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风暴 南京“刮骨驱毒”迎新生

吏治腐败，贪污成风，这是中国封建官僚政治的不治之症，也是国民党政权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南京解放后，共产党人带着渡江胜利的战火硝烟，开始踏上建设新南京的执政新征程。

长期以来，南京一直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又是一个官僚消费城市，旧社会的遗毒很深，享乐拜金主义盛行。

当时许多国民党的旧公务人员中的旧思想、旧习惯还没有得到改造，一部分刚从部队和解放区来的党员干部中也存在着“革命到底，可以享受”的思想。

在革命的转折关头，中共南京市委、市政府采取种种措施，带领全市人民同旧社会遗留的恶习和毒素作了持久不懈的斗争。

廉洁自守，厉行节约

解放初期，中共南京市委就及时告诚全体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要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警惕腐朽思想的侵袭。刘伯承等领导同志号召“全体干部执行党的政策，坚定自己的立场，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反对堕落腐化的倾向。”

1949年4月，刘伯承（前左一）等步入庆祝南京解放大会会场

当时的南京，工业落后，农业凋敝，100多万人中产业工人不足2万，农业人口不足10万，失业、无业人口达50万。

由于全国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政局动荡，物价不稳。1949年华东地区水、旱、雹等灾害相继发生，灾民大量涌入南京。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共产党人必须自身廉洁自守，厉行节约，才能带领人民共渡难关。

吏治腐败是国民党政府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在即，而国民党军官却依然是歌照唱、舞照跳

1949年7月5日，市政府以市教育局为试点，召集各单位负责人，检查存在的浪费问题，批评了洗衣不用盆、不关水龙头、睡觉不关灯、闲杂人员无事可干的现象。

7月14日，市军管会和市政府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动员开展节约运动，希望“进城别忘农村，住了楼房别忘草房”，不要“一饱忘了十年饥”，机关要发扬抗战时期“一纸三用”的精神，并用闯王李自成因胜利后腐化所引起的悲剧提醒大家，要时刻居安思危，牢记“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与此同时，市委还要求各机关单位做到：水电、汽车等开支必须严格实行华东局规定的标准；各机关事业费必须减少;招待力求朴素；一切集会务求简朴，力戒铺张；对内严格执行饭票制度；鼓励干部处理好自己的日常生活，鼓励薪给制干部适当降低标准。

节约运动开展后，市政府决定所属各单位夏天一律不准装电扇，以节省电力。十一区政府干部决定每日节约一两粮，直至全国完全解放。

当时干部实行供给制，生活比较清苦，许多吃小灶的干部也改吃大灶。政府机关自局长至炊事员都节衣缩食，捐出部分口粮金、津贴、烧火草金。

由于干部带头，南京各机关单位在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的3个月中就捐款1.88亿元，粮食5600多公斤，衣服28046件。

强化党纪，抵御腐蚀

数据显示，到1949 年10月，南京共有中共党员5314人，由于调动频繁，组织多变，军队党员转入地方，因而“南京党内还存在相当普遍的不安心工作，与地位观念的个人主义及某些无组织状态”。此外，南京地下党员很多是在淮海战役后发展的，也存在一些组织审查不严和组织不纯的问题。

由于对党员缺少系统的思想作风教育，党员抵御腐蚀的能力不强，个人主义、居功自傲、闹地位、闹待遇等倾向滋长起来。例如开会少发一张戏票，没拿到的人便说这是待遇问题；参加会议列席就不高兴；看到留用人员拿薪水，生活比自己富裕，就认为自己吃亏了；还有许多干部经不起城市的物质引诱而贪污腐化。

据1950年统计，9个月内，有241位党员干部违纪（其中县级以上干部31人），占党员总数的3.16%，其中贪污腐化以至脱离革命的占违纪总数的69.6%。干部中还存在以权谋私现象，90名局处长以上党员干部中，有35人介绍了99个亲友参加工作或学习。

为进一步加强党的纪律教育，1950年3月31日，南京成立了由唐亮、陈修良等9人组成的中共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有无违犯法令、法律及政策的行为，有无损害群众利益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行为；受理审查党员的违反纪律的处分”。

纪委成立后的16个月中，受理和处分了犯有贪污、受贿等经济问题的党员干部106人。市纪委还十分注意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纪律检查，并及时指出，“某些高级机关与个别高级干部，违犯政策纪律与官僚主义现象，往往成为产生问题的客观原因”，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自己，成为执行纪律的模范。

廉政建设，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监督。1951年月，由任崇高等20人组成的南京市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成立，在机关、学校、国营、公私合营企业部门以及人民团体中，聘请监察通讯员75人。在各所在单位，监察通讯员“遇有违法失职，贪污浪费和损害国家人民利益者，随时主动搜集材料，向领导和监委反应。”

舆论监督，打击犯罪

为打击贪污犯罪，党报发挥了积极的舆论监督作用。南京解放初期，在党报重要版面，时常可以看到对机关、党员干部的批评处理决定。

1950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头版公布对一名税务干部贪污渎职的处理决定，并且还揭露自来水厂部分留用人员挪用公款，将大部分水费拿去放高利贷的行为，指出“这种丑事是旧社会余毒的影响，是反动统治最可鄙、最可恨与最可耻的遗物之一，我们要用革命精神与各种贪污渎职的罪行作斗争”，“特别是党员犯了这种十分严重的错误，尤其要认真检讨，给予应得的处分”，“我们如果不能战胜贪污渎职行为，我们就有被腐蚀的危险”。

1950年6月7日出版的新华日报

6月7日，中共南京市委在《新华日报》上批评部分机关“挪用公款、错误经商”。同月，《新华日报》又公布了对华东贸易部浦口转运站集体贪污案的处理决定。

该报《读者来信》栏目还经常登载群众对政府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揭发，以及违纪者的公开检讨。

由于党报监督作用的加强和纪检工作的扩大，从4月以来，犯错误的事件开始减少，1950年4、5、 6月三个月，所受理案件仅38件。

1951 年，市监委会同市纪委组织专案检查组，对7件影响较大的贪污浪费损失案进行重点审理，并将处分决定在市政府的《市政府生活》、公安局的《南京公安》和《新华日报》上予以公布，使犯错误者及机关工作人员同受教育。

南京解放初期的廉政建设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