。
来不及介绍,梅益只压低声音说,他们是中央大学的学生,闯到这里好几天了,要求去延安。
不过,国民党方面已经掌握代表团和新华日报社全部人员名单,两人既无法跟着走,也出不去。梅益希望能用这辆吉普车,掩护两名学生逃出去。
王孚庆和胡星野自然义不容辞。所幸,司机始终等在车里,也没有开车灯。当看到两个人变成了四个人,司机没多问,急忙把车上已经装好的一大堆书籍扒开,让四人蹲进书堆里,然后锁上后车门,驶出院子。
而等特务们发觉,跑上来叫喊停车时,司机立刻打开前车灯,疾驰而去,直奔国民参政会。
事后,王孚庆连连赞叹这个并不熟悉的司机,“比我们还胆大”“极为机智”。
携启事送别,“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今儿有共产党的重要新闻,请看《南京人报》!”
1947年3月7日凌晨,报童在南京街头叫卖。人们买来报纸一看,报头以下20行通栏用大号黑体字,登着一则几乎占据了头版四分之一篇幅的启事——《中共代表董必武及京沪两地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及新华日报全体人员启事》。
“政府当局既不惜最后决裂关死和谈之门,必武等惟有撤退一途……当此世界趋向和平,国人厌战已极之际,必武等虽与各方友好暂时暌隔,再见之期,当不在远。”
400余字的声明,打破了国民党当局为逃避罪责而进行的新闻封锁,让南京各界人士及时了解了代表团撤退的真相,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阴谋。
迎着晨光,王孚庆拿着一份《南京人报》,赶到光华门外大校场机场为代表团送行。
看到“告别启事”顺利刊登,董必武非常高兴,斩钉截铁地说:“国民党此种以千万人性命为赌注之极大冒险,因其违反全体爱好和平人民之愿望,终必失败无疑。”
登机前,梅益与王孚庆等人握别。待飞机冲向蓝天,王孚庆不禁落下眼泪。
梅益临行前的约定回响在耳畔:两年后再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