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7日，人民币诞生刚满一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其中一句话掷地有声：“我们解放区的货币正配合着战争的胜利，迅速扩张它的流通范围。”
半年后，南京解放。
这句话在随之而来的金融战中得到有力的印证。
1949年4月28日，在南京解放5天后，南京市军管会成立；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南京人民喜气洋洋，敲起胜利的锣鼓，欢庆新生活的开始。
然而，在当时的南京城里，旧时期的金圆券、银元仍在流通，物价不断上涨……无序的金融市场，亟需新生政权迅速厘清，还百姓太平生活。
安民心，废止金圆券
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权仓皇逃往台湾，原本存放在中央银行金库里的450万两黄金搬运一空，残存的只是数目听上去“满坑满谷”的几十万亿金圆券。
解放后的南京，人民币的直接敌人就是金圆券。要稳定金融物价，首先就要废止金圆券。
面额“陆拾亿圆”的金圆券
当时，金圆券漫天飞，币值一跌千丈。金圆券是国民党政权于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的。发行9个月之后，1元金圆券的购买力缩水得只相当于9个月前的0.000000155。想买一粒米，都得用130元金圆券。一张1949年发行的“陆拾亿圆”金圆券，堪称世界上面值最大的纸币，在当时的只能买到70余粒大米。
这种样子的货币，已经丧失了价值储藏和交换媒介的职能。人们一拿到纸币，仿佛获取一只烫手山芋，忙不迭地尽快换成实物。南京解放前夕，一名上班族领薪后的头等大事，就是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黑市换掉它。手里的钱刚刚还能买5斤大米，几分钟后就连一张草纸都买不到了。货币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掐秒表计算了。南京城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工资像雪团，放会就化掉。”
1949年5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开始营业，限额收兑部分金圆券。第二天的《南京日报》发表文章《眼看伪钞成废纸，市民争兑人民券》，真实再现了当时场景：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当日起在鼓楼金城大楼(国民党中央银行原址)办公……全市分17处同时收兑，5月2日比率是一比四千，以后每日将挂牌逐日更换……”
原中央人民银行改称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当时，人民币尚被称为“人民券”。这篇报道还写道，新街口、大行宫、鼓楼、三山街等兑换点，从早上9点起就有人排队。从5月2日至5日，在短暂的四天时间内，南京就基本上肃清了市场上的金圆券。据统计，共收兑金圆券876亿多元，兑换人数82482人，兑出人民币1298万多元。
稳物价，打赢金融战
1949年6月上旬，投机商从无锡等地大量收购银元，去上海出售，使得银元价格一天涨2倍至3倍。有关国计民生的大米、面粉、纱布等价格也因此上涨。
在南京黑市流通的银元也不少，部分银元贩及少数商人互以银元买卖或以银元作价支付，影响币制，紊乱物价。“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南京，有不少市民也去抢购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用品，或者奔赴黑市兑换成银元，以至于出现人民币清早从银行投放市场、傍晚又回流银行库房的“一日游”现象。
宣传拒用银元
5月17日，南京市军管会发出布告，不得以银元为流通币，但允许人民持银元向人民银行按牌价兑换。此举对平抑物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月2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为保障人民生活的安定，又出台规定：由市人民银行和工商局等部门根据市场价格计算“折实单位”，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和公私企业均按折实单位发放工资，同时银行举办折实单位储蓄。
“折实单位储蓄”是我国金融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新型储蓄业务，每个“折实单位”，是12磅龙头细布1尺、中熟米1升、豆油1两和统煤1斤。
这四种百姓生活必需品按每天的牌价，以人民币折算成为折实单位存入银行。如果物价上涨，牌价也就相应提高。后来，共计收储1789073个单位，含人民币89561万余元，保障了全市近七分之一人口的生活。
这一年的初夏，老红军蔡长风从华东野战军供给部部长任上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南京市财政局局长，投入到新的战斗中。
蔡长风
蔡长风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第一军团师军需处股长、八路军六八五团供给处主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供给部部长等职务。这位“老后勤”在南京工作时间不长，但在他的部署指挥下，有力缓解了南京市场上供求矛盾，物价很快趋向平稳。
1949年10月金门战役后，离开部队5个月的蔡长风重新穿上军装，即刻奔赴福建前线，领导部队后勤工作。
此时，南京城里，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金融斗争已经结束。新生的人民政权及时遏制了通货膨胀的局面，建立起稳定的金融秩序，赢得了民心。
古城南京，开始谱写壮丽的历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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