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着大西南走

1949年的6月，南京城迎来了又一个酷暑。然而，比天气更热的是“解放大西南”的参军热潮。

南京市军管会发出“把胜利的红旗插到西南去”的号召后，大中学生、进步青年们毅然报名参加了西南服务团。

“走，向着大西南走！西南的同胞不能再等待，他们是处在水火中，他们现在是渴望着解放……”

八千里“小长征”中，一曲《走，向着大西南走》成为服务团成员们的青春记忆。

“我三五年就回来了”

南京是西南服务团的组建地，也是出发地。

1949年10月，西南服务团一万六七千人大军，浩浩荡荡地从南京出发。

其中，在南京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有三千余人，大都被编入了云南支队。该支队一、四大队由1400余名学生组成，来自南京市立第一中学的蒋克诚、汪作民等人就分在了一大队中。

南京市立第一中学参加西南服务团同学合影留念，后排右起第二人为蒋克诚，第三人为汪作民

西南服务团组建时，南京市学联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市一中动员高中毕业生参加。蒋克诚耐心说服了母亲，带头报名参加，在他看来，这是自己作为新青团团员的光荣责任。

早在1947年，蒋克诚就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当国民党高举起屠刀时，蒋克诚冒险通过封锁线，护送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前往苏北解放区。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磨练出一身铮铮铁骨。

在蒋克诚弟弟蒋汉诚的记忆中，哥哥离别的时候，母亲像是预感到什么一样，执意不肯让他走。蒋克诚一边拉过弟弟的手，一边宽慰母亲：“我三五年就回来了，家里还有弟弟在。”

拗不过儿子的倔劲，母亲含着眼泪看着穿着军装的蒋克诚渐渐远去。这最后一面，竟是永诀。

行军八千里，步行三千里

服务团乘坐的是铁皮闷罐车，紧闭的车门只留一条小缝。一截车厢里挤了一百多人，大家分成两排，各自头靠着车厢席地而卧。

西南服务团离开南京时经过挹江门

数十年后，汪作民回忆那段坐闷罐车的往事时，仍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当时一点没觉得苦。”

10月6日，中秋佳节，闷罐车因铁路阻滞停了一整天。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服务团成员们吃着部队发的月饼，在各个停靠站台上举行起了联欢晚会。

郑州一名铁路工人曾把西南服务团称为“少爷兵”：“二野、四野的大军经过郑州的太多，但总是一到就走，有时连开水都没有，干吞了几块饼干就走，可西南服务团经过这里时，上级总要求给你们做饭吃……”

但他口中的这群“少爷兵”，却在团长宋任穷的带领下，从湘潭开始三千余里的徒步行军，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每个人除了背着自己的背包，还要带米、盐、柴等物，轮流扛步枪，每天路程少则五六十里，最多达一百里。

行进中的西南服务团

蒋克诚时常替女团员分担重物，尽管他自己脚底也磨出了一个个水泡。每当部队到了宿营地，他都主动替大家背稻草铺地铺，自己睡在外围，把背风处让给别人。在后来的一次评选中，蒋克诚被评为一中队行军模范。

1950年3月8日，出发5个月后，云南支队一大队到达云南玉溪，成功与原滇中地区的地下党会师。

“辣燥”的干部永远留在了红土地

当蒋克诚跋涉在路上时，家中的母亲一直牵挂着儿子的音讯。每当收到来信时，都止不住地看了又看。

“有一天收到了哥哥的来信，告诉我们他在奔赴大西南的路上，说解放军如何保护学生兵，我们得知宽慰，希望天天能收到信。又有一天收到了哥哥的信，告诉我们他已被分到云南易门县，负责当地青年团和征粮，我们感受到他工作的艰难和危险……”蒋汉诚在怀念哥哥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云南地处偏远，民族众多，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情况异常复杂。蒋克诚被分到易门县后，奉命前往韩所乡协助征粮。

他每天走村窜户，向乡亲们宣传革命形势，大伙都夸奖：“共产党真了不起，培养出那么辣燥（能干之意）的干部来啊!”

随着征粮工作的开始，国民党残留匪特和地方反动势力愈发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沆瀣一气企图负隅顽抗。1950年4月27日，成百上千的匪徒聚集，攻打区、乡政府，以重金缉拿支队人员。

陈赓、宋任穷为征粮剿匪烈士题词

在匪徒的一次突然袭击中，蒋克诚寡不敌众被俘，与其他11名战友一同被棍棒活活打死，牺牲时尚不满20岁。韩所乡的人民为了纪念他，曾一度将该乡命名为克诚乡。

如今，易门城郊的烈士陵园内，英烈们长眠于此。那拂过松柏的微风知道，曾有一群来自南京的年轻人，在这片红土地上洒下他们的热血。