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上海中共地下党员徐荇寝食难安——他单线联系的上级消失了。
安全起见，他与同为地下党员的妻子商沅君暂时躲避到了南京亲戚家中。
三个月后，徐荇夫妇才收到党组织的消息：联系人被捕了，但没有暴露身份，关了一个多月就出来了。
徐荇夫妇
在躲避和等待工作期间，徐荇有了新的联系人，化名“罗亭”。
“母亲已经来了”
从上海到南京没多久，一个陌生人找到徐荇，交给他一封署名“罗亭”的信件。
徐荇从来人口中得知，自己和妻子的组织关系已经由上海转到南京，与南京党组织的联络暗号是“有没有大米卖”。
另外，来人还帮徐荇夫妇办理了在南京居住的身份证。
徐荇
徐荇在南京的第一个任务，是与一个要求进步的富家子弟凌定贤交朋友。
凌定贤是茅山一位绅士的儿子，徐荇要以朋友的身份到他的家乡办小学，发展他入党，并利用他的社会关系做工作，准备配合茅山地区新四军的战斗。
然而，就在徐荇找到凌定贤时，南京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朱启銮按约定的暗号找到了他。
朱启銮告诉徐荇：“去茅山办学校的事南京党组织知道，现在不用去了。”
于是，徐荇中断了同凌定贤的联系，并用暗语写信告诉上海的联系人“母亲(南京党组织)已经来了”。
南京地下党的一号人物
根据朱启銮的指示，商沅君在南京白下路中国银行门口，与领导自己和丈夫徐荇工作的新上级取得了联系。
这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当时，夫妻俩并不知道，她就是南京地下党的一号人物——市委书记陈修良。
陈修良
从那以后，陈修良常约地下党的同志，到徐荇居住的小火瓦巷私宅开会。每个月，陈修良发给夫妻俩几块银元作为生活费。
一开始，徐荇给陈修良做秘书工作，保管党的文件，处理公文，整理调查材料。
看到徐荇能写，陈修良就让他编一本《中共怎样处理工商业》的小册子，准备解放南京后用。
一次，陈修良还专门让徐荇写一篇驳斥时任代总统李宗仁的文章，她要拿去考验一个杂志，看对方敢不敢登。
古诗破密电
1949年2月，南京解放前夕，陈修良交给徐荇一项新工作：联系地下党的一个秘密电台。
徐荇开始与两名地下党员直接联系。其中一个人潜伏在国民党空军司令部，负责收集情报;另一个叫李瑞敏，他负责用秘密电台与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某部队联络。
陈修良告诉徐荇：“他们两个人负责搞情报，你负责在收到密码电报时翻译成文字。”
陈修良让徐荇背熟两句诗“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并说以后再告知用这两句诗破译密码电报的方法。
联系电台是一件重要且危险的工作。陈修良告诉徐荇，敌人装备有一种检波器，可以收听到电波，进而发现电台的位置，因此工作必须十分小心。
在徐荇联系电台后，陈修良就不再与他直接联系了，而是派了一名有经验的地下党员作为她与徐荇之间联系人，以防万一。
两人每次会面，都将地点选择在繁华闹市，经常是在南京中央商场附近的街上，只要发现有人注意或者盯梢，两人就立即分开，约定下次再联系。
南京解放后，南京市委重组，徐荇被调往《益世报》《新民报》《南京人保》等报社工作。
虽然从事地下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徐荇一直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后人亦能从他的回忆中窥见黎明前的黑夜里，南京地下党员超人的智慧、顽强的意志和精妙的计谋。
参考资料：《求知者的故事》 作者徐纪新（徐纪新是徐荇的儿子，曾任中宣部《党建》杂志总编辑，现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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