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二十年 共产党人归来

1971年1月30日下午，汪维恒老人永远地阖上了眼睛。

在此之前，他已经好几天不能说出完整的话了。然而“我要求”三个字，他一直喃喃于唇间，坚持到油尽灯枯。

站在一旁的儿子汪仲远早已泪湿衣襟，他知道父亲临终前不停念叨的是希望恢复他的党籍.......

潜伏敌营二十年

汪维恒的“潜伏”生涯，始于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时期。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是宁波地区最早的4名共产党员之一。1928年，汪维恒遵照党组织指示，利用军需官学校毕业的优势，到南京打入国民党军需界，潜伏下来等待组织联络。

谁知这一等竟是十几年，汪维恒与党组织完全失去了联系，政治生命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潜伏的日子里，汪维恒背负着沉重的压力。为了坚持自己革命到底的决心，原名“汪益增”的他给自己改名“维恒”。

“维恒”二字，成为汪维恒在白色恐怖中坚强自省的写照。

等待寻找党组织的同时，汪维恒也没有闲着。他利用职务之便，在南京、洛阳、商丘等地救助、转移走散的地下党员。

1945年11月汪维恒在重庆

1938年8月，中共南京谍报机关的史永(后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找到了汪维恒。对汪维恒来说，在长久的等待后，终于又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其后，汪维恒将所掌握的几乎所有重要战役、国民党军队调动、武器弹药、军队运输补给等情报，源源不绝地传至党中央。

1943年，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部准备袭击八路军。得到消息后的汪维恒焦急万分，立即借故赶到重庆，秘密辗转找到周恩来、林彪、伍云甫等人，汇报了西北各省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情况。

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八路军提前做了应对工作。

后来，蒋介石发觉八路军已发现其企图，并做好了准备，因此没有贸然行动。

临危受命去台湾

去台湾，是汪维恒“潜伏”生涯浓重的一笔。

1948年6月，汪维恒接到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的命令：去台湾，负责为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作后勤供应准备。

此时，汪维恒已是国民党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兼经理署副署长，少将军衔。

曙光在前，却突然接到了赴台任命，汪维恒陷入了深思。他知道这一去，能否再回大陆是个未知数。

然而考虑到国民党军退守台湾后军事部署、武器配备、后勤基地等军事情报的重要性，汪维恒在向组织汇报后，毅然携全家赴台。

为了配合汪维恒的行动，党组织派遣地下党员许汉城同往台北，以印刷厂厂长名义往返台湾与大陆之间递送情报。

1948年汪维恒与家人在台湾

在他们二人的配合下，台湾的军事情报——部队换防、武器配备、美军顾问团活动情况一一送回大陆。

1948年底至1949年初的短短几个月里，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汪维恒预感到最后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他时刻了解新动向，准备一旦接到密令就立即撤离台湾

据汪仲远回忆，他偶然一次因病睡在父母卧室里，半夜听见收音机声醒来，抬头见他们在听新华社广播。

1949年春，汪维恒突然接到史永的一封信，信里有一首盼故友回归的诗，意思是：迅速撤离台湾，返沪迎解放。

汪维恒立即向上司陈诚请假，借口母亲患病，先行返回大陆。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将全家留在了台北，其实妻儿离台的准备工作早就悄然就绪。

1950年初期，汪维恒与家人合影

归来的共产党人

1949年5月初的一天，放学归家的汪仲远被人抱起，塞进了一辆早已等候的轿车。一家人乘坐这辆轿车风驰电掣般开往基隆港，登上了最后一班返沪的轮船。

汪维恒一家人有惊无险，回到了上海。

先期回到上海的汪维恒被陈诚任命为驻沪淞沪区补给区副司令。

1949年5月27日，汪维恒以“投诚”形式率员向军管会代表顾准等人交接。当他告诉顾准自己是1924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时，顾准当场惊呆了。

眼前这位五十多岁的国民党少将，竟然党龄比自己还长十几年！

1950年中期，汪仲远与父母合影

潜伏国民党军需界二十年，汪维恒一直以共产党员身份做地下工作。然而解放后他才知道，自己的党籍并没有恢复，他重填的入党申请书因当时红岩办事处撤退匆忙而销毁。

虽然心里因此很苦恼，但汪维恒始终没有放弃要恢复共产党员身份的心愿。他曾对史永说过：“我已经老了，一生寄希望于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现在成功了，即使让我做个社会主义的清洁工，我也是开心的。”

汪维恒去世八年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发来1027号批文：“恢复汪维恒党籍。党龄自1924年1月算起。”

汪维恒的遗愿终于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