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南京也掀起了反帝斗争的浪潮。
“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死难同胞报仇”……怒吼声响彻南京街头。全市大中学校师生和各界爱国团体纷纷上街游行,巴金和同学胡风也在游行队伍中。
五卅运动时期南京各校学生示威游行
胡风在“五卅”运动中充分展露其“雄辩员”风采,给巴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日后,巴金以胡风为原型,创作出《死去的太阳》中的主人公“方国亮”。
“五卅”运动对当时还是一名中学生的巴金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朋友沈从文所言,巴金由一个“带着游侠者的感情”之人,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负笈南京,孵育文学之梦
1923年,19岁的巴金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附中(即今天的南师附中)。
初到南京,巴金穿着深灰色布长衫,圆圆的脸庞,顶平额宽,一望而知是个聪慧的年轻人,但他性格腼腆内向,带着四川口音,与人交谈时,不细听还听不清楚。三哥李尧林与他同时考入东大附中,个头比巴金稍高一点,脸型瘦长,说起话来声音清亮、流畅。
当时,东大附中校址在四牌楼。巴金和三哥住在学校附近的北门桥鱼市街21号,房间里除了几件铺盖行李和书本外,身无长物。“我总会想起在南京北门桥一间空阔的屋子里,我们用小皮箱做坐凳,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埋头在破方桌上读书的情景。我们在那间空阔的屋子里住了半年,后来又搬到前面另一间狭小阴暗的屋子里住了一年。”巴金回忆道,“我们常常会做梦,梦是我们的寂寞生活中惟一的装饰。此外就是家信。”
国立东南大学附中
年轻时的巴金
南京的夏天有如火炉,冬天又特别冷,巴金常常被冻得直跺脚。书读累了,他会走出屋子,后门外有一片菜地,种着青菜、西红柿、黄瓜等,蔬菜瓜果的清香,让巴金顿感清爽。有时,他也会与三哥或同乡下几盘象棋,缓解一下学习的压力。
巴金先在补习班学习英语,第二年插班,就读于高三年级。他的同学中,有胡风、常任侠等人。
巴金和胡风曾在同一个课堂上听老师讲世界史,还在校刊上读过胡风的文章。同为文学青年,他们彼此钦慕对方的才华。与内向腼腆的巴金不同,胡风在东大附中作为演说健将出名,当时被称作“雄辩员”。
胡风(资料图)
南京,在巴金的传奇人生中是一个重要驿站。
在长篇小说《家》中,主人公觉慧对大哥觉新说过一句话,“我不能够在家里再住下去了,我要走……”那时觉慧18岁,正是巴金离开成都、外出求学时的年纪。《家》是以巴金青少年时期的亲身经历为基本素材创作的,带有自传性质。巴金曾说:“要是没有我的最初十九年的生活,我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
“五卅”运动,以胡风为原型创作小说
当“五卅”运动的巨澜席卷到南京时,东大附中迅速成立了“反抗上海外人惨杀华人东大附中后援会”,并发表宣言与通电。在后援会职员名单中,胡风当选为“委员长”之一。
作为“雄辩员”的胡风活跃于“五卅运动”中,在街头向市民演讲,声援下关工人的罢工行动,创办了《人权日报》。当时,共产党人萧楚女以全国学联代表身份,到南京指导青年运动,负责《人权日报》的编辑与言论。
在“五卅”运动中,许多青年转向左倾,“脱离了胡适之而走向了陈独秀”。巴金目睹过胡风的演讲,与他一道参加游行,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胡风等革命青年的精神气质。
“五卅”纪念章
后来,他以胡风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方国亮“报告这几天的工作情况,他竟激动到在讲坛上乱跳,他嘶声地诉说他们如何每天只睡两三小时,辛苦地办事”……生动地描写了胡风等革命青年的斗争形象。
1925年的夏天,巴金和三哥李尧林从东大附中毕业。他前往北平,准备投考北京大学。但在体检时,医生怀疑他有肺病。巴金在北平的寓所里读鲁迅的《呐喊》,新文学两代人的血脉就此连通。半个月后,他返回南京,随后去了上海,投身到文学活动中。
1932年1月25日,应友人陈范予之邀,巴金重返南京。他随身带着稿纸,以期为中篇小说《海的梦》寻找创作灵感。
这时,“一二八”事变发生,驻扎上海闸北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军的进攻。被困南京的巴金,将《海的梦》改为一篇抗日的小说。“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愤怒放进了我的小说。小说里的感情都是真实的。”
就这样,他带着一颗惦念南京的心, 带着小说《海的梦》的七页手稿回到了战火中的上海。
巴金(资料图)
此后,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巴金一直没有忘记南京。晚年的巴金,定下不接见客人、不题词、不担当荣誉职务的“三不”原则,却为母校南师附中破例,亲笔题词“掏出心来”。1982年,南师附中80周年校庆,他给母校写了亲笔信,并捐赠自己的文集和其他书籍,在所赠的每一本书的扉页上亲自盖上自己的印章。
1992年,南师附中90周年校庆时,学校为巴金塑了铜像,镌刻上他所题写的“掏出心来”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