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中国成立不久,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董必武,需要参加的外事活动也多了起来。
董老一直习惯穿着战争年代的衣服,这可愁坏了工作人员。
这不,政务院总务部门的同志又来了,拿来几种料子想要给董老做几身新衣服。
“我有在南京办事处时穿的衣服,就不用做了。谢谢组织上的照顾,还是先给其他同志做吧。”
无论是在简陋的延安窑洞,还是繁华的上海、南京,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一直是董老的原则之一。
梅园新村
生活“斤斤计较”
1946年5月至1947年3月,周恩来、董必武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梅园新村,同国民党政府展开谈判。
深夜,梅园新村35号——中共代表团办事处的一幢小楼仍亮着灯,一位老者还在伏案工作。
他是董必武,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是常有的事。
打算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工作的董老,无意间看到了办公桌上的苏打饼干,皱了皱眉头,叫来了身边的同志。
“我们在这里,党给的待遇很高,生活条件也是不错的,以后不要再另花钱。要经常想想解放区的人民,他们多么艰苦呵!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这些。”
其实,同志们只是心疼董老。
长时间地工作,就是年轻人也是够受的,何况董老已年届花甲。吃晚饭时,董老总是留一小碗饭,再留半碗菜汤,工作至深夜,将留下的饭和菜汤热一热,当夜餐吃了。
同志们三番五次提出,想要买点奶粉给他早晚冲着喝,但都被拒绝了。
这一次,买苏打饼干是瞒着董老的。
董必武和周恩来在梅园新村的合影
在南京期间,中共代表团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享受供给制,办公用品、日常生活费用均实报实销。
越是这样,董老越是不让大家多花一分钱,特别是在自己身上。
生病了,董老被警卫员催着去医院,他总是毫不在意:“这点小毛病不算什么,在这里看一次病的费用可以供解放区一个人生活一年,自己弄一点中药吃就好了。”
于是,你常可以看到,警卫员拿着董老自己开的药方去中药店抓药,医院是从来没有去过的。
办事处公务繁忙,却只有一辆小汽车,用车很是紧张。每当这时,董老都会主动让车,哈哈一笑:“走走路也好嘛,可以活动活动身体。”
诸如此类的事情,数不胜数。
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在返回延安前夕,同仍将留在南京与国民党政府保持联络的董必武,在梅园新村30号会客室合影。
买书“大手大脚”
董老用钱很节约,买东西都要精打细算,唯独一样舍得花钱——买书。
在梅园的那段日子里,只要得空,董老就得去夫子庙转转。他可不是去观赏秦淮风光的,也不是去光顾茶楼饭馆的,只是兴致勃勃地去逛旧书摊。
稍加化装,董老就带着警卫员出门了。
在旧书摊或书馆,董老认真地翻看每一本书刊,一站就是很长时间。有的书已是陈旧不堪,甚至封面都是残缺的,警卫员大为不解:“给您买些饼干当夜餐,您都不同意,怎么舍得花钱买这种旧书呢?”
“别看它是旧书,里面可有宝呢!国家动乱之际,这破旧的书都不容易买到呵!”
若能买到心仪的书籍,董老能乐呵半天。
一天, 董老又去逛书摊了。
1947年1月,叶剑英同董必武在南京梅园新村
这次,他发现了一套《资治通鉴》,高兴得不得了,连说:“难得!难得!”
书摊老板看准了董老的心思,开口就要价五百万法币,还声明不还价。
警卫员傻了眼,拉着董老就要走。
但最终,在董老的“施压”下,警卫员嘟囔着付了钱。回去的路上,董老意犹未尽,直叹道:“这书难得呀,真是让我们碰上了。这年头,还有谁家新出版这些书呢?”
他说着转了话头,嘱咐警卫员:“你的文化学习要抓紧,等你读书多了,就会知道好书对我们有多么重要。”
爱书的董老在离开南京时,生活必需品只带走了换洗衣服,而工作用的文件和买到的书籍片纸没落。
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董老不论在哪儿,都给所有人做好了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