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期间，中美空军力量悬殊，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让志愿军承受了巨大压力，也让时任重工业部代部长的何长工心里无法平静。
在一次中央财政工作会议上，何长工坚定地表示:“偌大中国，没有航空怎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毛泽东表示赞同:“长工这一炮放得好，航空工业应该早点抓起来。 ”
1951年，中央批准国有航空工业争取在3到5年内，从修理起步，逐步过渡到仿制苏联教练机和歼击机。
20世纪50年代的洪都机械厂
很快，位于南京的空军22厂迁往南昌，并以原国民党“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为基础，建成了新的飞机制造厂，对内叫国营320厂，对外称洪都机械厂。
苏联派了专家前来支援建设，但原洪都机械厂厂长徐贻庭透露：“虽然说是帮助我们造飞机，但是苏联却连造飞机的办法都不告诉我们，幸好我们自己有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师，名字叫张阿舟。”
独挑大梁
张阿舟是原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第一届本科生，抗战时期便有着“航空报国”的信念。
1944年，张阿舟留学英国。当他的博士论文完成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张阿舟同许多海外留学生一样，内心极为振奋，亟盼及早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青年张阿舟
1950年1月，张阿舟经香港顺利回国，被分配至重工业部的航空工业筹备组，同组的还有吴大观、王士倬、云铎等专家。
很快，张阿舟来到了洪都机械厂，投入到试制“初教5”教练机的工作中。当时，空军急需大批教练机用于培养飞行员。
初教5以苏联雅克18教练机为原型，整个试制工作中，飞机的静力试验是最重要，也最困难的一步。
当时，国内还没有单位做过静力试验，在厂的苏联专家也没有从事过这项工作。据徐贻庭回忆，苏联给的飞机生产资料中，恰恰缺少了至关重要的静力试验设计依据资料，“没有成功的静力试验，飞机是飞不起来的。虽然说是帮助我们造飞机，但是苏联却连造飞机的办法都不告诉我们。”
在没有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张阿舟挑起了大梁，奉命主持静力试验和参加试飞工作。
相关资料记载：“飞机静力试验在当时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在国内是首次进行，又没有苏联专家的指导。工厂决定由从英国留学归国的主工程师张阿舟主持此项试验。”
张阿舟对全盘工作做了周密细致的部署，指挥制造了整套试验用的设备，并进行了多次模拟。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首次进行的全机静力试验获得了成功。
后来，工厂又陆续完成了中翼、副翼、机身等14个部件、57种设计情况的静力试验，各种部件强度均达到设计要求。
初教5离试制成功，只剩下试飞这一步。
试飞成功
1954年7月4日，江西洪都机械厂的飞机试飞场上，一架初级教练机经过短暂滑行后冲上了天空。
这看似简单的一飞，却作为中国航空制造业的开端事件被记入了历史。
初教5首飞成功！
初教5教练机
8月1日，即南昌起义27周年之际，毛泽东给320厂全体职工发来了嘉勉信:
第二机械工业部转国营三二〇厂全体职工同志们:
七月二十六日报告阅悉。祝贺你们试制第一架雅克十八型飞机成功的胜利。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 进一步地掌握技术和提高质量，保证完成正式生产的任务。
毛泽东的嘉勉信极大地鼓舞了320厂全体职工的生产热情，全厂很快就转入了成批生产的各种准备工作。
9月28日，新华社的报道以《光辉的开端》为标题，向全世界宣告: 中国人从此有了自己制造的飞机。
几个月后，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在评价初教5的试飞成功时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任教南航
初教5投入生产后不久，1955年，张阿舟调入南京航空学院(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先后担任航空工程、力学和相关学科的教学工作，开设多门课程。
在家人、学生和同事眼中，张阿舟是个低调、随和，甚至有点土气的老先生。“我爸爸走在马路上，没有人会把他的样子和科学家联系起来。人家看他，怎么也不像一位精通英语、德语和俄语三门外语的老教授。”儿子张荫民笑着说，“在南航的校园里，人家会以为他是食堂的厨师。面对别人的误会，他总是和颜悦色，从来不生气。”
上世纪60年代，张阿舟开始招收研究生，后成为我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先后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张阿舟（前排中）1964年与南航师生合影
虽然离开了生产飞机的一线，但张阿舟一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我国飞机生产的发展。
1986年7月30日，张阿舟等人曾联名向邓小平上书——《千方百计尽早提供和使用国产干线飞机》，建议国家汇聚力量发展自己的干线飞机。
1991年3月，张阿舟在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上，领衔参加110名代表联名提出关于制定我国航空工业振兴法的议案。
胡海岩是张阿舟的学生，中科院院士。硕士毕业时，他是专门冲着张阿舟报考的南航固体力学专业博士生。
张阿舟
“在我学习以及后来工作的10年间，张老师一直是我校唯一的全国人大代表。每年出席两会回来，他除了向师生们传达会议精神外，还会和我们谈起大会期间所了解的一些国家改革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希望我们能够思考相关的问题，将人生理想与国家发展紧密结合。”他回忆，“在我的印象中，张老师非常关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在老一辈学者中堪称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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