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府”旁的“红色银行”

2011年6月的一天，90岁的老人沈允林坐在家中，对着一张老照片喃喃自语：“没想到，真的没想到。”

老人手里的照片摄于1947年的南京，当时只有26岁的他刚刚进入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工作。照片中，沈允林穿西装打领带，双手斜插在裤兜里，一副年轻银行白领的模样。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沈允林，如今已是头发花白的老人了。他口中反复念叨的“没想到”究竟是什么？

这还要从一张民国户籍卡说起。

沈允林老人手中拿的正是这张照片

就在不久前，沈允林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经过3年的整理，150多万张民国户籍卡重见天日。

通过这些泛黄的卡片，很多市民都可以找到当年在南京居住生活的“印记”。

想到自己解放前曾在南京工作生活过，沈允林立即让儿子前去南京市档案馆查询，想着说不定有意外收获。

功夫不负有心人，沈允林与妻子的户籍很快找到了。户籍卡显示，沈允林从民国36年（1947年）4月开始在南京居住，教育程度为高中，职业的“业别”一栏填的是银行，工作地址是太平路335号。

看着儿子带回的户籍卡，沈允林摩挲着它们，回忆起了一段传奇往事。

沈允林的户籍卡

1921年，沈允林出生在常州的一户殷实之家，读完高中后，考入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练就了双手同时打算盘的本事。

毕业后，沈允林经亲戚介绍，1947年进入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做职员。在他的工作证上，签字者为建业银行总经理龚再僧。在沈允林的印象中，他的入职介绍人和龚再僧很熟悉，两人还一起吃过好几次饭。

建业银行于1944年6月1日开业，总行设于重庆。抗战胜利后，龚再僧陆续在长沙、上海、汉口等地增设分行，南京是其中之一。

当时建业银行南京分行在太平路（今太平南路）上，门面不大，并不显眼。但这一带曾是国民政府的“金融中心”，大小银行林立，是一方繁华之地。

沈允林初到南京时，建业银行安排他住在位于八宝前街的员工宿舍，与王首民、张庆祥成为室友。

在沈允林的印象中，几个室友虽然有上下级关系，但相处融洽，王首民和张庆祥都是“很进步”的人，经常给他看从解放区带过来的报纸，这让他觉得很新奇。

沈允林的工作证，上面还有龚再僧的签名

但不久，沈允林发现这家银行“有些奇怪”。

有些事让他费解，比如银行会出钱买很多西药，送达的地方总是很神秘。还有就是，银行经常派人坐船过江，到苏北某地送钱，行踪神秘，只有少数人知道，而且账上根本看不出来。

沈允林一直没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转眼到了1949年2月，解放大军正厉兵秣马准备渡江，南京城里一片混乱。综合诸多因素后，建业银行决定把职员暂时遣散。

此时的沈允林已在南京成家，在领到遣散费后，他带妻儿匆忙回到了常州。

但奇怪的是，他注意到一同拿到遣散费的王首民和张庆祥，似乎并不急于离开南京，而是有什么事要办……

谜底，直到1951年才解开。

那年4月，建业银行迎来新生，重新开张。老员工也被邀请上班，沈允林又回到南京工作。

这次，他惊讶地发现——当年的舍友王首民和张庆祥，竟是共产党员！

龚再僧

更让他吃惊的是，自己的大领导，曾在一起吃过饭的建业银行总经理龚再僧，也是共产党员！

自己所在的建业银行，竟然是一座“红色银行”！

这座“红色银行”的缘起，童小鹏（周恩来秘书）在《风雨四十年》中曾有记载。

“为了求得企业的生存，范旭东（中国化工实业家）打算自己创办‘建业银行’，以取得周转资金。周恩来知道后，指示龚饮冰与刘少文、卢绪章（为党在社会上做经济工作的）商量，又与范旭东晤谈，决定参加建业银行的筹建，以党的营运经费参加，在资金（起先是17%，后来44%以上）、人力（龚饮冰任常务董事，后任总经理）方面给予支持。”

书中的龚饮冰，便是龚再僧的原名，早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人经历十分传奇，据称天赋异禀，精通财务，善于金融，曾任中央主管会计，后受周恩来领导，一直从事国统区的地下工作。

 1949年5月28日，原建业银行总经理龚饮冰（左一）作为军代表率队进驻中国银行

1943年，他听从秘密指令，创办建业银行，在下属分行均安排有地下党员，党员间单线联系，借银行职业掩护进行秘密革命工作，连续达五年之久。解放后，他被任命为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等职，因为有地下工作经历，被杨尚昆誉为“无名英雄”。

有趣的是，因他曾经用佛门居士伪装过身份，被毛泽东笑称为“和尚部长”。

资料记载，  1949年5月28日，龚饮冰手持陈毅、粟裕亲自签发的命令，率队来到上海外滩接管中国银行，一些老行员看见身穿解放军军装的龚再僧时都惊诧万分：“他不是外滩的建业银行总经理吗？”

这种惊诧，沈允林感同身受：“解放前，我只知道龚饮冰和王首民一个是大老板一个是部门领导，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

1976年，龚饮冰去世。2013年，沈允林去世，享年93岁。

南京，昔日的太平路335号，距离  “总统府”只有千米左右的距离。很难想象，在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地带，竟然活跃着这样一批地下党，运转着一家神奇的“红色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