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封电令 南京“八办”紧急寻找项英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开始战略性转移。项英、陈毅等人奉命留在南方，开展游击战争，天当被、地当床、草为粮，艰苦卓绝。

在崇山峻岭和茂草密林间，部队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

时间一晃而过，转眼到了1937年9月，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意外收到了项英发来的电报：“久别以来，音信断绝。现为改编各边区部队抵达南昌，已与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

在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关键时期，项英的这封电报，改变了南方游击区的革命形势。

项英

“速电项英到南京”

卢沟桥的枪声打响后，国共两党合作出现新的形势。但项英身处闭塞的山区，无从直接得到党中央的指示。

在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时，项英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大体上说明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红军将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回去后，项英便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决定“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国民政府指挥之下”。

但他不知道的是，国民党一直企图以抗日之名收缴瓦解红军游击队。此前驻守闽粤边的何鸣，就因在谈判中丧失警惕，致使近千人的队伍被国民党缴械。

何鸣事件不能再度上演，南方各游击区作为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更不能轻易落入国民党之手。

所以，当毛泽东看到公开信时，又喜又急，喜的是久未联系的同志有了音讯，急的是生恐项英在谈判中上当吃亏。

1937年10月，李克农和叶剑英(左)、博古(中)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 。

就在这时，身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博古和叶剑英，收到了项英发来的电报。

情况紧急，博古当即将电报转至党中央。一日后，毛泽东等人回电：“速电项英到南京，告以政策。”

顾玉良奉命南下

项英在电报里曾提到，“如有电复和来人，可到(江西)省保安处找”。根据中央的指示，博古、叶剑英二人决定派人前去约项英来南京一谈。

由谁完成这项任务呢?两人的脑海中同时出现了一个身影——上个月刚从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保释”出来的顾玉良。

顾玉良

顾玉良曾在上海党中央机关担任过交通员，与项英相识，此时正等待分配工作。得知项英的消息后，他当即应了下来。

此次出行，顾玉良是以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合法身份，以公开名义去江西公干。

穿着八路军军服，拿着办事处的护照，顾玉良带上叶剑英给国民党江西省当局的函件和博古给项英的亲笔信，从南京启程。

乘轮船，转火车，坐汽车，顾玉良辗转数日，终于来到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办事处所在的大余县池江圩，找到了项英。

这天早上，项英从野外跑步锻炼回来，远远地就看到了身穿军装的顾玉良。尽管多年未见，两人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彼此。

“项英同志，党中央派我来接您啦!”顾玉良的一句话，就让项英激动得热泪盈眶。

安排顾玉良休息后，项英打开了博古的信和几份文件，细细研读下来，才知道自己险些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上了当。

项英立即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尽数传达至游击队，在安排好其余事项后，与顾玉良一同前往南京。

从傅厚岗出发

在傅厚岗66号一楼的会议室里，项英与博古、叶剑英聚在一起，互述红军离开苏区后的经历，分析起当前抗日战争的形势。

山中三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谈话中，项英了解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谈判情况，随后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

在南京的日子里，项英除了与二人交谈外，其余时间都趴在案头回忆游击战争的情况，着手写《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一文。这篇文章后刊登在当年出版的《解放》周刊，给战士们以极大的鼓舞。

周恩来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留影。

由于抗战形势紧急，不便久留，项英很快离开南京前往延安。在他离开的当天，博古和叶剑英给毛泽东发电报，表示项英等人由于情况不明在谈判中有些不妥之处，但总的方向是正确的。

重新回到党中央身边的项英，“好似重见天日”，带着铁的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