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国利民 “呼风唤雨”的南大教授

上世纪60年代的南大校园里，有一支特殊的球队，前锋、后卫、门将……阵容完备，兵强马壮。

球队教练不是体育能手，而是气象系主任徐尔灏，队员则是他手下的一批中青年教师。

时值男乒运动员容国团夺得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徐尔灏将教研组取名为“小小球队”，鼓励青年人像容国团一样为国争光。而这，也是他从学生时代就立下的远大志向。

徐尔灏

肄业博士解放前归国

1937年4月，国立中央大学的校园里，春意盎然。

徐尔灏坐在书桌前，对窗外的春光视若无睹，双眼死死地盯着摊在面前的书。作为地理系的学生，他特地买了这本牛津大学最新出版的地图册，却在翻开的瞬间不由得怒火中烧。

只见东北三省赫然被标注成“满洲独立国”。但凡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承认日本建立的这一傀儡政权，徐尔灏也是如此。

他恨不得立刻将这本地图册撕个粉碎，却最终没有这样做。在首页，他写下一篇短文，告诫自己牢记国耻，誓将日本人赶出中国大地，为国争光。

1937年徐尔灏在地图册上写下的短文

毕业后，徐尔灏留校担任助教。为了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其改变消极抵抗日军的侵略，徐尔灏带领全体助教以要求加薪为由集体请假，但被学校开除了职务。

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徐尔灏坚信“科学强国”的道理。1945年，他考取了公费留学研究生，先后在伦敦大学与英国皇家科学院深耕气象专业，期间还得到了英国皇室的荣誉接见。

1948年徐尔灏于伦敦

求学不为仕途，只在报效祖国。1948年秋，博士在读的徐尔灏得知国民党即将垮台，决心回到那片多灾多难的国土。导师几度劝他留下来完成学业与研究，但优渥的待遇敌不过爱国之心，徐尔灏坚定地说：“中国虽然条件差一些，但祖国要我回去，很多工作等待着我。”

拜别导师，徐尔灏带着攒下的三大箱书籍，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新中国气象科学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科技力量尤为薄弱。

当时全国仅有两所大学设有气象系，一所是清华大学，另一所则是徐尔灏任教的南京大学，而能讲授动力气象学这门课程的，只有徐尔灏一人。这便使得当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清华大学气象系的四年级学生，需要到南大借读一年。

徐尔灏的学生曾回忆，当时南大气象系的不少学生，第一志愿填报的是航空工程，自负成绩优异，并不甘心学习“低浅”的气象学。直到三年级时徐尔灏给他们授课后，才将他们一步步领进学术的殿堂，感受到气象学的意义。

学生们时常说：“听徐尔灏先生的课，不仅可以学到专业知识，还能从中学到独特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艺术，课堂笔记稍加整理便是一篇很好的文章……”

南大气象系毕业学生合影，前排右四为徐尔灏（1952年）

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徐尔灏自编教材，开设了十多门专业课程。许多学生从他手下走出，又与他并肩而行。曹琳是徐尔灏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担任气象系教职工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成为徐尔灏的入党介绍人。

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徐尔灏埋藏在心中的爱国热潮涌动起来，向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支部协助他学习党纲党章。

“他作为我们的老师、教研室主任，年岁又长于我，但在申请入党过程中，好像一个小学生似的虚心学习党的知识……”在徐尔灏去世30年后，曹琳仍怀念这位学识渊博却又十分谦逊的老师。

黄山下了一场特殊雨

“以任务带学科”，是徐尔灏在科研工作中始终坚持的方针。他说：“只有搞一些大项目、难课题，才能既解决气象科学中的重大问题，又可以从中培养和锻炼一批人才。”

徐尔灏与学生在野外实习

在他创建大气物理学专业初期，国家正遭受严重的旱灾，全面抗旱是迫切任务。徐尔灏带领部分教师和学生，进行了中国第一次大面积人工降雨试验。

1959年春夏之交，100多名师生开赴黄山，在方圆近百公里设置了百余个地面观测站，进行了暖云人工增雨的试验工作。

因受旱灾等影响，科研人员的住宿条件十分艰苦。徐尔灏与师生们吃住在一起，毫无教授的架子，风尘仆仆地奔波于黄山险峰作业点和皖南山区观测点，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教授以身作则，学生们没有一个人抱怨，每天的定时观测都一丝不苟。

　　1959年，徐尔灏（右）与竺可桢（左）、高济宇（中）研究人工降雨

人工降雨试验最终取得圆满成功，国家科委负责人详细听取了试验汇报后，高度评价了这一重大成就和贡献，特意将从法国进口的、当时国内仅有的两台高速照相机中的一台，奖励给了南京大学。

试验同时摘得国家科技大会奖和江苏省重大科技成果奖两项大奖，南大大气物理教研组也被江苏省委评为先进集体。

徐尔灏对气象科学的开拓与创新始终未曾止步。此后，他又创建了第一个大气湍流科研组，高瞻远瞩地开展大气扩散、大气污染等领域的课题研究，为后人留下了广阔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