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飘扬的红旗，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旗裤上标着“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几个大字；
一位英姿勃发的红军小号手，头戴八角军帽，腰挎手枪，昂首站立，迎着朝阳吹响前进的号角……
这是由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拍摄的名为《抗战之声》的照片，后来成为《西行漫记》一书的封面。
从此，《西行漫记》流传到哪，军号声就吹到哪里，无数中华儿女在它的激励下，奔赴抗日前线。
少有人知的是，“小号手”还曾和南京结缘。
《抗战之声》
不会吹号的“小号手”
1936年，斯诺来到了宁夏豫旺堡——彭德怀率领的西征红军所在地。
采访期间，斯诺对红军小号手格外关注。在他所写的文章中，时常出现号手的身影：
“在豫旺堡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军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
“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刚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在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的响亮号声已连接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
斯诺想要用随身带的相机拍下号手吹号的场景，但号手们大多面黄肌瘦、衣衫破旧，有的就穿着灰色短裤，戴着褪了色的帽子，只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能让人看出他的身份。
正当斯诺遗憾没看到合适的人选时，一名身穿新军装的年轻战士进入了他的视野。
这名战士就是后来的开国少将谢立全。
谢立全的新军装得来不易——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陕边境地区胜利会师，没想到敌人从后方突然袭击，不仅俘去了20多人，还把后方存放的做棉衣的棉花、布料一扫光。
在上级的批准下，红军展开了反击，谢立全与战友在夜色中偷袭敌人师部与团部，不仅顺利解救了被俘同志，还缴获几百匹马，这些马后来全部上交，成立了骑兵团。
鉴于谢立全的出色表现，组织上奖励了他一套新军装。
也正是因为这套军装，让谢立全成为斯诺的“理想号手”，拍摄时，由于谢立全并不会吹小号，照片上的他还将号嘴顶在了唇下。
1978年版《西行漫记》
离开红区后，斯诺写了许多轰动一时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新闻报道，并将其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其中中译本《西行漫记》于1938年在上海问世，封面便是正在“吹”小号的谢立全。
小号手闻名全国。
一份画报揭开尘封36年的秘密
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点将，调谢立全任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
1955年，38岁的谢立全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等奖章。
1959年参加将军合唱团时的照片
兢兢业业做教育工作的谢立全，似乎将这段摄影“模特”的经历淡忘了，对妻子儿女都不曾提起过——直到1972年斯诺去世，他才将这个尘封了36年的秘密说出来。
当时，谢立全在北京出席会议，无意中看到了《人民画报》上刊发的毛泽东为悼念斯诺所发的唁电。四个整版记录了斯诺的生平，还配发了斯诺拍摄的不少照片，《抗战之声》就是其中的一幅，小号手赫然醒目。
他把故事写信告诉了妻子。信的末尾，谢立全强调道：“这张相片登载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总之，如果不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就要跌跤子的。”
不幸的是，后来谢立全被诊断出患有癌症。知道病情后，他请人将这张照片冲洗了6张，留给妻子和五个子女作为纪念。
谢立全之子谢小朋回忆，父亲总说比起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他作为幸存者，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斯诺去世的第二年，谢立全也离开了人世。家人将照片嵌在其骨灰盒上，永远地陪伴着他。
时间一晃到了1996年，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为筹备拍摄一部专题片重走长征路。在谢立全的家乡江西兴国，摄制组人员发现了他写给妻子那封信的影印件，在中央电视台和《解放军报》的相继披露下，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终于为大众所知。
2015年，谢小朋与斯诺的后人在北京见面，并将珍藏已久的一本《西行漫记》送给对方。
那一刻，人们耳边仿佛传来嘹亮的军号声……
声润文都 共读南京——《南京解放史》有声诵读开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